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8年4月1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文学派系有别、政治立场各异的现代作家首次大联合。不过，正如宣言对联合困难的承认：“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每个人都感到问题是怎样的复杂，困难是如何的繁多。即专就文艺本身而言，须怎样表现才更深刻？取何种形式才更合适？用什么言语才更有力量？都成为问题。”8月，上海的柯灵在所主持的《文汇报》副刊登载了内迁作家叶圣陶的古体诗与丰子恺的家信，孰料招致孤岛青年不满，最终爆发了一场在《文汇报》与《华美晨报》两报间展开的论争，将抗战文艺的“文体”与“风景”问题表面化与尖锐化。作为缺席的当事人，分居重庆与桂林两地的叶圣陶与丰子恺，其思想波澜与自我调整是危机时刻中间立场作家面对文艺分歧时的抉择，更昭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政治场域重组融汇的新趋向。

一、孤岛与《文汇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于8月13日全面进攻上海，11月12日侵占南市、虹口、杨树浦、闸北、浦东各区。因尚未对欧美宣战，日军没有进犯位于浦西的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及两租界的越界筑路地区。苏州河以南地区——东起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与大西路，南抵民国路，北临苏州河——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依旧由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与法租界的公董局分别管辖，史称“孤岛”。

租界暂时维持的表象下是抗日文化活动空间的日趋恶化。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日本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立在公共租界的新闻检查所，发出通告，自1937年11月28日下午3时起，原中国当局行使的报刊监督、检查的权力由日本军事当局接管，勒令上海各报自12月14日起须将稿件小样送检，未经审查者一概不得刊载。租界虽标榜中立，但为维护利益，事实上对日本持合作态度。公共租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缔租界内的抗日宣传活动：一是警告各报不得采用激烈或引起日本人不满的字眼；二是实行报刊登记制度，任何报纸、刊物或小册子未经登记不得在公共租界内刊行、印刷或分送；三是“劝告”租界内的抗日报刊停止出版或改变抗日立场；法租界同样加强了舆论管控。据同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所载：“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4家。包括中国政府机关之中央通讯社在内。”自11月起大量报纸相继关停，如11月22日的《救亡日报》，24日的《立报》《民报》，27日的《时事新报》，29日的《中华日报》，12月1日的《神州日报》，11日的《战时日报》，14日的《大公报》（沪版）、《申报》，以至于作为报业组织的上海日报公会，亦被迫于12月31日宣告停止活动。

与严格管控中文报纸不同，租界当局对外国人所办报刊持一体保护政策，日本方面也不敢公然干涉。因此，由外国人注册登记中国人掌控的“洋旗报”纷纷创办，截至1939年4月，上海已有“洋旗报”17种，总销量20万份。在此背景下，留守孤岛的爱国人士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联合出资，聘请苏格兰人克明（H.M.Cumine）任董事长兼总主笔，徐铸成主持实际编务，由克明以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登记立案的《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

借助“洋旗报”的保护色，《文汇报》积极展开抗战报道。据研究者统计，在孤岛时期的477期中，头版头条中有406条是有关抗战形势的军事新闻，占总数的85％。正面战场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得到了积极宣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重要谈话多次在该报要闻版登载。在烽火中诞生的《文汇报》，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的立场深受读者欢迎，报纸由创刊时的日出，对开一张，3月5日起改为对开两张，4月再扩版为对开三张，后又2次扩版，到最后已是对开四张；每月广告收入五六万元；创办半年发行量已逾6万份，直至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被迫停刊时止，一直位居孤岛销量首位。

与新闻评论版相配合，丰富多样的副刊是《文汇报》的另一特色，在其中，由柯灵主编的“世纪风”尤为突出。据柯灵回忆加盟经过：“（《文汇报》——引者注）鲜明的抗日立场，吸引了爱国的上海人民，很快发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我在2月初才应邀参加工作，筹备主编文艺性副刊《世纪风》，于2月11日创刊。第一天发稿（10日），正好遇上敌伪特务向《文汇报》馆扔炸弹，《世纪风》就是在硝烟弥漫中诞生的。”3月7日，柯灵以“编辑室”名义刊发《致读者：我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正式宣布用稿标准：

