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穆旦和汪曾祺，先后在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接受教育并开始文学创作，日后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一般认为，穆旦在1949年前就已完成了他最成熟的大部分诗作，而汪曾祺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蛰伏过程，在1980年代接续了1940年代的文学传统，重新焕发艺术生命。二人的风格成就各有千秋，但很少得到并列讨论。谢泳曾写有《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一文，但他更多着眼的是西南联大之于中国文学史、教育史的意义。实际上，就作家个人而言，穆旦和汪曾祺的创作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战争年代的生存体验促使他们以新的目光观照生命，从对宏大历史下普通个体命运的关怀，到重审自我的存在位置和写作意义，二人文学发展道路的符码亦于其中显现。

身为野人山战役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穆旦却极少在言谈和创作中涉及。即便是唯一正面描写这段经历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他所抒发的也不是单纯的悲恸，而是将牺牲纳入到超验的形而上视野中来观照，包括人身处自然伟力下的原始恐惧，以及无数个体在历史中的湮没：“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的诗歌深受奥登影响。奥登1938年考察中国战场后写下的《在战时》十四行诗集经由任教于联大的卞之琳的选译，对穆旦、王佐良、杜运燮等年轻学子影响甚大。联大诗人们把奥登笔下的中国士兵和农民合而为一，将那些为抗战坚忍付出、“像逗点一样加上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写进诗行。对本人就是历史的一个“逗点”的穆旦来说，相关写作有着多重意义。1945年4月的《退伍》将目光投向从战场浴血而归的退伍士兵的精神困境：“没有个性的兵，重新恢复一个人”，然而重回日常生活，士兵却只觉得“陌生还是陌生”。“幸存者”成了“多余人”，穆旦痛苦地预见到，这和平的保卫者“未来的好日子隐藏着敌人”。野人山死里逃生后，穆旦没有再回到联大教席，职业几经变换，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诗中那种在巨大的意义忽然结束后的空虚感和失重感显然融入了穆旦本人的切身感受。同样写于1945年的《农民兵》则包含了对战时中国的具体考量和对战争、人性的抽象思考。他既写出了底层民众在战争下的（无意识）牺牲：“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还洞见到现代社会机制对个体的无形压制：“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那一向受他们豢养的，/如今已摇头要提倡慈善，/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我们就都要丢光了脸面。”在此，“我们”是一个广义的集合体，诗人认为自己也是为农民所“豢养”的，也曾以“胜利”“正义”等名词参与了对农民（兵）的鼓动和欺骗（比如《赞美》《给战士》），以“夸张和说谎和政治的伟业”把他们“用完”（《荒村》），有朝一日将“沉入使自己也惊惶的风景”（即“丢光脸面”）。穆旦毫不留情地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战争幸存者推上审判庭，这种怀疑精神和自审意识正是穆旦最动人也最值得敬佩之处。

汪曾祺很少直接写到战争，但发表于1946年的《他眼睛里有些东西，绝非天空》颇值得注意。文章介乎小说、散文之间，由三个看似独立、实则相通的故事/见闻组成，是一个无名兵士战争经历的缩影。第一篇是一幅群像，写一批奉命挑挖一口淤湖的农民兵：“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有时累了，把锹插在水里，两手扶在锹把顶上，头搁在手背上，看相邻的另一个的动作。脸上全无表情，木木的。看来他们眼角口边的肌肉只会永远维持这个样子，很少有牵扭跳动。”汪曾祺擅写人与自己的工作合而为一、周身笼罩着光韵的场景（如《戴车匠》《鸡鸭名家》），但这里的劳作却是枯燥的，全无生命气息。半个月后，工事完成，“我”第一次听见他们的笑声，看到他们彼此帮着剃头发、刮胡子，互相笑闹，争抢一面不到两寸的小镜子照照自己，暂时摆脱兽的形态，恢复一个人的形象和声响。但可想而知，这只是经日麻木劳作后一个短暂的喘息时刻，等待着他们的，是下一次“劳动服务”和无尽的苦难。画面转到第二篇，凌乱肮脏的凤翥街开来一群长途跋涉而来的新兵，他们“样子蠢头蠢脑”，四处张望，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秩序”在排队报数吃饭体现出来了：排在第五的急于想吃，没等“四”报出即抢出一个“五”来，头上立马遭到了值星官的三巴掌，而他们争抢的，不过是一桶粗劣不堪的红米饭。唯一的一碗白米饭被派给一个病重的小兵，但他只能对着饭干瞪眼睛。文章借一旁的红脸连长之口道出行军路途的艰难：“当兵是好玩的？ 这一路倒了十二个……”这些战场之外的牺牲连为历史加一个逗点的资格都没有。最后一个故事里，兵士终于走到了死亡。就在西南联大校门对面人来人往的公路边上，“我”看见一个将死的兵，瘦得出奇，上身一件灰色军服，下身则什么都没有，但他依然吊着最后一口气，缓慢地将头向两边转动着，那大而暗淡、眼白呈鸭蛋青色的眼睛迎着宝石一样的蓝天。这无疑是每日徜徉校园内外的汪曾祺所遭逢的震惊时刻。当天给友人的信中，汪曾祺照例倾吐生活的彷徨和恋爱的苦闷，最终还是没忍住描画了这个即将消逝的生命，“我记得这种眼睛，这也是世界上一种眼睛”；并反问道：“我不是说我是写‘美丽’的么？”1993年更将之追溯为自己创作风格转变、开始较多表现“对人的关怀”的一个节点。

