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为何不断与《新青年》对话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因版权纠纷，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年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从政治史上看，后面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同样很重要，但基于论述策略及写作框架，我之谈论《新青年》，基本上限于前九卷（1915—1922）。
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第75期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何谓“代表”，如何“创造”，二者之间的同与异，胡适并未认真界定。而这四个清末民初偏于政论的综合杂志——《时务报》（1896—1898）、《新民丛报》（1902—1907）、《民报》（1905—1910）、《甲寅》（1914—1927），创刊有先后、文章有长短、发行有断续、影响力也有大小，为何胡适贬低立场激进的《民报》以及逻辑严密的《甲寅》呢？
我的推测是：在胡适心目中，“创造”的价值应在“代表”之上。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的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期与较好的连续性。依此三标准衡量，生气淋漓但存世时间不长的《民报》、论证严密但立场偏于保守的《甲寅》，即便承认其“代表性”，还是算不上“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话题很有前瞻性，但胡适立说时，距离太近了，看不太清楚，有些高估了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与《新民丛报》——这两个杂志都很重要，但只能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放宽视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不仅“代表”而且“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当属陈独秀主编、胡适等人共同参与的《新青年》。多年前，我在接受专访时曾谈及：“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份刊物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如何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四者的互动中，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理解其工作思路并诠释其思想/文学价值，仍有待进一步开掘。我之研读此“一代名刊”，并不断与之展开深入对话，始于1982年入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论白话文运动》，引述了很多《新青年》上的言论，但那时目标明确，按图索骥，为撰写专题论文而阅读。某种意义上，所有研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学、文化的学者，都会关注此杂志。差别仅仅在于，到底是将其作为“资料库”使用，还是当作一个“独立媒体”来考察。我的特点在于从思想史及文学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不仅关注其思想内容，而且考察其表达方式。“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主要集中在前9卷。如今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8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以及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报纸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识与洞见。”（参见《“关键时刻”的“一代名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校报》2021年4月15日）
我最早从整体上思考《新青年》的办刊特点以及历史贡献，缘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的青年学者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含哲学思潮、语言文学、社会思想三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邀我撰写总序。利用出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空闲，我认真阅读相关文献，圆满完成了任务。此序言也曾以《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11期）、《回眸〈新青年〉》（《青年思想家》1997年第4/5期）为题，作为单篇文章发表。
两年后，我在贵州教育出版社策划/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丛书总序称：“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学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最初计划百种，因版权交涉困难（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等无法获得授权），以及高屋建瓴的长篇“导读”撰写很不容易，实际上只出版了15种。我负责的六种“旧书新读”中，最成功的是《〈新青年〉文选》（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这里的“成功”，既体现在书籍发行量大，也落实为学界评价高。
我为《〈新青年〉文选》撰写四万多字的长篇导读，题为《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分上下篇，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和2003年第1期。为什么两期不连续，那是因为下篇没能及时完成，幸亏编辑宽容，愿意再等一等。全文共七节，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第三节“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第四节“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第五节“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此文算是我的用心之作，发表后反响很好，2006年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日后又成为我的代表作之一《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初版、日后多次重刊）的第二章。该书2009年获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且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之前，便开始英译（Touches of History： An Entry into ‘May Fourth’ China，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LEIDEN·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说实话，关于《新青年》杂志，此前此后我还有若干文章，或属于拾遗补缺，或略为引申发挥，学术上从未超越此文的高度。
2015年6月19—21日，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发起并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在上海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缘起是“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轫100周年”。谁都明白，这里所说的“发轫”之作，乃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新青年》。13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发表许多精彩的论文，日后结集为上中下三册的《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叶祝弟等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9）。此论文集包含九大专题，其中专题六“百年回眸《新青年》：重读与反思”，收入陈思和等九文；但其他各专题，多少也都涉及此名刊。我为此次会议撰写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初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日后成为此三卷本文集的总序。
2018年5月，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算是给“五四”百周年过虚岁生日，该书并非材料丰富、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单刀直入、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论，目的是勾起读者对“五四”的兴致，进而阅读、思考与论辩。在随后北大为此书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我做了《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的专题发言，连同其他九位师友的文章，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其中谈及：一代代读书人不断地与五四对话，除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老掉牙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更包含身处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艰难选择。不是所有危局都能转化为生机，且最终发展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里有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也有知识者能否挺身而出，抓住机遇，挥洒才情，书写得意的篇章。有时是大势不好，很难有所作为；有时则是当事人优柔寡断，机会稍纵即逝。身处学院，自认饱学之士的，往往苦于想到了，但没能做到。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剑及履及，实在让人羡慕。
因内外各种因缘，五年后推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增订版时，改题《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而且不按写作顺序，而是选择此《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作为开篇。那是因为，此文最能体现我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还是二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五四运动如此，《新青年》杂志也不例外。长期与之保持不间断且日渐深入的对话，在我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不能不有所表示。第一步，略微检索，看看学界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有何值得重新发掘或进一步发挥的。我请学生初步检索，再加核实归并，得到以下资料（不列细目，网上传播时再插入）：第一，影印与重刊《新青年》杂志共8种，此外还有电子书及微信读书等，我推荐的是12册的影印版《新青年》，人民出版社，1954/2009/2020年；上海书店，1988/2011/2014/2018年。此类重要史料，主要供专家使用，故我不觉得有“横排简体”的必要。第二，《新青年》杂志的选编/选辑共17种，我推荐的是张宝明、王中江主编的《回眸〈新青年〉》，以及陈平原选编的《〈新青年〉文选》，除了选文恰当、篇幅适中，还有就是序言/导言可读。第三，《新青年》研究著作/资料集/论文集共36种（重印的合并统计），我推荐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张宝明主编《〈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高层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另加上叶祝弟等主编《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理由是，关于《新青年》的研究，未见特别权威的著作，选三部百年纪念论文集，看中的不是论说精粹，而是展现了目前中国学界的基本思路以及众声喧哗的局面。
另外，有四点说明：第一，仅仅检索“新青年”，不包含密切相关的“新文化”或“五四运动”；第二，仅收录中/日文著作；第三，未收录数量庞大的期刊论文；第四，不包含未刊的学位论文（如李宪瑜《〈新青年〉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如此检索，只是为了便于统计，关于《新青年》的精辟论述，很可能蕴藏在任何一部谈论新文化思潮、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学的专著中。只是那样的沙里淘金，必须靠每个研究者“独具只眼”的发现与阐释。
至于我本人，今年如何与《新青年》对话，除了这篇短文，9月15日将在河南大学发表专题演说，题为《为何以及如何与〈新青年〉对话》，选择旧作《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作为底本，在介绍、引述、评说与发挥中，带入此前此后的思考与著述，兼及当下的生存处境与学术氛围，希望让听众对此话题有整体性的了解。11月15日出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合办的“重谈古今·中西·科玄——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主持会议开幕式，将发表《声音与文字的对峙、缱绻及互补——关于〈新青年〉中的演说》，那既是单篇论文，也是在补充此前《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的未尽事宜。
2025年8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