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与《中国先睡后醒论》
曾纪泽（1839——1890年）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之子，亦是近代中国杰出外交官。1887年1月，时任驻欧外交官的曾纪泽，以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亚洲季刊》。文中，他秉持不卑不亢的态度，清晰阐释中国具备觉醒能力，但觉醒后不会对外侵略的核心观点。《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中国官方向世界介绍古老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发声，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众多救亡图存之士也将“睡狮”概念的源头追溯至此。
“睡”是暂时状态
根据英国参赞马格里的记载，正是他建议即将归国的曾纪泽撰写一篇“关乎他的祖国的未来”的文章。曾纪泽经深思后认为，确有必要向外国展现真实的中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他既未刻意宣扬古老中国的辉煌历史，也未因当时国弱民衰的处境流露卑怯，而是巧妙以从“睡”到“醒”的状态转变来阐释中国。不难看出，曾纪泽的词汇选择蕴含着明确且强烈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提醒西方列强“侵略必败”的最终结局，另一方面向列强传递关键信号，在面对侵略时，中国已不再逆来顺受，正逐渐走向觉醒。
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这让欧洲逐渐形成“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的认知。这种认知进一步助长了列强的侵华野心，在他们眼中，中国俨然成为可随意瓜分的“待亡之国”。这种带有“殖民”的心态与行为，给中国造成了无尽的灾难。《中国先睡后醒论》深入分析了这一认知形成的关键原因，即“中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判若霄壤”。毋庸置疑，中国从鼎盛到衰落的断崖式下滑，让侵略者误以为中国“精力业已消铄殆尽”，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侵略政策。
曾纪泽并未回避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的客观史实，但明确指出——战败并不等同于灭亡，这也是全文的核心观点。他强调：“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睡”是暂时的，终究会“醒”；而“垂毙”意味着走向不可逆转的“死亡”，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他进一步剖析中国陷入“沉睡”的根源：古代中国长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这种优势逐渐滋生了“日有侈心”，具体表现为“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尤其是对于“和战攻守”的“漠然不知”，最终导致国家在时代变革中逐渐落后。
关于中国当时的发展状态，曾纪泽明确指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逐渐走向觉醒，“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然而，此时的觉醒并不是“全醒”，更多的是在列强侵略刺激下的“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自身“沉睡”状态进行主动认知与深刻反思，意识到“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
曾纪泽对中国“由睡到醒”的界定，并非单纯的情感建构，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变革，尤其是清政府正在推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围绕内修国政、外保国体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尽管曾纪泽并未明确回答这些举措对中国觉醒的推动程度，当时也有质疑者发出“中国果醒矣乎？”的疑问，但结合他撰写此文的初衷可知，他意在通过这些变革事实，向外界传递出中国正在摆脱“沉睡”状态的关键信息。
“醒”是未来走向
作为继郭嵩焘之后晚清政府派出的第二任驻外公使，曾纪泽在欧洲期间，既深切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也为祖国的衰弱现状忧心忡忡。如果说“睡”字是用来描述中国当时的状态，而“醒”字则是表达了他对于未来中国走向复兴与强大的信心与期待。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他着重阐述了一个针对性极强的观点：中国“全醒”以后，并不会威胁世界的和平。这一观点的核心目的是向列强表明，无需为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担忧，更不应刻意阻挠中国觉醒。
曾纪泽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依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守之国”，因此“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未来的中国绝对不会影响世界的和平，“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针对当时西方对中国庞大人口的误解与抹黑，曾纪泽指出，“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别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直接戳破了列强以“人口过剩”为由，渲染“中国威胁”的谎言。曾纪泽强调，中国人口众多，但同时也拥有广袤的土地，因此“中国所应为者，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近代以来，屡有外国人宣传“中国人口过剩”，甚至把中国人污蔑为“黄祸”，其背后侵略逻辑可谓是不言自明，即通过制造虚假舆论，为侵华行径寻找借口，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
然而，现实并未如曾纪泽所愿。《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后，虽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欧洲诸国传诵一时”，但文中真挚的和平诉求，并未触动侵略者的野心。此后，列强侵华步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发密集。这一结果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在国弱民衰的背景下，即便有理有据的外交发声，也难以获得平等话语权。
“睡狮”概念的思想源头
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曾纪泽着重关注了中国由睡到醒的转变状态，但通篇近四千的文字中并未提出“睡狮”的概念，甚至也没有出现“狮”的字眼。然而在近代中国，众多救亡图存之士却将“睡狮”一词与曾纪泽撰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紧密关联，或将其视为“睡狮”概念的重要渊源。这种“无中生有”的现象，恰恰印证了《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持久影响力。
从史料考证来看，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睡狮”一词的是梁启超。1899年4月，他在《动物谈》一文中写道：“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自此以后，很多文献均将曾纪泽视为“睡狮”概念的提出者。不过，关于“睡狮”的起源，在近代中国始终存在争议：有学者将其视为外国给予中国的歧视性词汇，也有学者把拿破仑作为“睡狮”的最早提出者。但毫无疑问，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被认为是国人语境中“睡狮”概念的重要思想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