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旧学传人 新史宗师
绍兴古城，锦麟桥畔，坐落着一座素雅的清代建筑——范文澜故居。白墙黛瓦，三进平屋，占地虽不足900平方米，却承载着一位史学巨匠的起点与荣光。门前廊柱上镌刻的楹联“书香诗风孕育负笈学子，经史纬文卓成一代宗师”，正是范文澜毕生追求与辉煌成就的精妙写照。
步入故居，时光的痕迹已显淡薄，取而代之的是以图表、文字与实物精心构建的“范文澜史迹陈列”。客堂前悬山水画卷，两侧“山静松声远，秋清泉气香”的对联，虽为后人布展，却颇合主人志趣。厅堂上方，同乡书法名家沈定庵所题“清白世家”匾额，尤为醒目——这不仅是对范文澜品格的赞誉，更是其家族血脉的烙印。范氏乃北宋名相范仲淹后裔，世代恪守“清白”家风。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便诞生于这“锦麟桥范家台门”。
尽管彼时旧学式微，范文澜自幼却深受传统经学浸染。5岁入塾，家学渊源深厚。这扎实的旧学根基，为他日后融通古今、开创新史学奠定了基石。
范文澜一生，学识渊博，贯通文学、经学、史学，尤以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著作等身，如《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唐代佛教》《中国近代史》《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等，皆为学界珍视。然而，奠定其“一代宗师”地位的扛鼎之作，当属《中国通史简编》。这部巨著，始撰于烽火延安，至1965年形成3编4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开创了我国新通史的著述范式，兼具可读性和权威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亦曾坦言，对他影响至深的并非文学作品，正是这部《中国通史简编》。
故居陈列的玻璃柜中，静卧着三册绿皮泛黄的《中国通史简编》，封面横排繁体书名及“中国历史研究会编”“新华书店发行”字样，无声诉说着岁月沧桑。展板文字清晰记录：1941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次年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下方，毛泽东的评价尤为有力：《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这部划时代巨著的诞生，与毛泽东的支持密不可分。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庚，更因历史结缘。1940年1月，范文澜自河南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抵延不久，毛泽东即向他交付重任：编写一部通俗中国历史读本供干部学习，初定15万字。范文澜领命，夙兴夜寐，拟就提纲并请示体例。毛泽东强调要“夹叙夹议”，最终更鼓励他“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史书之至高境界，在于史料与史识的完美结合，寓识于史，识从史出。古往今来，能成就传世通史者寥若晨星，唯如司马迁之《史记》、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并称“两司马”。范文澜以其深厚的旧学功底，精研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将两者有机融合，铸就了《中国通史简编》的独特风格与不朽价值。《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近60万字）终在1942年付梓。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范文澜的价值，不仅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更在于其个人道路所彰显的时代意义。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四万知识分子中，像他这样旧学造诣精深的大学者，能毅然放弃谨谨守规的旧途，潜心钻研并服膺马克思主义，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深刻揭示了在民族危亡之际，深受国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能够汇聚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寻找救亡图存之路。范文澜，正是其中光辉的典范。
故居陈列中，一副范文澜亲撰的对联尤为引人注目：“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既是他一生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后学语重心长的箴言。《中国通史简编》文笔纯熟，深得“文史兼通”之精髓，尤以文化史部分尽显其国学大师底蕴。据夫人戴冠芳回忆，延安窑洞里，范文澜常坐于一条冰冷的无靠背木板凳上著述，写累便倚墙小憩。其助手卞孝萱亦言，范老著述态度极其严谨，每写一句必反复推敲，不满即撕毁重写。夫人曾笑叹：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字字句句，皆是呕心沥血。
1969年7月29日，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病逝于北京，然其“文章独树帜，品德世所罕”的光辉永存。为纪念这位乡贤，绍兴市政府于1993年修缮其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创办文澜中学。
步出故居，回望廊柱楹联，其意愈深。史学界堪称“一代宗师”者或有数人，但范文澜的卓绝，正在于一个“新”字——他首次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系统阐明中国历史进程，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以深厚的旧学为根基，以崭新的理论为指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愧为旧学传人，新史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