谟勒泰都黎：鲁迅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
小 引
因为从德语转译过荷兰文学作品三种，即拂来特力克·望·蔼覃（F. Van Eeden）的长篇小说《小约翰》和谟勒泰都黎（Multatuli）的两篇短小的散文《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鲁迅被认为是中国传播荷兰文学的先驱人物。别有意味的是，鲁迅对这两者的态度迥异：关于《小约翰》多有谈及，称其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后将其与果戈理《死魂灵》归为自己最好的译著之列，学界的研究也日益繁复，除了它与《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集以及《铸剑》等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之外，还涉及鲁迅的人生转折以及翻译观、语言观、儿童观、博物学视野等方面的话题。而对于谟勒泰都黎，鲁迅却未置一词，这似乎使得这位荷兰作家失去了被讨论的机会。虽然孙玉石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它与《野草》的关联，但学者对此多有无视。来自荷兰的汉学家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曾明确指出这是“与《野草》有更紧密关联的荷兰文学例子”。不过，其文以及其中谈到的跟《野草》相关的谟勒泰都黎相关作品目前都还没有中译本，不为汉语读者所知晓。
乔丽华在新近的研究中谈到了“重新审视鲁迅对荷兰文学的译介”的必要性：“荷兰是最早影响日本的西方国家，‘兰学’的兴起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迅留日期间对此肯定有所了解”，鲁迅“倾尽心力将《小约翰》翻译出来，可见他对这部童话作品的喜爱。这也折射了他对荷兰文学的了解和评价，而不能视为一次孤立的、偶然性的翻译行为”。就缘起而言，鲁迅与两位荷兰作家作品的相遇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见于《拟购德文书目》和遗留下来的藏书，应该就是当时所购买的，属同一源头性的行为。因无自述，无从察知鲁迅当时购买谟勒泰都黎作品的动因，也不知晓与《小约翰》的购买是否有先后关系，但从日后鲁迅所译《小约翰·原序》来看，若说是“在文学上也造成了分明的变动”“荷兰的文学底发达上的一块界石”之类观点触动了鲁迅对于谟勒泰都黎的兴趣，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大约二十年之后，鲁迅将两者先后译出，谟勒泰都黎译作发表在先，为1924年底，其时正是《野草》中一些篇章写作的前后，《小约翰》出版预告的发布也在同一时段。从并不“孤立”的角度来看，这些事实之间很可能也存在关联：《野草》的写作唤起了曾经的阅读，而谟勒泰都黎译作的发表触动了翻译《小约翰》的意念（实际翻译是一年多之后），这在逻辑上也是能说得通的。
看起来，关于鲁迅与谟勒泰都黎还有一些写作秘密有待考察。而基于实存的时间长度（从购买到翻译，约二十年）、写作的关联性、精神世界的某种相似性，借用新近研究中的说法，可称这位荷兰作家为“鲁迅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即不是简单地被记录在鲁迅年谱上，而是“鲁迅自己笔下的失踪者”，是与“鲁迅的生活和生命、文学和精神的世界”发生过某种关联的人物。由此，有必要缕析谟勒泰都黎作品的汉译情况和阅读小史，并落实到鲁迅研究视域，以揭开那些被忽视或被遮蔽的信息，进而填充鲁迅文学个人史的某些空白。
一、谟勒泰都黎作品汉译的基本情况
谟勒泰都黎为笔名，原名爱德华·道维斯·台凯尔（Eduard Douwes Dekker），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商船船长家庭，18岁即随父亲赴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后在荷属殖民地政府任职，1856年辞职返国，后侨居比利时、德国，主要从事写作，1860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1862—1877年间完成7卷本《思想集》。关于他的工作与写作情况，后文将述及，暂且不表。
现存一份鲁迅1906年或稍晚所写《拟购德文书目》，计有各国自然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类图书123种。其中有Eeden的Der Kleine Johannes（《小约翰》等信息，也有Multatuli的三种作品，即Max Havelaar（《马克思·哈弗莱尔》）、Zeige mir den Platz（《指给我那地方》）和Ideen und Skizzen（《思想和随笔》）。
