谢冕 青春后半程
上周，《夜光杯》发表了谢老师为我的新书所作的序《难忘青春岁月》，非常吻合我诗集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谢老师的夫子自道，他的人和文章的状态，一直处于青春后半程，热情，开朗，爽快的笑声，无忌的天真，没有一点“成熟”和“老迈”。
1 “不要叫我谢老”
每次见到谢冕老师都特别的开心，那种开心是发自生命内部由衷的欢乐。谢冕老师已经93岁了，他思维敏捷，反应迅速，丝毫没有一点迟暮与呆板，步履矫健，启动起来比我快。
多次有人尊称他“谢老”，他颇不以为然，说：“叫谢老师就很好，不要叫谢老。”故我们亲切地自然地叫他谢老师，似乎很少会想到叫他“谢老”。他婉拒“谢老”的称谓而坚持“谢老师”，一是他不觉得自己“老”了，二是他内心里对老师这个岗位的无限热爱。
谢冕生于1932年1月，1949年入伍参加革命，1955年考入北大，之后留校担任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再也没有转换岗位。老师是他终身的职业，也是学生们最挚爱的导师。谢老师以诗评名闻天下，谢冕先生年轻时曾经渴望当一名诗人，之后他通过诗评的方式来寻找诗意，来展现诗意，来读解诗意。上个世纪80年代，朦胧诗刚刚出炉，一时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质疑，谢冕先生以他的敏锐和直觉发现潜藏其中的中国新的美学的崛起，引发了中国诗歌的变革以及之后文学的改革与开放。数十年间，谢冕先生觅诗不息，弘美始终。
我生而愚钝，自然没有在北大读书当面聆听谢冕先生教诲的机会，但对谢冕先生仰慕久矣，最早读到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就开始写诗，写谢冕先生推崇的那种诗风。1985年3月我在《文学评论》的培训班上听过他的一次授课，他谈论中国当代新诗潮的发展走向和审美特点，如醍醐灌顶般“唤醒”了我，我当时渴望当一名诗人，但听了谢老师的课之后，我决定撰写诗歌评论，我觉得好的诗评的价值一点也不逊色于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年半之后，我居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历史·瞬间·人——论北岛的诗》，可以说没有谢老师的那次授课，我是不会写出这样的诗歌评论的，也不会写出《废墟之花——朦胧诗的前世今生》这样的专著来。
谢冕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偷师”，等我见面和他说到这个事的时候，他淡淡一笑，似乎没有听见一样，及至前不久他为我的《青春诗抄》写序时，仍没有提及此事。我知道，受到谢冕先生影响的不仅是我一个人，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他的那篇《在新的崛起面前》和王蒙先生的《夜的眼》一样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源远流长，迄今依然。谢老师的学生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编外学生”，我很惭愧，我们这些后来者，都受过他思想的滋润。如果要忝列他的学生，则有高攀之嫌。
谢老师为人谦和，又注重礼数。1987年冬天，我跟随谢冕老师的同学，《文艺报》的领导去拜访他，他正在指导一位研究生，一看见我们来了，他就让他的研究生称他的同学“老师”，我的领导说，这是王干。谢老师忙让他的研究生称我王老师，研究生年龄和我相仿，我哪里受得了北大的研究生称老师，一时手足无措，脸红了。有一次我和谢老师在深圳座谈，聊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他说，是的，他当时是该叫老师。
1993年夏天，《大家》创刊，我作为策划人，去北京请谢老师当诗歌栏目的主持人，谢老师立即答应，而且分文不取，这让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启动的时代，当主持人拿钱是理所应当的。当时我还邀请了王蒙、汪曾祺、刘恒等做主持人，居然都是义务的，现在想来颇为惭愧。虽然我自己为了文学期刊的发展和多元，也是一个志愿者，没有报酬，但我总觉得我和《大家》欠他们一个“人情”。《大家》创刊号上于坚的诗歌《0档案》曾引起争议，谢老师在各种场合为之辩护，护犊子一样倾力。
谢老师对青年的好，近乎无条件。1986年，我在高邮工作，和我同住一个大杂院的长头发诗人小朱，无数次炫耀他拜访谢冕先生的场景。当时他到北大中文系去找崇拜已久的谢冕先生，中文系的人告诉他谢老师住畅春园。他去了畅春园居然很快找到了谢老师的家，陌生的造访，谢老师一点也不介意，他热情地接待了小朱并且给小朱和高邮年轻诗人热情的鼓励。小朱回到高邮，逢人便说，见到谢冕大师了！谈了两个小时！
2 “文章啥时候发表”
2021年谢冕老师要出版他的美食散文集《觅食记》，饭桌上谢老师见我对美食还算内行，就鼓动我说，王干，你写个跋吧。我受宠若惊，答应之后，又有些觉得自不量力，好在谢老师宽怀，我的《觅食与觅诗》成了他散文集的后缀。