现在我想郑重地告诉读者：本刊竭诚欢迎读者的投稿。不过我们的需要——

1，本刊欢迎短篇，最好三四百字左右，警辟精悍的作品。

2，时代是这样的苦难，在沦陷与正在战争的土地上不断地扮演着可歌可泣的悲剧与壮剧。希望读者将自己所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以最经济的笔墨写出来，寄给本刊。描写要具体，事情不要“向壁虚造”。……因为这样，一定不容易写好。

3，杂感短评一类的东西，希望切实地说自己心里要说的话，不要机械地运用一种观念，来评论一切。

4，地方通讯；与战事有关的地方素描；以及一切有名无名的民族英雄的事迹的记述。但这要的确是作者所熟知的。

5.欢迎新鲜而精湛的译稿，字数勿过一千五百。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竭力避免重复与雷同，请千万不要看了本刊所载某一形式或内容的文字便拿来作为标准，不断以相似的作品投寄。

在柯灵的主持下，“世纪风”填补了抗战初期上海文艺副刊的空缺，为王任叔、王统照、阿英、唐弢、赵景深、孔另境、芦焚等留沪作家提供了发表平台。1948年赵景深在《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一文中专门提及“在第三四五年英美势力很大，每每可以挂起洋招牌，从事大胆地写作。……当时报纸文学最活跃的就是文汇报上的副刊‘世纪风’”。除孤岛作家外，柯灵还凭借自身人脉，大量登载内迁作家的各种作品，并特设“战乱中的作家音讯”专栏，刊载相关讯息。虽然孤岛与大后方通过文字连成一片，但彼此的分歧却也因之浮现。

二、“文体”与“风景”之争

1938年8月9日，“世纪风”刊首位置节录登载了叶圣陶《不惜令随焦土焦》古体诗一首：

五千里外不寂寥，好音时时堕云霄。念我书兴逊翁饶，堆书嬾读欲自嘲。

客秋避寇别皋桥，行篋惟携一卷陶。架书掉头一旦抛，不惜令随焦土焦！

今来渝州课群髦，看书之味如啜糟。心驰苏鲁豫晋交，举首蜀山森然高。

小倦偃卧任市嚣，乱插瓦瓶芍药娇，摘鲜饱啖红樱桃，晚来犹复斟越醪。

闻说春回期匪遥，会见贼势逐退潮。届时狂喜料难描，应效杜老发长谣！

大江水涨没百篙，楼船东去如轻舠；巴峡巫峡疾于飚，便下吴郊向沪郊。

过君书巢不待招，见面握手牢复牢，剧谈痛饮笑呼号，翁乎此乐券可操。

“编者附注”对此诗作了说明：“叶绍钧先生自去年九十月间，由苏州避寇迁居，由杭、绍去汉口，复往重庆，老弱相随，备受流离之苦。现在渝城某校教课，生活较为安定。右刊诗系先生近作，录寄他上海的友人某君的，虽是旧体诗，而语重心长，使人感奋。这一年来叶先生的作品很少，偶有所作，犹觉珍贵，特录以付刊，以飨读者。”

这首长达四十行句句皆韵的七言柏梁体背后故事远比编注说明复杂。1932年“一·二八”事变，王伯祥藏书毁于战火，此后重购书均会题记以志毁书之痛。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迁入法租界，将所赁房屋的卫生间改作书房，取名“书巢”。翌年他约请叶圣陶为书房题词赋诗以作纪念。叶圣陶所作《题伯祥书巢》，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述王伯祥从“曲斋”到“书巢”的心境变化，第二部分细谈自己在重庆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分展望未来抗战胜利后的相见之喜。柯灵刊发时，除保留起兴首句“五千里外不寂寥，好音时时堕云霄”外，第一部分“伯祥孤岛意仍豪，语我陈书欣有巢/分别部居引朋曹，整治逮夕未觉劳，/曲斋旧观复今朝，坐拥奚啻南面骄。/长帚秃尽雄鸡毛，酒贵未容醉酕醄，/犹搜捡囊饮三蕉，酡颜展卷读中宵，/神与古会百虑销”等友朋唱和性质的诗句均被删除，并特地摘取了“不惜令随焦土焦”另作诗题刊发，以契合彼时的抗战氛围。