“拟购”之书最终是否购得，暂无从全部察知。鲁迅藏书中有Max Havelaar，未见Multatuli其他的图书信息，但至少在1924年，鲁迅应该是存有Ideen und Skizzen的。这一年12月7日、16日，鲁迅译《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刊载于《京报副刊》，均署“荷兰 Multatuli作”，注明“译自Ideen，1862”，即德文版《思想集》第1卷。
《高尚生活》共八百余字，描述的是一只“想要停在天空里”的小蛱蝶和“绕着地上的树木飞舞着的他的弟兄们”的故事。全文分两节，第一节描述在高空翱翔的小蛱蝶“得意着他的美和他的自由”，“享用那些横在他下面的一切的眺望”，他呼唤同伴们飞上来欣赏高处的“美”，同伴们却因上面没有“可以吸养活我们的蜜”，且“他们对于上面的美并没有必要的缘故”，向小蛱蝶“叫喊而且得意”，要他下来，“并且像我们似的吸蜜”！小蛱蝶想努力停在天空中，但终至乏力，落到低处，“被一匹驴子踏烂了”。第二节以第一节同样的语句开头，不同的是，小蛱蝶因为“怕被得得的蹄子踏得稀烂”而找到有花卉而驴子践踏不到的高山，但他向着弟兄们叫唤却遭到反对，而且，他在“曾经踏烂过许多落下的蛱蝶们的地方”，“尽了他的能力，用翅子的鼓动来警告”，也“并没有得到注意”，“因为他们只对于蜜的采集在谷底里忙，而不知道山上也生着花卉”。《无礼与非礼》仅四百余字，讲述在萨木夜提有一种礼教，“是从头到脚，满涂上臭烂的柏油”，有一个年青人“没有照办”，什么也不涂，结果被老师认为是“无礼”。那少年虽然比别的人捉得更多的海豹，但还是遭到重罚，“人们夺下他的海豹来，分给了顺从地涂着柏油的萨木夜提人，而使他挨着饿”。而当少年“在这不涂状态中生活了若干时”而决定“用香油来洗”的时候，又被老师判定为“违背了礼教”，是“非礼”！结果除了“收没他的海豹”之外，而且他还被视作“病人”，被人们“用了他自己捉来的海豹的多下来的骨头”打。两篇文章都塑造一个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者形象，日后被认为是启发了《野草》的写作，看来是合乎逻辑的。
还可注意译名，日后的《鲁迅译文集》等著作也是保留了这一署名方式，未作中文化处理。鲁迅从未对该作家有过讨论，所以，应该是仅在《小约翰·原序》之中，鲁迅译出了该荷兰作家的名字：
这里首先应该称道的是天才的台凯尔（Eduard Douwes Dekker，1820-87），他用了谟勒泰都黎（Multatuli）这一个名号作文，而他一八六○年所发表的传奇小说“Max Havelaar”，在文学上也造成了分明的变动。这书是将崭新的材料输入于文学的，此外还因为描写的特殊体格，那荷兰散文的温暖生动的心声，便突然付与了迄今所不识的圆熟和转移，所以这也算作荷兰的文学底发达上的一块界石。
循此，可以认为鲁迅对此作家的译名为“谟勒泰都黎”。而在当时和后来，译名还有“谟尔泰都里”“穆里塔图里”“穆尔达杜利”“慕尔塔图里”“穆尔塔图利”“穆尔塔图里”“穆拉图里”等；而其本名，鲁迅译作“台凯尔”，其他译名则有“苔干”“戴克尔”等。为叙述统一，这里依照鲁迅本人译法，相关引述保留不同的译名，而相关叙述则尽可能使用“谟勒泰都黎”。
两篇散文很可能是迄今为止谟勒泰都黎散文的唯一一次中译。《拟购德文书目》的第一种是谟勒泰都黎最有名的作品（译名也有差异，今一般译作《马格斯·哈弗拉尔》），此书中的一个章节在现代中国至少译出过三次：
谟尔泰都里：《茜佳》，沈泽民重译，《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期，1922年11月。
谟尔泰都里：《茜佳》，沈雁冰译：《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5月。
Multatuli：《谢嘉》（按，为中英文对照），南登山译，《名著选译月刊》第3期，1939年6月1日。
研究指出，《茜佳》“应节译自《马格斯·哈弗拉尔》中的一个故事Saï djah en Adinda，‘茜佳’即男主人公Saï djah名字的音译，不过这本书中其实并无标题为Saï djah en Adinda的章节”。而从译文来看，前两篇译文相同，后者既收入作品集，署名“沈泽民”的译文或是出自“沈雁冰”之手。第三篇则标识原书名Saidjah，所译段落与前两者相同，即很可能是依据同一底本，但内容为新译。
民国时期，谟勒泰都黎被翻译过来的作品还有《欧洲基督教的文明》（应非洛译，《长风》1930年第3期），译名未另处理，即Multatuli，据文末的作者简介，可确认为同一作者。新时期之后，《马格斯·哈弗拉尔》有过两次翻译，先是施辉业、潘鑫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后由余杰译，以《马格斯·哈弗拉尔的奇遇》为名，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版，作者名字通译为穆尔塔图里。《马格斯·哈弗拉尔》是第一部直接从荷文翻译成中文的荷兰长篇小说，从中荷文学交流来说，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译者施辉业出生于“几代侨居国外的华侨家庭”，1961年回国，长期从事荷语作品的译介工作，翻译出版过数十种著作，包括汉学家高罗佩的传记等，且有《中荷文学翻译要有针对性》一类访谈文字，其中称《马格斯·哈弗拉尔》“是荷兰文学的里程碑，也是当时世界上影响最大的3本书之一。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荷兰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并且表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一翻译“是个起点”。此后，特别是21世纪之后，荷兰读物在中国的译介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未见谟勒泰都黎作品的新译。
