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生活一切如常：烹饪，写作，山里散步，做些编辑工作，以及在网上授课。和以往一样，我与山里的野生动物一起住在院里。”

逃离大都市，去一个大理那样的地方躺平的念头，可能或多或少地在每个打工人的心里冒出来过，然而大部分人会觉得不太现实，或者采取一条最有效的铁律——“忍忍再说”，然而，也有一些忍不下去的人，他们启程了，并住下来了，还将大理的一切所思所想为我们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位是旅居中国的英国作家艾礼凯（Alec Ash），近期他携《大理一年》在上海国际文学周和乌镇阅读节与读者见面交流，他的“逃离文学”颇受大城市读者欢迎。对于缺乏勇气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本书的阅读动机或许在于：下次想要“逃”的时候，可以先深度预览一下大理的生活，不至于措手不及。

读者友好型生活纪实

2020年，即将步入34岁的艾礼凯，既感受到了生存大环境的动荡，也经受了个人情感生活的破裂，在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朋友圈的大理美图召唤了他，让他决定做出改变，放下北京的一切去大理开启新生活。长期担任编辑的艾礼凯深谙读者友好乃非虚构文学的铁律，纪实文学作品《大理一年》结构清晰但不失诗意，按照线性顺序，分为序章（出发大理之前）、四个季节命名的四章（大理一年的经历）和后记（一年后的反思）构成。作品的叙事松弛但不至游离，读者可以轻松地跟随艾礼凯平实真切的叙事，听他娓娓道来在大理的所观、所感和所思。

艾礼凯对大理的观察和呈现，某种程度上，类似一部纪录片的制作，既有客观克制的白描，也有片段情节的捕捉，还有情感温度的氤氲。在《大理一年》中，向往或好奇“大理福尼亚”的读者可以为自己好奇的几个问题找到答案——如何在大理定居生活？大理的生活是怎么样？其他生活在大理的人是怎么样？

定居，顾名思义，要在大理“居”住，当务之急是找一个住所，毕竟大理低廉的房租，加上窗外就是苍山洱海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对大都市移民的诱惑力可是不小。而现实给初到大理的艾礼凯不小的冲击，“我的房间布局方正，正对着院子……房里只有一桌一床一椅”，“椅子旁边放了个桶，接着从房梁下麻雀窝中落下的粪便”。在几经周折后，艾礼凯搬进了大理的新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天清早，作家居然是被推销高价口罩的村长敲窗吵醒的。接下来的日子，随着除草种菜、翻新房屋、学习厨艺、赶集采购、爬山环海慢慢填满艾礼凯的生活，“诗意地栖居”的模样似乎又慢慢清晰了起来。艾礼凯不仅翔实地记录自己，也冷静地观察着大理和其他大理人。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大理和“香格里拉化”的大理之间的横冲直撞，高价手冲咖啡店和低价本地水果集市紧挨着，向往大城市的大理本地居民发现“田园美学”摆拍经济远比种地赚钱，摆拍的“新大理人”想用精心制作的“田园牧歌”收割向往大理的人。在艾礼凯笔下，为了逃离消费主义来到大理的人，再次被卷入“城市病”的漩涡，透着几分魔幻现实主义的“大理福尼亚”，凝聚了痴迷于物质、科技、速度、效率和消费的“欲望社会”洪流的缩影。

心灵的旅途行记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想道：“我三十岁啦——眼看又是十年的孤独，单身的朋友将会逐渐变少，澎湃的激情必将缓缓淡薄，而我的头发也会日渐稀疏。”在大理迎接新年的艾礼凯感受到了类似的孤独：“在这场盛大的狂欢里，孤独却像潮水般向我袭来，比我之前所意识到的更为强烈。”艾礼凯发现，来到大理的人，不论是定居还是短游，不管是为了逃离大城市的“内卷”还是雾霾，都是为了获得打破规则的自由。

艾礼凯也敏锐地发现了“自由”的两面性。有人在自由中逃避，这样的自由终会在空虚中迎来梦醒之时，在这份自由中又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他清醒地知道香格里拉只能存在于人的心里，又希望大理能有所慰藉。换言之，对自己精神归属的探索，即重新认识自己，重新与自己相处，是艾礼凯来到大理的根本动机，也是作家花大笔墨的省思之处。

艾礼凯对自己的精神探索是作品另一条重要的“向内”叙事线，他想在“上山”和“下山”、“出世”和“入世”之间平衡，既不愿被物质世界完全裹挟，也做不到十成的厌离之心，认清自己“中庸”的艾礼凯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方式重塑“精神性”：一是充分感受大理慷慨馈赠的自然与原始；二是通过心理治疗重塑自己与情绪的关系；三是在大理与其他人建立简单而真实的联结。因而，作品时而如《瓦尔登湖》一般呈现超验的自然诗意的传递，时而像弗洛姆《爱的艺术》一般坦荡地记录和剖析赤裸的情绪、翻腾的情感和诚实的欲望，时而又像《乡土中国》一样平铺展开日常与真实。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初到纽约的西部小伙子尼克，在窗外看着暮色中的街道和行人，感怀自己既身处梦幻之中，也在观察着这个梦，说出了一句经典的台词：I’m within and without，中文版译作“我既在里面也在外面”，如同在大理的艾礼凯，他以独特的身份标签“新大理人-英国人”展开叙事，既置身其中和中国青年一起涌向大理的山海，也能保持局外人的冷静与克制，观察“大理情结”的肌理的褶皱，这和作家对于中国观察的深厚积累分不开，作家于2017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许愿灯：中国的“千禧一代”》，浓缩了中国年轻人的梦想与挣扎。作为“新大理人”的艾礼凯的叙事以第一人称展开，口吻真诚亲切，而作为“旁观者”和“外国人”的艾礼凯的观察和讨论则以无主语形式展开，语气客观冷静。这两种叙事在全书中水乳交融，自然交织，前者为更好奇大理生活的中国读者展呈了大理的深度体验，而后者则为英语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与民俗的一扇窗。这类汉学家和“中国通”写的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正在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有力一环。

（作者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