不过，对此诗的理解柯灵与叶圣陶略有参差。正如叶圣陶对沪渝通信的期盼“无论佳音噩耗，大事小件，均所愿闻。简约言之，语无愤嫉，谅无妨也。……我们谈谈家常，当然不关人家什么事也。”虽叶圣陶自小熟稔古体诗词创作，但自五四以后，他致力于新诗的提倡与创作，1933年他更决绝地批评同辈中“一班在五四时代大声呵斥做古文或旧诗词者为迷恋骸骨的”，现在转而提倡“旧瓶可以装新酒”的人，“无论他们是真正的蒙昧或有意欺骗青年，在客观上不能不认为是时代的反动者。”抗战后，相比新诗情智主体的张扬/内敛，传统诗学追求的“兴观群怨”——尤其“群”——于危机时刻格外醒目，重拾古体成为五四一代的必然选择，叶圣陶亦迎来个人创作高峰，有多达60余首古体诗词在友朋中传阅。概而言之，《题伯祥书巢》本系承载家常的私密文字，即叶氏所谓“以此自遣，自抒其情，要无不可”，柯灵的删改刊发却将其公开化。

同期“世纪风”中还以《丰子恺由湘抵桂》为题刊载了丰子恺家信一封：

××贤表：

得示至慰。

仆等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乡，经杭州时已满城风雨，换船到桐庐，住二十天；杭州失守，又换船西南行，经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以至萍乡，已旧历年底。在萍乡住一月，又西行至长沙、汉口；在长沙住三个月，最近又西南行来桂林，因广西省政府相聘，来此担任教职也。

途中惟去冬备受风霜之苦，萍乡以后皆旅行，非逃难矣。今离乡已四千里，气候饮食，均多乖异，幸全家十人皆健康，堪以告慰。诸儿皆已在此入学。

故乡房屋虽遭焚毁，然仆等过去惯于浮家泛宅，尚能到处为家，惟书籍损失为可惜耳。

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江浙来者甚多，皆文化界人，盖武化东流，文化西流也。

七月十九日

丰子恺谈及自己逃离浙江，辗转江西、湖南、湖北，最终落脚广西的西迁经历，戏称为“因祸得福”，因系私信自有其正当性。加之在1930年代以郁达夫、沈从文为代表，各地风景的审美化表达为一时风尚，相关书信体游记散文更得以纷纷出版，承袭了此种文学欣赏惯习的柯灵自然选择刊发私信使其文学化。

但是，诗信见刊后，上海进步文艺青年迅即在《华美晨报》发表文章声讨叶丰二人。《华美晨报》系孤岛时期首份洋旗报。它创刊于1937年11月25日，初名《华美晚报晨刊》，1938年4月19日正式以《华美晨报》名称发行。它由蔡晓堤与朱作同合资创办。后者曾于1936年8月以美商华美出版公司名义创办了《华美晚报》，聘用美国人密尔士（H.P.Mills）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报纸发行人，由密氏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登记，朱作同实际控制。全面抗战爆发后，蔡晓堤在华美出版公司投入一笔资金成为董事后，创办了《华美晨报》，仍由密尔士出面担任发行人，但《华美晚报》与《华美晨报》实质是两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报纸。

《华美晨报》的运营分为两个阶段。从创刊到1938年12月为第一阶段，此时的《华美晨报》由蔡晓堤主持经营，石招泰担任编辑，地下党员恽逸群任主笔。从1938年12月起至1939年5月31日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因蔡氏难以为继，地下党员金学成继任经理，陆久之任社长，进步文化人徐怀沙、王任路分任正副总编辑，恽逸群主持评论工作，组建了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团队，该报亦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宣传阵地。1939年5月，经理金学成被捕，加之租界环境恶化，报馆陷入经济困难，《华美晨报》被迫停刊。对柯灵“世纪风”的批评发生在由蔡晓堤主持《华美晨报》，进步人士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行将接手的过渡期。

8月16日，署名“若霖”的作者在《华美晨报》副刊“闲话今日”刊首发表《关于“因祸得福”》。文章称誉明末清初遗民魏礼游历琼海遇险的临危不惧为“唐吉诃德精神”，古今对比摘引叶圣陶“摘鲜饱啖红樱桃”一句，直斥其为脱离现实的“痰迷诗”：