二、荷兰视域：“毫无争议的荷兰文学的经典之作”
1931年，卢剑波在一篇题为《真理与行为》的文章的开端引述了Multatuli的话：
荷兰Multatuli说：“当我们经过长时间去寻求真理，结果以为是寻得了它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怯懦于去公开我们的意见和用行为的来实证它。”
这是证明社会是大悲剧场，人是扮演悲剧的主角。
因信息有限，暂不知其出处。不止一种“辞典”收录了Multatuli的讯息，其中多谈到Max Havelaar一书，也有的谈到“Ideen（1862-77）为其最大之著述”。
新中国成立之前，关于谟勒泰都黎的信息大抵就是如此之简略。有意味的是，目前所见汉语文学中更多关于这位荷兰作家的谈论，不是出自中国作家之手，而是见于1959年出版的苏联作家巴·乌克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译名为穆里塔图里，意思是“命途多舛的人”），其中既评述了他在爪哇岛的经历、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以及作者在荷兰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也别有意味地评价了作者的第二部著作、“具有惊人的力量”的《情书》：
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金蔷薇》堪称名著名译（后有多个版本，译名改为《金玫瑰》），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力。比《金蔷薇》出版稍早，荷兰作家特恩·德·弗里斯的《一八八○年以来的荷兰文学》也被译出，其中非常简略地提到了谟勒泰都黎的名字（译作慕尔塔图里）：随着“1880年运动”，此前的文学“由于粗俗和生硬的道义说教而濒于消亡”，但“反殖民主义的讽刺小说家”谟勒泰都黎是“例外”。
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初期关于谟勒泰都黎的文字不多，新时期之后，则有较多出现。新时期之初，大型图书《外国名作家传》中收有凌彰为谟勒泰都黎（译作穆尔达杜利）写的小传，指出传主是“第一个揭露荷兰殖民主义对印尼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野蛮压迫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荷兰文学和印尼文学都有重大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谟勒泰都黎的经历：
一八三八年他随父去荷属东印度群岛。先后在雅加达、苏门答腊的纳达尔县、美那多市和安汶岛等地任监察员，最后被调到西爪哇的勒巴克县任助理县长。一八三○年，荷印总督波士在爪哇等地推行“强迫种植制度”，强迫农民以一部分土地种植咖啡等高价作物，无偿上交，并强迫农民从事各种劳役。在荷兰殖民者和封建领主的双重压迫下，爪哇人民过着半农奴式的痛苦生活。德克尔目睹荷兰官员以及土著封建统治者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真相，曾多次向上级以至荷兰总督控告他们的暴行，要求改善对爪哇人民的待遇。但结果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备受排挤。一八五六年四月他愤而辞职，返回荷兰。一八五九年底，他根据在印尼任职十五年的亲身经历写成自传体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于一八六○年出版，并采用拉丁文的笔名“穆尔达杜利”，意为“我经受过很多痛苦”。
对于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的评价则是：“这部小说出版后，荷兰的国会和社会舆论都大为震动，‘强迫种植制’受到普遍谴责，终于在一八七○年由荷兰政府被迫取消。由于体裁新颖，情节动人，笔锋锐利，这部书立刻被公认为荷兰文学的典范，并给十七世纪以来沉闷保守的荷兰文学带来了生气，对荷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小传还介绍了其他作品，并提到鲁迅的翻译。
