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图书馆对故宫文物的守护
20世纪30年代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外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拉开序幕。硝烟之下，不仅有千万民众被迫流离，还有一批特殊的“迁徙者”——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百万件文物，也开始了一场历时十余年、行程上万里的文明守护之旅。这批承载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瑰宝，在烽火中南渡北归，成就了世界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湖南大学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故宫文物的南迁与西迁
1931年9月18日，日军开始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告急。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将重要文物南迁并获批。首批文物于1933年2月5日启运，至5月15日止，共5批南迁文物达13427箱又64包。此后，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单位文物6066箱亦并入南迁序列，总计19493箱又64包，初存于上海租界仓库。南迁期间发生“易培基盗宝”冤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辞职，由马衡接任。此后4年间，南迁文物经历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南京朝天宫保存库。该工程于1934年5月开始筹划，1936年3月动工，同年9月竣工。12月，存沪文物分5批转迁至南京新库。二是全面清点北平、上海两地文物。自1934年1月起，对南迁文物进行详细登记，包括品名、尺寸、重量、完残等信息，并重编箱号，钤盖点验章，最终形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为南迁文物留下系统档案。北平本院文物点查于1935年7月至1936年10月间完成。三是遴选文物参加1935年至1936年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故宫选出735件精品，连同其他机构藏品共1022件参展，吸引观众逾42万人次，成功向世界展现中国古代艺术成就。
“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的接连爆发，使刚存于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奉令紧急西迁。西迁分三路进行。南路首批80箱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启运，存藏湖南大学图书馆。因战局恶化，1938年1月分批转往贵阳，次年1月再迁贵州安顺华严洞，并设立办事处，由庄尚严主持。1944年又迁往四川巴县飞仙岩。中路文物共9331箱，自1937年11月起分两批由南京出发，经汉口、宜昌，于1938年5月全部运抵重庆。后因重庆气候潮湿，1939年疏散至乐山安谷乡，存放于一寺六祠，并设办事处于宋祠，由欧阳道达负责，存贮近8年。北路7287箱文物于1937年11月19日由铁路运抵宝鸡，次年4月抵汉中，分存文庙与宗营镇仓库。1939年2月因汉中遭轰炸，再迁成都，后转存峨眉，成立办事处，由那志良担任主任。
湖南大学图书馆的使命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1937年8月12日讨论了首批80箱文物的西迁问题，决议“准迁往湖南大学保存”。湖南大学图书馆之所以被选为文物存放地，是基于两方面考虑的。首先，图书馆于1933年建成，是当时中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建筑之一。其不仅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且具有地下室，坚固耐用，具备一定的防爆、防潮功能。其次，图书馆位于岳麓山腹地，地理位置相对隐蔽，不易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湖南大学作为湖湘文化的重镇，有一批具有文化担当意识的学者，如时任校长皮宗石、图书馆馆长任凯南和主任钱亚新等，他们都积极支持为保护国宝提供场所。