可是战争在二十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进化得这样野蛮残忍，文人到民国二十七年一样会变得更聪明更巧妙的，他们不但在辽远更辽远的后方可以翘起臭脚动笔大写其头昏的痰迷诗，同时还很自由地“谈笑饮食若也”，有例为证，见八月九日某报副刊，某著名文人所作的长诗：……这样好的痰迷诗的高明大概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可惜的是在饱啖红樱桃之下是否闻到千万同胞底血腥气呢，灌饱了黄汤可曾做过梦来？

紧接着拟居士口吻反讽丰子恺的避难游历，“善哉！‘因祸得福’：因国难之祸，而得遨游名山大川之福！……全家十人因遨游得新鲜空气，致皆健康之福，阿弥陀佛！”文章最后对《文汇报》“战乱中的作家音讯”栏目提出了严厉批评，希望该栏目能切实服务于抗战：“‘在战乱中’也可以节省些油墨纸张作唤起大众国际宣传或反汉奸之用。”

柯灵三日后以“陈浮”为笔名在“世纪风”发表《拭去无知的唾沫》予以反驳。文章批评身处孤岛的文学家“在租界的荫庇下，漠然地欣赏着别人的苦痛与灾难，还要加以扭曲，肆以轻薄”存在着对大后方的错误认知。柯灵矛头直指若霖，表明撰述此文是要替叶丰二人“拭去那喷来的无知的唾沫”：

叶丰两位，前者远在重庆，后者寄迹桂林，那诗和信，都不是预备发表的。拿来介绍给读者的是我。他们牺牲得很多，而都了无难色，历尽风霜，又能够处之泰然，这样从容赴难的精神，即使在一鳞半爪的文字中间也表现得极其明白，我相信，这是决不能求之于那些躲在租界里昏天黑地说风凉话的“文学家”的。不料这也终于不容于“孤岛”的文坛。——这虽然无损于叶丰两先生，而且这些枝节，他们恐怕连知道的机会也没有。但责任是我的，还是让我来代他们拭去那喷来的无知的唾沫罢。

针对批评，若霖两日后写毕《不必“诡辩”“武断”》，从文学的角度为自己的文章做申辩。首先，他认为基于叶丰二人过去消极的创作，才发文批评：

关于叶绍钧丰子恺两位先生底诗和信，不必讳言，我底读后的印象的确是不大好的，在这里或许有些“成见”，因为近年来这两位先生在文学领域中仿佛不十分积极似的，以致偶然在青年们底脑海里逐渐淡薄下来了，特别对于丰先生底一种“居士式”的私生活反映到文学生活上，在青年们看起来是会有着相当的反感的，这或者是个人底自由，但我们青年人也可以这样坦白地说罢。这样，就算是我作那篇《关于因祸得福》的小小的加紧的动机。

其次，他认为“世纪风”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力，刊文需要认真严肃：“在目今孤岛上，《文汇报》在一般民众中间是有着很大的力量的。这当然不是所谓偶然，那么这里面的副刊在抗战的本位上应该怎样好好地被培植着，不辜负了本身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用，也是一般人们所期望着的罢”。

最后，他指认古体诗与私信不符合抗战语境，作用不大：“旧诗和信我以为还是少登的好，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时候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或因之反而使本身会逊色的。（特别是平常的意思透过晦涩的旧诗的形式，对于大家是会更隔膜了的，这和‘旧瓶装新酒’使人们接近的原意距离得更远）。”

在上述三个角度的申辩后，若霖认为责任全在柯灵，结尾反呛后者：“用一种封建的传统的‘行帮主义’的方式来行事，现在早已不通了”，并表态“我不需摆起‘架势’，闹着不必要的‘对立’，因为在现在的苦痛的环境下还是不适合的”，略显强硬地表达了停止论战的态度。

笔者推断，若霖应为1930年代担任过左联机关刊物《每周文学》编委，上海沦陷后负责《译报》《每周译报》等抗日进步报刊的编辑工作，并从事译著的梅益。他的两篇文章延续了左联关门主义时期的文艺激进思想。1930年钱杏邨曾批评叶圣陶的作品“虽然也曾内含了一些启发的意义，但从正面送出来的，不免是承继着他过去的悲观的基调，只有阴暗的叹息”；同年柔石发表《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斥责后者的人生态度，针锋相对地提倡青年学生“应该走进社会一些，向社会底核心钻研一些，也就好一些”。对比可见，若霖对叶丰“这两位先生在文学领域中仿佛不十分积极似的，以致偶然在青年们底脑海里逐渐淡薄下来了”的“成见”，在相同的批判光谱之中。