稍后，凌彰又简要梳理了“荷兰文学在中国”这一议题，其中自然也会提及鲁迅对于两位荷兰作家的译介。同时，谟勒泰都黎（译作穆尔塔图利）和长篇自传体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的讯息出现在《世界文学》所载一则“荷印文学”的文艺动态报道中。《穆尔塔图里》《麦克斯·哈维拉尔》（又名《“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竞卖》曾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题解”一类著作。《国外文学》则刊载了荷兰的赫·特尔默斯郝逊讲述谟勒泰都黎（译作穆尔塔图利，文中多称呼其本名戴克尔）是怎样写作《马格斯·哈佛拉尔传》的文章，其中描述作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活经历较之前述凌彰的描述要更为详细，后又指出作者回到欧洲，在“漂泊流浪，穷困潦倒”中开始写作这部“充满抗议”的长篇小说，发表时使用笔名Multatuli——字母意思是“我饱受了痛苦”。如下这段评述读起来很有意味：
在1860年以后动乱的年代里，他到处流浪，生活在贫困之中，写出了《情书》和唤起他童年生活的《沃脱洁·彼德斯》。1862年至1877年间，他还写下了《理想》这部著作……非常自由地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发表了评论，抨击不良现象，因为他要唤起那些同样遭受着折磨的人们。他肯定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个政权，无论是宗教政权和过去的习俗势力，还是现今的政府，总是以私利为基础的。他们为自己辩护，充满虚伪性。穆尔塔图利为受剥削的工业无产者鸣不平。他认为，一切宗教的教条都是骗人的……他站在为争取解放的妇女一边。他攻击那些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教”堡垒。
文章结尾还写道：谟勒泰都黎“是摆脱了各种各样文学陈规戒律的第一位荷兰作家。他写作的方式犹如心声外传：流畅、文雅和诚实。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读我的文章，能看到我自己。’”
《世界文学》所载印度尼西亚作家哈索诺的作品之中也出现了谟勒泰都黎的名字（译作穆尔塔图里）。故事背景在荷兰将印尼的主权“移交”给当时的印尼联邦共和国之前、印尼和荷兰战争期间，一个因不知情而被派过来打仗的“天真、纯朴”的荷兰士兵波勃与印尼人交上了朋友，印尼人所讲述的谟勒泰都黎的事迹令他感到“精神振奋，神采奕奕”。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一百多年前的人物事迹成为了文学作品演绎的对象。施辉业在《马格斯·哈弗拉尔》中译本前言之中，也有关于谟勒泰都黎（译作穆尔塔图里）和作品的详细介绍，认为“全书结构的安排确实很巧妙”：“他实际上描绘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又描绘了年老时的情景，但避免了自传的单调的流水帐式的写法。书的内容虽然复杂，但很协调”；“在风格上，戴克尔突破了当时僵化的荷兰文学的许多框框”。
1995年，包括荷兰、比利时两国“用荷兰文来写作的文学之历史”的《低地国家文学史》中译本出版，其中给予了谟勒泰都黎（译作默尔塔图里，本名作德克尔）10余页的篇幅，先是介绍他在印度尼西亚不成功的任职经历、各类写作的情况，然后重点介绍其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认为“它已成为毫无争议的荷兰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至今仍然生气勃勃、劲头十足，依然能够激发读者感情。”这是来自作者的祖国、用文学史的眼光来描述的声音，论述要点与上述文章也不尽相同，兹节录如下：
在文学领域内，《马克斯·哈弗拉尔》以及德克尔后来的其他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同代人和后辈中，没有哪一个能逃得脱他那辛辣讽刺风格的影响。……在“八十年代运动”的作家群心目中，德克尔是他们所心悦诚服的为数不多的前辈之一，而且，即使到了20世纪，也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荷兰的散文创作，自从德克尔的作品问世以后，就大为改观了。
《马克斯·哈弗拉尔》是19世纪荷兰文学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但这部经典可不是在殿堂之上供着，用以吸引好奇的来访游客的。它是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受到广泛传诵和议论的一本书。在国外它也是一本给人印象极深的书。它先是被译成英文，随后又译成法文和德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就出了五种以上的德文译本，英文和法文的新译本也分别在1967年和1968年出版。德文译本以及威廉·施波尔（Wilhelm Spohr）编的选集使默尔塔图里成为19世纪末期在德国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马克斯·哈弗拉尔》还被译成丹麦、瑞典、意大利、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亚美尼亚、匈牙利、印尼以及依第绪等文字，因而保持了荷兰文小说中译成外国文字版本最多的纪录。
