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不做告别》的三重阐释——评论三则读札原创
《世界文学》在2025年第2期的韩江专辑中收录了三篇关于《不做告别》的中文原创评论，分别是董晨的《国家暴力下的个体抗争——从历史书写和历史意识看<不做告别>》、韩晓的《暴力书写与创伤记忆——韩江<不做告别>解读》，以及张佳的《收集、拼装与身体化——<不做告别>与韩江的集体记忆书写》。三者以同一部作品为切入口，从社会历史、叙事策略和理论路径等多重维度揭示了韩江在《不做告别》等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内蕴，共同观照了国家暴力对个体以及集体的创伤影响，并通过对韩江作品中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强调对这些创伤“永不告别”的坚韧抵抗。
董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对韩江因《不做告别》斩获诺奖的原因进行阐释。文章首先以英国RCW文学代理公司（持有韩江作品海外独家版权）国际部负责人劳伦斯·拉吕约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对《不做告别》的评论导入，点出瑞典版《不做告别》对韩江斩获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下文则紧承瑞典学院对《不做告别》的重视，梳理了韩江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历程：
2007年的《素食者》通过展现英惠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暗示了这一家暴子女的角色在越南战争中的施暴者形象；2014年的《少年来了》则以“光州事件”为题材，首次尝试对国家暴力进行正面描写，开始思考韩军赴越作战与“光州事件”之间的深层关联，但并未直接提出问题。在2021年的《不做告别》中，韩江聚焦“四三事件”，勾连起一系列塑造了韩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现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始对韩国国家暴力事件做出更深层次、更加本质的追问和探索。作者以韩江对国家暴力的关注为线索，将三部重要作品串成一线，既将韩江的小说创作历程进行了深度的逻辑关联，又点出了《不做告别》中浓厚的历史意识，自然而然地引出对韩江历史书写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作者紧扣文本，从叙事角度深入探讨了韩江“四三事件”历史化过程的呈现，以及创伤记忆的个体传承与转化。在对比《不做告别》和《少年来了》的叙事方式时，董晨指出，韩江在保持自身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同时，试图在《不做告别》中通过叙述视角的转变呈现历史事件之外的东西，即“韩国国家暴力给几代韩国人造成的集体精神创伤”。而文中多次出现的“噩梦”和“雪”则构成了承载相关情感记忆的重要媒介。
在由韩江小说文本的历史书写转向对历史意识的分析时，文学与现实语境的互文是董晨本篇评论的一大突出特色。作者细致分析小说的叙事方式之后，从小说的描写联系到韩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强调国家暴力事件对韩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逻辑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做告别》隐含的问题：暴力下的沉默与保守是否在非自愿的意义上成为了暴力的帮凶？而在董晨看来，韩江通过作品中仁善及其母亲、庆荷等个体对暴力的抵抗给出了属于自己的回答。随后，作者从韩国史学史的角度对韩江的历史意识展开溯源，在肯定韩江历史责任感和勇气的同时，作者也从“良民”形象的构建出发，点出其在韩国国家暴力受害者形象书写上的局限，指出其对左翼争议的回避。但作者又紧接着指出，韩江的历史书写，从韩国社会思潮史的角度上看，仍然构成了对当下“新右翼”思潮的抵抗。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与对韩国社会历史现实的解读紧密贴合，从而较好地佐证了“《不做告别》既对韩国现代史中反复出现的国家暴力行为和韩国人的集体精神创伤进行追根溯源,又呈现出历史中个体的坚强抵抗之姿”这一观点，得出“韩江因此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偶然”的结论，展现出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对韩国社会历史的深度把控。
韩晓同样关注到了《不做告别》中突出的历史感，并聚焦文本，针对其暴力书写与创伤记忆对韩江在小说中使用的艺术手法做出了细致解读。相较于董晨层层深入的论述形式，韩晓用空行将文章层次清晰地划分为五个部分：韩江与《不做告别》的简要介绍、“四三事件”及相关小说创作、《不做告别》的主要人物与叙事视角、《不做告别》的隐喻使用与解读，以及对《不做告别》的总结性评价。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先是按照时间顺序对韩江的文学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进行了传记式梳理，随后便引入了对《不做告别》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的介绍，并借韩国文学评论家申亨澈在《不做告别》封底上的一段话领起下文，正式进入对《不做告别》的文本探讨。第二部分则顺承上文，对《不做告别》的历史背景和该事件相关的小说创作做了简要概括。第一自然段通过对“四三事件”始末和定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所折射出的韩国社会问题，并指出，对该事件的记忆与反思实质上关乎着对历史和集体暴力事件的看法与处理，赋予历史事件的文学化呈现以现实意义。同时，韩晓列举玄基荣、梁荣秀两位来自济州岛且富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家，对《顺伊叔叔》《济州岛》《燃烧的岛》这三部以“四三事件”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做出了凝练概述。在此基础上，韩晓肯定了玄基荣、梁荣秀与韩江三人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从身份、创作风格两个层面指出，非济州岛民出身和其一贯的克制笔法是韩江同二者的显著区别，而多样化的叙述视角和大量隐喻的使用使得事件真相得到了多层次的呈现。