翌月2日，柯灵发表《拭沫之余》，再次驳斥了若霖的回应。他否定“若霖”的青年代言人身份，“我应当声明：至少有我一个人，不在这‘我们’之内。我虽然也还算是青年，可没有若霖先生那么前进和‘积极’”。他重申不为若霖所左右，强调要坚持自己的抗战文学理念：

《世纪风》里倘有这样的作家的诗和信，也还要继续刊登，让大家看他们的战斗生活的另一面。至于“炼狱中的火花”似的作品，自然没有看金瓶梅插画有趣，然有对还肯用点思索的读者，是有益的，单是文字的凝练和落笔的严谨，就决不能求之于一般的空头文学家。一句“痰迷诗”的咒语，一张“不通俗”的封条，还不容易这么咒死，封掉。因为我们还不到这么“前进”的时代。若幸而中国的青年，还没有全和若霖先生一道同风，那么总还有读者，而且替抗战文化留下一点的东西的罢。

若霖对这篇文章未做回应，柯灵又发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第三次论及此事：“有一位先生，曾经代表中国全体的青年，判定丰子恺先生近年来‘仿佛是不十分积极似的。’——这自然是实话，因为丰先生本来不是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他认为“向同辈鸣鞭，是奴隶总管的事”，坚信“我实在也还觉得有出来揭破那些扯淡家的面目的责任”。柯灵的持续发文，一方面是他认为自己的刊发之举连累叶丰，有义务为二人说话，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文学与编辑理念遭遇质疑后的奋起反击。

远在内地的丰子恺、叶圣陶在听闻后的反应极为真诚。丰子恺自内迁到广西后任教于桂林师范学校，坚持写日记：“吾素无日记。昔年有人屡以日本制之皮脊金边日记册相赠者。吾惜其册，勉强为之，不旬日而中辍。册皆残废。盖故国平居，生活凡庸而悠逸，既无可记，亦懒于握笔。勉强为之，则虎头而蛇尾也。……及抵两江，安居而有定业，生活又成平凡。然蛮夷猾夏不已，神州丧乱日甚，吾身虽得安居敬业于山水之间，吾心岂能如故国平居时之悠逸哉？夫往而不返者时也，兴而不息者感也。而况得虎口之余生，睹苍生之浩劫，吾今后岂得优游卒岁，放怀于云林泉石之间哉？于是立此日记，以续于前五记之后。虽无皮脊金边之册，亦将逐日为之，而无中辍之患矣。此不仅记事志感而已，亦将以励恒心而习勤劳也。”从序言可见，日记系丰子恺在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自动放弃过往“悠逸”生活的文字呈现。

当他获悉孤岛有人对其信函的过度解读后，心态较为复杂，据其12月22日之日记：

上海有无聊文人，在报上攻击我。起因是我寄表侄徐一帆信。中有句云：“此次流离来桂林，虽道途劳顿，但一路饱览名山大川，可谓因祸得福。”一帆以此信交《文汇报》发表。次日即有某报攻击我“因祸得福”一语。此事上月章雪村最早来信相告。但言之甚略。今日得《文汇报》高季琳（高季琳为柯灵本名——引者注）来信，附辩护文两篇。我读该二文，始知其半。但攻击之文，终未见及，不知说些什么。据该二文推测，其攻击大约另有用意。或者，孤岛人满，生活困难；欲骗稿费，苦无材料，就拿我作本钱。如此则甚可怜。我既惠而不费，做个善举也罢。不然，则甚可悲观：吾国有此种无聊文人，抗战皆徒劳矣。

丰子恺对“若霖”的身份与年龄一无所知，故既有“做个善举也罢”的大度，又有“吾国有此种无聊文人，抗战皆徒劳矣”的忧虑与愤激。在12月26日致柯灵的信中，态度则明显宽容：“上海有人非难圣陶及弟，日前友人来函亦曾谈及，但寥寥一二说耳。今得尊示，始悉其详，一帆亦未有说述及此事。此辈见解，诚是奇怪，然吹毛太甚，弟疑其别有用意，可付一笑，乃蒙再度答辩，词意周详公正，反使弟惭愧无似，圣陶实受无妄之灾，弟则自念缺德必多，故有以招致讥毁，惟有自反而已，不为怨天尤人之语也。”不仅丰子恺由批评而躬身自省，叶圣陶同样如此。