与穆旦不同，汪曾祺没有亲历战场。但凭着对生命状态的关注和敏感的自审意识，汪曾祺依然看到了普通人在战争下的不幸，并由此感知到个体存在的无意义。《落魄》《老鲁》等早期代表作皆隐含了这种发现。考察二人的行迹，重叠处并不算多。汪曾祺1939年夏至昆明进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其时穆旦正在外文系学习，开始系统接触英美现代派诗歌和文论，《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已经显示出诗艺。转年8月，穆旦任助教赴叙永分校工作，一年后回昆，汪曾祺这时还处于创作的模仿阶段。不过，二人都是西南联大校园文艺社团的成员。1947年下半年，穆旦因赴美留学事宜经常往来沪宁，作为萧珊挚友，他成为巴金家的座中常客。当时，巴金的诚恳亲切与萧珊的热情好客吸引了一群青年作家到此，每天下午像一个沙龙，“充满生命和快乐”，令穆旦到晚年仍不忘怀。这些青年作家就包含汪曾祺。据黄裳回忆，在巴金家里，汪曾祺“实在非常老实、低调”，想来这二人并无深交，至少在他们本人及相关人士的回忆中没有值得注意的记述。唯有后来的《中国新诗》同人、“九叶”之一的唐湜为我们提供了讯息。唐湜回忆自己读了汪曾祺的许多作品后登门拜访，想给汪曾祺写一篇“像样的评论”，不料汪曾祺拿出一册印刷粗糙的《穆旦诗集》，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1948年3月，唐湜写出了万余字的《穆旦论》并发表，堪称一段文坛佳话。这部《穆旦诗集》由穆旦1947年5月在沈阳自费出版，印数有限，汪曾祺应该是在巴金家的“沙龙”上获赠的。不难推想他读到诗集后的共鸣：“诗人是寂寞的”未尝不是对自己创作的喟叹。

1949年后，两人从事不同的工作。1976年，临近生命尽头的穆旦重拾诗笔，仍然葆有鲜活的诗思，只是不像年轻时那样晦涩深奥，而是写得率性、质朴和悲怆，饱含了诗人对生命的朴素关怀、对岁月的深切体验。不幸的是，穆旦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冬天，留下了诸多未完成的可能。而汪曾祺的复出，被视为一位老作家重新焕发艺术青春，《受戒》《大淖记事》为文坛吹来一阵清新之风。在语言上，汪曾祺同样从早年的求新求奇转向俗常，洗去了“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语）的痕迹。进入1990年代，为死亡阴影所缠绕的汪曾祺又决然“衰年变法”，展现了锋利新异的晚期风格，接续青年时期对生命的探索和存在哲思。概言之，这两位生长于乱世、身承西南联大传统的作家，在后来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始终怀着对普通人的深切关怀，勘察时代风云中个体生活的状态，追问历史、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从这个维度来看，穆旦和汪曾祺可以说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