在对长篇小说的影响予以描述之后，该史著还介绍了《情书》（1861）和《思想集》（1862-1877）。后者也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从第一则到1282则，最后结集为7卷，这些“思想”是一个19世纪作家的独特个性的最完整、最充分的表现。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这样自由地、独立地记下他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想法。德克尔的兴趣极其广泛，在这7大卷中，可以发现他不仅对政治，而且对殖民地治理、妇女解放、儿童教育、文学乃至对他自己，都发表了见解。其中一些“思想”简练有力，很像拉罗什富科的警句，另外有一些则长达许多页，但是每一页里都有一个德克尔在那里，他决不藏在面具后面不露真容，也决不骑墙、模棱两可。不论他是写小说，写剧本，还是写政论文章，也不论他是分析一篇文学作品还是分析荷兰工人阶级对生活费的安排，他都是一位道德家。在他所有作品的核心内都有着对一种行为模式的批评和为另一种行为模式作的辩护。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教条，不论它是宗教的、政治的、教育的，还是文学的。他的思想也许并不总是那么富有独创性，我们可以随便地列出一张清单，说明他的思想根源所在，其中就有卢骚、伏尔泰、莱辛、奥古斯特·拉封丹、阿尔方斯·卡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他的个人品格的力量，他反传统的大无畏精神，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那严谨而明快并且具有高度独创性的风格，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荷兰文学史乃至整个荷兰社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思想集》还有“一部分载于7卷中的长篇小说”。和《小约翰》一样，这也是一部儿童小说，它应该就是当年《小约翰》译本附录波勒·兑·蒙德的《拂来特力克·望·蔼覃》一文中提到的“小威绥（Woutertje）的故事”。因相关信息少，且不见于他处，一并摘引如下：
小说《华特杰·彼得瑟》（Woutertje Peterse）是一部儿童生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传性小说。华特杰·彼得瑟像马克斯·哈弗拉尔一样，也是生活在思想僵化和矫情虚伪的环境中的理想主义者。这部小说也像《马克斯·哈弗拉尔》一样，是一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混合的怪物。前面的几部分，非常着力于细节，描写了华特杰·彼得瑟与他的周围环境的冲突，尤其重要的是，对19世纪30年代阿姆斯特丹中下层阶级生活的观察和评论很敏锐，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这些部分既幽默又带讽刺性，有时还很尖刻，但始终没有对青少年时代的美好年月存任何幻想。在小说的后半部中，德克尔就离开了这种现实主义手法，而更多地着意写华特杰的梦幻世界，以“梵思”作象征，以“埃雷卡王子”（Prince Erica）为代表。按照德克尔的独特方式，这里插进了许多离题的话，还有大量杂文随笔式文字，泛论教育、儿童心理学、语言、历史等等。此书是荷兰的第一部以童年时代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后来虽有许多人摹仿，却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
在随后的荷兰文化译介中，“穆尔塔图里的遗产”作为“欧洲视野中的荷兰文化”的一部分也继续得以展现，显示了这位荷兰作家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话题效应。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在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论题中，指出谟勒泰都黎的长篇小说“促使荷兰乃至其他欧洲国家改变了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态度”。荷兰著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向中国记者谈及荷兰文学时，也表示谟勒泰都黎的“现实主义作品”“非常值得一读”。2020年为谟勒泰都黎诞辰二百周年，荷兰将该年确立为“穆尔塔图利年”，荷兰方面相关纪念活动的讯息见于《中华读书报》，该报道最末写道：“施辉业、潘鑫亮合译的《马格斯·哈弗拉尔》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第一部重要的荷兰文学作品中译本。”“第一部重要”之说，是将其置于比《小约翰》更高的序列。