在获知遭沪界青年批评后，叶圣陶在与上海友人的私信表示理解：“上海报纸骂弟不前进，弟本未前进，骂得其当，无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他还脱离个人利害关系，将其置于抗战青年教育予以思考。此际开明书店正考虑在孤岛复刊《中学生》，叶圣陶强烈建议将刊物转移到内地复刊，以便更好地配合抗战之需和满足青年心理诉求：“《中学生》复刊，自是佳事。但在上海出版，为店之安全计，下笔不免多所顾忌，于是即不配内地人胃口。岂唯内地人，恐怕也不配上海租界中青年之胃口，试观他们对于弟之诗、子恺之文要大骂，可以知矣。”叶圣陶的建议被上海方面认真听取，放弃原定计划，杂志于次年选择在广西桂林复刊。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文艺与抗战的关系确立了正当性，但生活在不同政治区域的文学群体对此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此外，文学理念的沿袭与突破，宏大叙事与微观抒写之间的区隔与融合，不同文类承载现实尺度的把握与协调，上述种种都是横亘在每一位作家心中具体的文学难题。由“世纪风”所刊诗信引发的这场以左翼青年与中间立场作家为两造的论争，表面是事关抗战的文体选择与风景呈现的合法性问题，内在根源是双方所服膺的文艺观念在抗战语境的碰撞使然。一定程度上，它是同年底重庆大后方的“与抗战无关论”论战的孤岛预演，但与后者不同，这场论争能迅速中止，固然是发难方若霖所言“在现在的苦痛的环境下还是不适合”的主动停止；更关键的是叶圣陶与丰子恺的宽容理解。内地二人预见了孤岛环境的恶劣，这可从《文汇报》《华美晨报》在1939年同月被迫停刊得到佐证，但他们积极地寻求与时代共鸣，言行举止都践行着文艺救亡；另一位当事人柯灵1939年初在“世纪风”刊发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作家针对“与抗战无关论”的系列批评文章，彰显了相同向度的调整。简言之，1938年《文汇报·世纪风》的论争，涵盖沦陷区与大后方两个地域，五四与后五四两大文学代际，其关捩在于昭示了中间立场作家群体与左翼进步力量，在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存在强烈的对话意愿与广阔的合作空间——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坚持乃至固化既有立场不同——因此彼此间的文艺分歧可以在现实政治需要面前化解，而此事的后续发展更显影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第二条战线的历史脉动。

1944年6月，丰子恺在重庆集结出版《教师日记》，著本较之刊本有不少改动，最有深意之处是原日记结尾从“吾国有此种无聊文人，抗战皆徒劳矣。”改为“吾国有此种无赖青年，如何抗战？”，有了明确指称对象，可见他已知悉“若霖”情况，而尾句语气由陈述改为疑问，这又和中国抗战形势已从全面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变有所关联。1948年叶圣陶应约为王伯祥重题书巢，与《题伯祥书巢》“行篋唯携一卷陶”“看书之味如啜糟”迥异，他认为在当前局势之下“以有涯逐无涯，多读百十种奚益？少读百十种奚损？”，慨然表示“余方以是将废书不观，冀免牵缠”。对阅读作为日常余暇的否定性辩证认识，这与彼时叶圣陶迈出编辑室，走上十字街头，积极参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现实行动互为表里，均是他抗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日渐亲近，立场逐步“左”倾的自然结果。

三十余年后叶圣陶整理发表抗战时期通信，旧事重提的总结诚可谓不刊之论：

我一仍其旧，不给删掉。写在给朋友的信上的话全是实话，决没有一点儿虚假做作。让读者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呢？回想当时，上海的报刊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就受到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指摘，说值此国难当头，我竟然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简直无可救药。几位朋友就写文章为我辩护。我倒觉得热血青年骂得也有道理，因为我自省的确没有为抗战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连激昂慷慨的话也少说。但是有一点倒应该说明白的，当时上海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政治情况非常恶劣，要是我在信上写些激昂慷慨的话（当然没有这样的必要），很难想象被困在孤岛的朋友们将会遭到怎样的无妄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