今年我的《王干青春诗抄》要出版，我想请他作序，以壮声威，但又担忧他年岁已高，让他辛劳。我先发电子版，他说看得很累，但勉强能看。后来他说最好有纸质版的，我立即打印快递过去，没想到隔了一天，他就发来序文，并开玩笑说，“伟大的新诗人”，“是否合适”？之后迫切地问我发表时间，可爱得像一个初次发表文章的文学青年。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微信夸赞谢老师的文章写得好，我在转发他的序言时写道，“三流诗歌一流序”，写诗如此，足矣！
前年他的膝盖出了点问题，后来换了人工膝盖，又完好如初。他撰文写了换膝盖前后的状况，一点不掩饰治病的过程，当然也不掩饰痊愈的快乐。他生命的底色就是一个青年诗人。
北大中文系老主任杨晦曾经有句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热爱诗歌的谢老师默默地创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文学研究中，尤其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功莫大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可谓桃李满天下，黄子平、张志忠、季红真等第一代学生就成为了“高峰”，后来者也是人才济济。谢老师的贡献还成功地悄悄地“颠覆”了杨晦先生的创系宗旨，在他的影响下，北大中文系出了很多优秀的诗人、作家，陈建功、曹文轩、刘震云、黄蓓佳、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阎真、徐则臣、石一枫等群星灿烂。前年，北大文学讲习所的成立，则表明中文系培养作家从润物悄无声到“大张旗鼓”了。
3 “能吃也是生产力”
很多人和谢老师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有些老态，不仅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谢老师膝盖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喜欢爬山，还邀年轻朋友一起爬山，但登顶的时候，他经常将年轻人甩在后面。前不久我和李浩一起攀登梵净山，他说到十年前有一次被谢老师邀去爬山，他大汗淋漓，而谢老师在前面稳步如飞。李浩满带愧意说：惭愧啊！真丢人，40岁的我还不如一位83岁的老翁。
谢老师的年轻心态，还表现在“贪吃”，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您是贪吃蟹。九十多岁的老翁还能够爱吃，甚至贪吃是很可爱的。谢老师也常常得意自己的饭量，他有句名言：能吃也是生产力。在北大的老教授中，他的四个名列第一，除了写作量、运动量、酒量之外，还有就是饭量。他举办了九届的吃馅饼大赛，拼的就是饭量，比的就是谁更能吃。他的博士生尹昌龙有一次邀请他到深圳去吃生蚝，谢老师的胃口大开，有时令人瞠目结舌。那次，他居然吃了十七只生蚝。我也是生蚝爱好者，最多的时候曾经吃过五只，已经让同桌的人叹为观止。
他的胃是一只奇怪的胃，十七只，意味着什么？堆起来像个小土丘了，十七只生蚝的肉也是一公斤的量了。关键在于生蚝不是米饭蔬菜，属于生猛海鲜，生吃的人除了胃装得下，还需有极强的肠胃消化功能和超乎寻常的免疫力。谢老师出生在福州，贪吃生蚝属于童年记忆，或者有“童子功”。但他对冰淇淋的贪吃，就不可思议了，冰淇淋属于高糖高油的食品，一般主张老年人不吃或者少吃，可谢冕老师就是不服老，就是逆流而上，凡高糖高油食品，皆不拒绝。他的博士生高秀芹说过一段趣事，2012年，12卷《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后，谢老师邀高秀芹的编辑团队去一家宾馆吃自助餐，那天谢老师胃口大开，光冰淇淋就吃了22个，高秀芹把哈根达斯冰淇淋的盒子排成小山样，谢冕意犹未尽，说：“真好吃，要不要再吃一个？”
王国维说，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在于有一颗赤子之心。谢老师至今保持着这样的赤子之心，他在美食面前的那种无忌，童真暴露无遗，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他商定，每年十一月中旬请他吃一次地道的正宗的淮扬菜，不仅是为美食而狂欢，更是为青春、为诗意、为童心。
后记
谢冕先生喜欢汪曾祺的散文，认为是当代第一。这也是我们“投缘”的另一个原因。除了汪曾祺的文章好之外，谢冕先生还说到这样一个细节，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谢冕先生遭遇了一些误解、质疑乃至围攻，汪曾祺以他独特的风格表达对谢先生的支持，他画了一幅荷花寄给谢先生，画的是荷花被风吹得有些动荡，但依然“出淤泥而不染”。汪先生题跋曰：“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
谢老师很感动，也很喜欢这幅画，至今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