此外，由于《马格斯·哈弗拉尔》以印尼为背景，相关区域史研究之中，这部小说所产生的效应也会被叙及，诸如“通过小说发表政治主张”之类。又因为该书副题为《“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竞卖》，书中有爪哇人种植咖啡的内容，它也会进入“咖啡与历史”的讨论之中。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及。
三、鲁迅研究视域：展现的和被遮蔽的部分
聚焦于鲁迅研究视域，实际谈及的和被遮蔽的内容也会次第呈现。
1924年，鲁迅将Multatuli的两篇短文译出。1958年，它们被收入《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而1980年，鲁迅当年用德文书写的书目以《拟购德文书目》之名译出，首次将其购买和保存Multatuli（译作穆尔塔图里）作品的事实公之于众。基本事实很明确，但并不难看出，相较于荷兰文学视域下的较多研究，谟勒泰都黎长期游离在鲁迅研究的视野之外，相关讨论始终比较零散，专题研究论文寥寥可数，述及它的篇幅也不多，且基本上只是简单提及。如1979年、1980年，王瑶发表了两篇跟鲁迅有关的文章，其中给予望·蔼覃《小约翰》的篇幅不小，相较于当时的其他研究，王瑶更敏锐地看到了这部作品与鲁迅《野草》等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其中并无谟勒泰都黎的讯息。而如上所述，关于这位荷兰作家的译介信息也陆续出现，但除了凌彰的讨论之外，话题都无涉于鲁迅——未察知鲁迅的翻译行为。这一点，看施辉业为《马格斯·哈弗拉尔》中译本所写前言即可知晓。
在讨论《野草》的艺术渊源的文章中，孙玉石注意到“就在《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写作和发表的同时与稍后，鲁迅翻译了荷兰作家谟勒泰都黎（即台凯尔）的两首散文诗《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这位荷兰作家新鲜活泼而又寓意深警的文章，被誉称为充满着‘那荷兰散文的温暖生动的心声’”。文章引述了译著《小约翰》中的相关内容，将这一事实置于五四以来“散文诗的提倡”以及鲁迅本人“接触和介绍过有关散文诗方面的理论和作品”这一脉络之中，又明确将译作发表的时间定位为《野草》中的篇章写作前后，或是意在揭示这些作品之于“《野草》的产生”的独特意义。不过，文章未展开任何进一步的论述。
1990年，曾不止一次提及鲁迅翻译谟勒泰都黎的凌彰首次予以专题梳理，其中提到除了在《小约翰》译本有相关文字外，鲁迅对于谟勒泰都黎“未作其他评介”，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鲁迅对于一个不甚熟悉的荷兰作家，要把他的杂文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文章先是用较多篇幅来介绍谟勒泰都黎的“经历和著作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称其为“一个非常同情被压迫民族——印尼民族、坚决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坚强战士”；又分析了鲁迅所译《无礼与非礼》《高尚生活》的主旨，称其为“战斗的杂文”；接下来对于“鲁迅当时的主要创作活动”的粗线条勾勒也是基于“斗争”的视角，即五四时期写出“揭示了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文化核心的东西是‘吃人’”的《狂人日记》。1924年2月，“又发表另一篇以揭露封建制度‘吃人’本质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祝福》。同年12月，鲁迅翻译介绍了上述两篇荷兰杂文，可见这绝非偶然，这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循着这种逻辑，文章如是结论：
鲁迅和穆尔塔图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以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而他们作品的内容特点，都是揭露和反对吃人的旧礼教并提倡韧性战斗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政治思想上，他们都同情被压迫民族、反对强权者；他们都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即号召“推翻建筑在压迫基础上的政权”（穆尔塔图利语），要求建立“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鲁迅语）