根据这一观点，作者在第三、四部分紧扣文本，详实地论述了《不做告别》的艺术手法。第三部分围绕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出场顺序，依次分析了韩江在“我”（庆荷）、仁善与正心（仁善母亲）这三个不同叙述视角之间的切换以及用意，进一步明确《不做告别》多样化的叙述视角对还原历史真实和展现历史多重侧面的重要性。此外，和董晨一样，韩晓也关注到文本中“噩梦”“雪”等意象对暴力、创伤与记忆的承载和延续作用，并在第四部分对《不做告别》中的大量喻指性符号进行了细致解码。她将这些符号分为梦境、自然意象、身体意象和时间符号——它们共同揭示出“暴力之残酷、创伤之持久以及记忆之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作品中时间符号的隐藏含义时，采用了文本与历史事实相对照的方法，对出现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和事件展开了相应的史实对照与解读，从而挖掘出了《不做告别》中由时间轴变化构成的隐性叙事，进一步说明韩江用叙事手法展现历史真实的高明之处。
作为全篇的结尾，第五部分首先从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对《不做告别》的评论生发开来，对文章主旨进行了概括和收束。同时，最后一段也由艺术手法回到小说内蕴上来：“不做告别”既意味着不说告别，也意味着永远不会忘却，藉由对小说题目“不做告别”的解读完成了由“暴力创伤”到“极致之爱”的主题升华，也完成了从“文学如何呈现暴力与创伤记忆”到“为何必须呈现”的逻辑自洽。
张佳的《收集、拼装与身体化——<不做告别>与韩江的集体记忆书写》也同样聚焦于韩江的历史书写，但采用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在对韩江和塞巴尔德的比较论述中引入西方理论，按照“收集→拼装→身体化”的路径来探讨韩江对历史创伤的文学转化。
这篇评论兼具论述逻辑的纵深性与各小节内部论述结构的整饬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当严密的有机整体。开头与结尾相呼应，共同点明文章主旨；中间主体部分则用三个小标题对分论点进行了清晰的概括与划分，依照韩江“受到塞巴尔德影响”到“吸纳突破”再到“更进一步”的写作逻辑，明确了从“不在场视角”到“拼装手法”再到“身体化表达”的论证顺序。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既追溯韩江叙事手法的源头，很好地阐明了塞巴尔德对韩江历史书写风格的影响，又凸显了韩江在塞巴尔德基础上实现的突破，从而避免陷入“单向度影响研究”的窠臼。这也使得“影响—创新”的双轨分析成为了这篇文章的亮点之一。张佳认为，韩江在吸收塞巴尔德历史书写手法的基础上，凭借其在《不做告别》中对素材的私人化处理以及对创伤的具身化表达完成了对自身集体记忆书写独特性的确证。
在第一节“不在场的记忆收集者”中，作者主要以《不做告别》的第一部《鸟》来展开论述（《鸟》的开篇接续了《少年来了》的结尾，其历史叙述方式也采用了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的三条叙事线索），着重强调塞巴尔德对韩江的影响，突出二人在叙事视角运用上的相似性。而第二节“拼装记忆”则指出第一部《鸟》在拼装手法上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以《不做告别》的第二部《夜》为文本分析重点，既指出韩江对塞巴尔德拼装手法运用的精妙，又观照到了韩江在素材处理中涌动的情感（不同于塞巴尔德的处理手法），从历史记忆素材的双重属性角度指出：《不做告别》在保留历史文献公共性的同时,大大拓宽了拼装手法的私人性。第三节则强调韩江身体化手法相较于塞巴尔德的超越性，并按照韩江的创作历程对其身体书写加以梳理和分类。可见，不论是对韩江和塞巴尔德的比较，还是对韩江文本分析的素材选取，作者都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了对应，足见其谋篇布局之精妙。而每个小节内部的论述结构则呈现出平行样态，往往由对塞巴尔德作品和手法的分析转入对韩江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检视，随后对当节内容加以总结，再抓住“韩江—塞巴尔德”之间的比较关系对下节内容进行生发，形成了完整的嵌套结构。
此外，对理论的纯熟运用也是这篇文章的一大特色。作者综合运用了皮埃尔·诺拉、哈布瓦赫、列维·斯特劳斯、柏格森等人的相关理论，结合小说文本对“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拼装”等概念做出了具体而明晰的阐释。
总之，三篇评论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董晨的“现实批判”为韩晓的“文本细读”提供历史语境，张佳的“理论建构”则为前两者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对同一作品的多重阐释不仅体现了《不做告别》作为韩江获奖契机的复杂性，也展现了文学批评的多元可能。但最终，“三重阐释”都共同指向了小说“不做告别”的精神内核，呼吁人们带着对伤痛的记忆走向爱与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