据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记载，1937年8月14日，故宫文物中的精华（以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文物为主）装进80只铁皮箱，由南京运往长沙。由那志良、庄尚严、曾湛瑶3人负责押运。曾济时先到达长沙，与湖南方面协商，选定湖南大学图书馆作为故宫文物贮存地点。80箱文物从南京船运至汉口，在汉口转换火车，运抵长沙火车北站。文物卸车后用汽车运到湘江边，装船渡江，再用汽车运到湖南大学图书馆。在转运过程中，故宫博物院4位工作人员分了工，曾湛瑶在火车站装车，那志良在船码头接车，曾济时在湘江对岸溁湾镇接船，庄尚严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接收。经过一整天的转运，80箱珍贵的故宫文物安全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这一过程，可从时任长沙火车北站员工陈嵩岳、孙岫山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国宝在南京装船运到汉口，转火车运到长沙火车北站，该站职工得知车内装的是国家重要文物，即马不停蹄地将文物车调送到新河专用线抢卸，并与湘江新河码头联系，派船把文物转载。”
在曾济时的协调下，湖南大学提早腾出图书馆的地下室，并进行了必要的防潮处理，准备了专用的木架，以便妥善安置这些无价之宝。为了保密，湖南大学采用了内紧外松的策略，除几个关键人物外，绝大部分师生不知道图书馆保管了西迁故宫文物近5个月之久。同时，驻守湖南大学的庄尚严、曾济时等也在考虑更稳妥的保管地点。据故宫博物院欧阳道达记载：“存湘期间，虑及空袭，曾依岳麓山势设计掘凿石窟，……石室工事，如限完成（限期十二月十日）。”事实上，1937年11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曾到长沙视察文物贮存情况，并决定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岳麓山边开凿山洞以利文物保存。
战火中的文物再转移
1937年11月24日，日军4架飞机第1次轰炸长沙。轰炸的目的地是火车北站，这可能与故宫文物有关，日军误认为故宫文物保存在火车北站。据长沙老火车北站退休职工陈嵩岳回忆：“日寇飞机没有炸到国宝，却炸毁了长沙火车北站家属区住房100余栋，死伤铁路职工居民300余人！”当时长沙的报纸曾作了这样的报道描述：“从东瓜山、小吴门火车站及经武门、兴汉门一带，所有的商店及住房被炸得无一完整，那墙倾屋塌，残肢断体，死尸累累，那伤者的呻吟，死者亲人哀哭构成了一幅悲惨血泪的情景……”此时，故宫的80箱文物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放已逾3个月。因此，故宫博物院决定，存放在湖南大学的故宫文物紧急转运贵阳。由于当时征调运输车辆已经极其困难，最后是向湖南公路局借了10辆汽车，才解决了文物运输问题。在负责运输的车辆中，9辆是由南京疏散出来的公共汽车（欧阳道达说是江南汽车公司的车），1辆是邮政局的卡车。文物共分两批转运，第一批36箱装4辆车在1938年1月12日离开长沙，辗转19天，于1月31日抵达贵阳；第二批44箱装6辆车于1月24日动身，途中颠簸16天，2月10日到达贵阳。两批文物运抵后，由滇黔绥靖公署安排，暂存于城北官邸毛公馆。
故宫文物转移2个月后，1938年4月10日下午2时，日军27架飞机再次轰炸长沙，这次主要目标是湖南大学。日军飞机共投燃烧弹50余枚，爆炸弹40余枚，同时机枪扫射，湖南大学师生3人遇难，100余人受伤。根据湖南大学工务组1938年绘制的《湖大被炸详图》上的标记，湖南大学图书馆中了1枚重磅炸弹和7枚燃烧弹，1933年新建成的图书馆连同54091册图书（包括中文平装书2959册，线装书47044册，外文图书4088册），也悉付一炬。湖南大学原校长曹典球在图书馆被炸后愤然赋诗：“吾华清胄四千载，礼义涵濡迄无改；诗书虽毁心尚存，人人敌忾今何待；嗟余衰老闻恶声，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扑此獠度东海，再集铅松起百城。”时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钱亚新也曾愤然疾书：“日本强盗……不仅要焚毁我们的建筑物及庋藏的典籍，实在要想消灭我国及世界的文化！”值得庆幸的是，原存于地下室的故宫文物已安全转移。
湖南大学图书馆守护故宫文物的时间虽短且史笔寥寥，却意义深远。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的文化自觉与担当，与西南联大南迁等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文化坚守的壮丽图景。这种守护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的保存，更是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延续。数十年过去，亲历者多已逝去，但精神长存。今日漫步在修复一新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仍叩击心灵。故宫文物与湖南大学图书馆的短暂交汇，是中华民族文化韧性的生动见证。它昭示我们：文明火种必须守护，文化传承不可中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湖南大学图书馆依然履行着知识守护与传播的使命。这里不仅珍藏典籍，更保存着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
（作者系湖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