尽管这篇关于谟勒泰都黎与鲁迅的专题讨论仅止于“战斗的杂文”这一现实表象，而未能更深入透现其间所存在的文本互动与精神关联，但从“荷兰文学在中国”的勾描再到鲁迅与这位荷兰作家的专题讨论，凌彰在十余年间始终保持关注，其讨论终归还是具有某种开创性的价值。
袁荻涌也注意到鲁迅对望·蔼覃“在文章、书信及日记里多次谈到”，“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对谟勒泰都黎“未作任何评论”，但其文未展开这方面的话题。李春林基于比较文学的视域，一方面指出“鲁迅与意大利、荷兰文学亦有人涉足（前者关涉到但丁，后者是望·蔼覃），但成绩甚微”；另一方面，又认为鲁迅与谟勒泰都黎等外国作家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有新的收获”，并表示“鲁迅与各国文学分国比较研究打破了从前的不平衡（重俄日而轻西欧）”的现象，不过，文章也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未具体展示相关内容。
新世纪之后，在鲁迅研究中叙及谟勒泰都黎的仍不多见。研究鲁迅翻译的著作似是更关注译著或体量更大的译作。这一点，或能从晚近时候王家平对2008年版《鲁迅译文全集》的研究见出，在这部全面讨论鲁迅译文的著作中，仅有三篇译作未被提及，其中就有Multatuli的两篇，另一篇是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附录的尾濑敬止《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基》一文，但《文艺与批评》是得到了专门讨论的。看起来有点夸张，全部搜罗在册的鲁迅译作，仅仅Multatuli遭到无视。
单篇论文也少有谈及，陈瑞玲认为鲁迅选择翻译，主要因为谟勒泰都黎“是一位反殖民主义的荷兰作家”。从《无礼与非礼》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共同点在于“都是揭露和反对吃人的旧礼教。在政治思想上，他们都同情被压迫民族、反对强权者”。林霄霄在介绍清末民国时期的荷兰文学中译情况时有“鲁迅的荷兰文学翻译”版块，以《小约翰》为主，也有对翻译谟勒泰都黎两篇散文的简略介绍，未有任何展开。
在最新的研究中，乔丽华做了细致的考订工作，其中最有意味的是将《无礼与非礼》《高尚生活》这两篇译文和荷兰文版的对照：
鲁迅翻译的这两则短文注明译自“Ideen”，1862，也就是出自《思想集》的第1卷。对照荷兰文《思想集》第1卷（Ideën，eerste bundel，1862），《无礼与非礼》，与荷兰文《思想集》第1卷第447节内容一致，仅删去了原文中最后一句：“向我的其他读者致敬!”《高尚生活》系第1卷的第261、262节。鲁迅译文的第1部分与第261节内容吻合，但第2部分与第262节有较大差异……笔者在荷兰文版《思想集》第1卷未能找到其他与鲁迅译文吻合的章节，推测可能德文版是选编本，将《思想集》另外几卷的内容加以编辑整合过，或者因为原来的第262节过于简短，鲁迅为了平衡感而在内容上加以扩充改编？另外，两篇随笔荷兰文原文都没有标题，可能是德文版编者所加，或者是鲁迅所加。由于看不到鲁迅所据的德文译本《思想和随笔》(Ideen und Skizzen)，故在此只能存疑。
这里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思想集》的德文版、荷兰文版，国内学界始终所知甚少。从中外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关语种的文本信息的对照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荷兰语是小语种，信息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即如鲁迅与望·蔼覃《小约翰》的研究，因为有完整的译著、鲁迅本人的较多谈论以及与《野草》《朝花夕拾》等写作之间的明确关联，学界的关注度显然更高。吴钧即费尽周折在《小约翰》故乡找到了鲁迅翻译所据1892年版德译本，并展开荷语原文、德译本、英译本、鲁迅译本以及后出的胡剑虹译本（据英文转译）的对照研究。尽管《小约翰》研究之中尚存在明显不足，但最近十多年来有明显进展，而从这样的角度来观照，围绕谟勒泰都黎所做的工作可谓是微不足道。从表象来看，这么处理似也合理，这两篇译作体量太小，仅约1300字，鲁迅本人又从未谈论，可直接论说的空间有限。不过，若换作相关语种对照的角度来说，事实则可能发生改变。
来自《小约翰》故乡的汉学家鲁克思曾撰文讨论鲁迅与《小约翰》，其中也谈及谟勒泰都黎。在他看来，谟勒泰都黎是“寓言大师”，7卷本《思想集》“融合了论战讽刺和对童年的抒情描写，与鲁迅作品很相似”。《思想集》是“另一个与《野草》有更紧密关联的荷兰文学例子”，“因为在形式和语言上极为相似，它们很可能是《野草》的故事原型。《立论》的内容和语气可关联到《思想》第80篇”。不仅如此，谟勒泰都黎的“《情书》（Minnebrieven）中的《第六个权威故事》（Sixth Story of Authority），也很可能给了鲁迅写作《野草》的灵感”。
