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与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近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视野，其中“战时中国”的范畴对于认识现代中国、认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连带感、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起源语境，进而重新认识何为中国的现代，都具有总体性的研究范式意义。
“战时中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历经战争的洗礼，“现代中国”在多重维度被重建和再造，既重组了民族国家形态，重估了古典文明，重建了未来远景，也重置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在文学领域，也重新建构了“战时诗学”。本文选择六个角度粗略触及一下“战时中国”所蕴含的一些具体话题域。
第一，勾勒“问题脉络”。战时中国的文学实践被研究者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脉络”，从多个维度重新打开战争年代中国文学的面向。“战争”既被理解为战时中国的关键结构、核心主题和历史前景，也被理解为心理背景、历史可能性和诗学形式远景。有研究者勾勒了战时的十个具体“问题脉络”：“书写危机”“抵抗失败”“战争组织”“日常经验”“战时迁徙”“文学重塑”“自我成长”“再造现实”“时代编码”“铭写未来”（唐小林《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这十个“问题脉络”，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在战争年代的独特价值和形式创新，为理解战时中国的历史面貌提供了一个具体性和总体性兼备的研究视野。
第二，重建远景。战争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学主题是“重建远景”。战时中国的远景叙述中蕴含着丰富的议题，既是抗战建国远景、文化政治远景，也是作家们的心理远景，同时也是文学形式远景。作为远景的形式意味着战时中国作家所创造的文学新范式，既在积极应对战时语境，同时也凝聚了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想象。关于远景的文学想象力因此是充满生命、政治、社会和历史激情的。有研究者从沈从文的著述中提炼出了一个“明日的艺术”概念，为总体把握战争年代中国文学的未来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但是，这种战时远景的“未来性”也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未完成性”存在于战时中国的文学图景之中的。我们无法忽略的是，战时作家一方面在畅想“明日的艺术”；另一方面，“明日”究竟以何种形态呈现或者到来，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感到茫然。有研究者认为：“战争年代的作家们对‘明日’的想象，往往关联着一系列‘难题’。例如，如何在抗战语境下完成自我改造并获得成长？怎样将个体的经验与抗战的进展、国家的重建结合在一起？……而在大后方，战争的局势更直接地影响了作家们对远景的叙述，特别是随着战争带来的破坏，有关未来的想象往往变动不稳定起来。”（唐小林《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这种“变动不稳定”之中，也涉及战时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向度，即“未完成性”。
第三，未完成性。战时中国的作家们对远景的憧憬也与远景的缺失并行。战时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的“自我”在历经战争的淬炼走向成熟的历史主体的同时，也展现出一部分作家屡屡遭遇的是“失败”的挫折，是“危机时刻”。与危机书写和“抵抗失败”相关联的则是作家的主体塑造也具有某种未完成性，进而影响了文本形式层面的未完成性，“未完成性”也由此构成了战时文学的一个总体线索。在战争年代的创作中，我们既能读到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中所塑造的坚定的革命主体，也能看到卞之琳《山山水水》中迁徙漂泊流动的主体，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正在形成中的主体，萧红《马伯乐》中“反成长”型主体，或者钱锺书《围城》中随俗沉浮的主体。如果说小说的形式即主体的形式，那么战争年代相当一部分小说表现出的是一种“嵌入的主体性”：主体是被嵌进作家正在塑造的形式之中的。也正因如此，战时的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而这种“未完成性”“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的一种症候”。一方面，战时中国的作家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呈现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但另一方面，时代依然在行进中，天地玄黄未定，因此作家们对历史长河的走向，也依然在摸索中。这种未完成性，也是一个巨变时代在小说形式层面的症候性体现。
第四，作为战时中国的后设视野的“新中国”：转折年代的历史意义。战时中国的“未完成性”还表现在：从提出“抗战建国”主张伊始，现代中国就试图指向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形态的生成，而这个新国家最终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时中国作为某种历史中介，联结的是始于“五四”的现代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但现代中国在何种意义上依然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起源语境？“抗战建国”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问题之间如何建构一个有效的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到关于战时中国的阐释范式之中。
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都揭示出战时中国所内含的联通现代中国与新中国的跨越性和转折性意义。如果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较早地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特别是“当代文学”这种文学形态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那么路杨的解放区文艺研究也尝试进一步打通现当代文学，把问题视野下延到社会主义时期。这一研究的跨越性意义，不仅体现在联结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而且是以新中国成立这一中国历史新纪元重新追问20世纪40年代作为转折年代的特殊意义，“撑开这个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政治想象力与文学创造力”。这就是作为战时中国的后设视野的“新中国”对于思考战时中国这一转折年代的历史意义。
第五，战时中国新的诗学视野与诗学模式。战争所改变的还有诗学形态。比如“反讽”，就是战时中国文学中特有的兼容了审美与伦理的诗学模式。战争年代对伦理维度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强调，而伦理学与美学维度的叠加，也使战时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的诗学视野。反讽既有一种伦理学诉求，也是一种审美模式，对于战争带来的更趋复杂化的文学体验来说，堪称找到了一种适配的微观诗学。
此外，“战时中国”还有一些新的社会历史向度在文学文本和审美意识中“形式化”地生成：譬如“迁徙”与“流动”被研究者视为一种作家和人物主体的社会形态学形式以及文本结构中的诗学形式；风景意识随着作家独特的战时体验也进一步更新，卞之琳在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中就表现出对战时“山水”概念的新理解，进而与中国古典文人画中的山水呈现进行比较，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战争年代的“山水”和风景意识与传统的“风景”观之间的差异性和创新点到底体现在何处；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内含的“远景叙述”问题也与“明日的艺术”概念互为表里；战时的抒情方式以何种方式在发生变化，在徐迟主张“抒情的放逐”之后，战争年代新的抒情方式到底有没有产生，又应该对其进行怎样的理论化探讨。这些或许都构成了战时中国的“诗学新质”。
第六，同步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战时中国”。战时中国也史无前例地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因此，“抗战建国”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内部问题，欧战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为在更广阔的地缘政治中理解中国的出路以及远景问题开启了新的世界性视野。战争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然站在了全球立场来看待抗战以及内战问题。战时中国所流行的诸种政治、文化、文学思潮都保持了和西方世界的同步性，印证的是20世纪40年代世界空前的一体性格局，中国作家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世界就在自己的身边。而正因为整个世界都在探索新的道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走向、意识形态的选择，都在世界主义潮流中获得了总体性的参照视野。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