来自谟勒泰都黎祖国的学者更清晰地看到了不同语种的文本之间的关联，并捕捉作品风格与人物精神世界的相似性。这是国内学者很难体察的，凌彰曾为此抽取了“战斗的杂文”的线索，乔丽华也做出了类似的推测：谟勒泰都黎晚年“以杂文这种自由的体裁和直率的风格抨击社会上存在的宗教、政治、教育方面的种种偏见与歧视。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鲁迅后期的选择，同样也主要以杂文为主要创作样式，展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自有其道理，《无礼与非礼》对于宗教“教条”的批评，与鲁迅的精神立场确实是相通的，但看起来可能还不够，如荷兰学者所写《低地国家文学史》所示，谟勒泰都黎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思想集》和《小约翰》译本提到的“小威绥（Woutertje）的故事”；而赫·特尔默斯郝逊对于唤起“童年生活的《沃脱洁·彼德斯》”、“唤起那些同样遭受着折磨的人们”的《理想》的分析，以及巴·乌克斯托夫斯基对于“具有惊人的力量”的《情书》的描述，一旦置入鲁迅的视角，也还是能够让人联想起它们与鲁迅的写作及精神世界之间的某种相似。这也正是前一节不惜篇幅对相关段落予以摘引的学术动因所在：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评述文字有限，藉此可以呈现一位经典作家的丰富面向，包括在与中国语境有某种相似的俄苏所引发的反响；而另一方面，则是试图触发读者对于其作品——特别是《思想集》《情书》的内涵与鲁迅写作的相似这一联想。
乔丽华熟悉《低地国家文学史》中的段落，而在对照荷兰语《思想集》和鲁迅译文时，她敏锐地发现了段落的差异。至于其未见德译本的缺憾，可在汉学界鲁克思的描述中适当弥补：上述四个文本，即《无礼与非礼》《高尚生活》以及《思想》第80篇、《第六个权威故事》，均见于施波尔的德文版《穆尔塔图里选集》（Multatuli，Auswahl aus seinen Werken）。“施波尔是从谟勒泰都黎的妻子Mimi Douwes Dekker-Schepel编选的《谟勒泰都黎选集》（Bloemlezing uit Multatuli，阿姆斯特丹，1876）选取的文本。在他的选集中，‘蝴蝶’寓言（De Vlinder）（见施波尔译《高尚生活》［Höhenleben ］）的结尾与原作（《思想》，第261-262节）完全不同。尽管得到了谟勒泰都黎的授权，但这一译文在谟勒泰都黎全集的‘权威’版本《完整作品》（Volledige Werken，17卷本，阿姆斯特丹，1950-1986年；第1、2卷，1951年）中没有被提及”。也即，德译本与现行荷文版谟勒泰都黎全集之间的差异是当年的德译者造成的。而结合前述《低地国家文学史》中“德文译本以及威廉·施波尔（Wilhelm Spohr）编的选集”使谟勒泰都黎“成为19世纪末期在德国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的说法，则可知鲁迅当年拟购的《思想和随笔》应该就是施波尔译本。
对照前述《拟购德文书目》，鲁迅不止一次表示《小约翰》“想译，没有这力” ，德文水平的限制会妨碍鲁迅对于《马克思·哈弗莱尔》这类长篇作品的阅读，进而影响到对于这位荷兰作家的理解，但基于《思想和随笔》为短小篇章、且日后翻译的事实，鲁迅曾经阅读过荷兰汉学家所指认的《思想集》第80篇、《第六个权威故事》等篇章，在逻辑上是没有疑义的——基于不同语种的文本体察而做出的指认寓示着新的研究可能，但因着谟勒泰都黎的相关作品集始终没有翻译，研究者又无从探究原语种的文本信息，对翻译对象缺乏足够的体察，这一重要事实就始终沉埋于异国的故纸堆里无法察知。
结 语
孙郁在评价鲁迅翻译《小约翰》的行为时指出：“鲁迅是个很会吸收别人营养的人，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精神来源，并将一本感动过自己的书，译介过来，那境界是很高远的。”谟勒泰都黎作品的翻译与《野草》的写作在同一时段，大致也可作如是观。返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拟购德文书目》所列123种图书，多数并未成为事实，而从阅读到翻译谟勒泰都黎是一种漫衍近二十年的行为，与《野草》之间的切实关联、与某些写作可能存在的关联（“融合了论战讽刺和对童年的抒情描写”），原本会使得这位荷兰作家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存在，但如今只能看到一片巨大的空白，曾经就在鲁迅“自己笔下的”的谟勒泰都黎最终成为了其“文学个人史上的失踪者”。
作为小语种，荷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很有限，即便是跟鲁迅相关联的作品也是如此——不仅仅是鲁迅从未谈及的谟勒泰都黎，就是鲁迅一再谈及的望·蔼覃也只有《小约翰》一种，鲁迅译本所载“原序”——保罗·赉赫为小说德文版所作序言提及的《爱伦，苦痛之歌》《约翰跋妥尔，爱之书》等作品，始终未见中文译介。因此，放眼未来，谟勒泰都黎的《思想集》《情书》等作品集的译介或是本文所述论题能否推进的关键所在——不同语种的文本的对照性呈示，或能展现更多的写作秘密与精神关联，引发更多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