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人的“再认识”——读《巴人年谱》
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之“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的成果之一，钱英才、刘杨合著的《巴人年谱》（以下简称“钱《谱》”）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这是第一部公开发行的《巴人年谱》。
溯源
对巴人“年谱”开展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山东社会科学院王欣荣研究员于1985年12月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王任叔简谱》。可是直到1990年7月，经“山东新闻出版局”“准印”，以《王任叔简谱》为基础的《巴人年谱》（以下简称“王《谱》”）才最终由“全国巴人研究学会刊行”并“内部发行”。作者说：“我起意为王任叔巴人作《年谱》，是受了鲁迅这句话的启发：‘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读编年的文集不可，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醒悟了此中的消息。’”王欣荣“决定将它整理成书稿，先将自己的阶段性成果拿出来，以求同仁的补充、订正。这样做同时也可以解除把揽资料、秘不释人之嫌”（“王《谱》”“编校后记”）。这是巴人“年谱”研究的开山之作，实现了“解除把揽资料、秘不释人之嫌”的愿望。很快，付韦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 年第2期）对此《年谱》进行介绍。后来，作为郑振铎研究大家，陈福康教授在《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发表《〈巴人年谱〉增补条目》予以补充。再后来，金传胜、邱晶晶两位在《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3期）发表《〈巴人年谱〉再补遗》。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针对“王《谱》”研究“同仁的补充、订正”。
1990年12月，杭州师范学院钱英才教授的《巴人的生平与创作》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大作中的“巴人年表”也具有“年谱”意味，只是略显简单。此“表”后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的《巴人先生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钱《谱》”终于面世。
这部43万多字的《巴人年谱》严格遵循“《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编纂委员会”的要求，“年谱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家世简表、谱主照片等有关材料；第二部分为年谱正文和少量插图，图片配发在正文相应部分，以便文图互证；第三部分为谱主的后世影响，主要包括正文未及的谱主身份、价值的确切定位及相关悼念、纪念活动，以及谱主的全集出版、著作外译、谱主研究会的成立、重要研究成果等，均予以择要展示。文后附参考文献。”
杂谈
（一）笔名署名
“钱《谱》”1941年11月6日说“《乱世家庭》在《万人小说》（上海）创刊号发表，署名火山舞客”，“王《谱》”也如此认定。这个说法影响较大，如封世辉在《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由王元化措资筹办、萧岱主编而署‘徐仁民’编辑的《万人小说》月刊（11月）是故意伪装成鸳鸯蝴蝶派刊物形式的大型刊物，刊有吉土（满涛）、火山舞客（巴人）、齐天乐（包文棣）、A·白郎底（董秋斯）、苏苏（钟望阳）与包笑天、范烟桥等人的小说，舞齐（楼适夷）的长诗，魏如晦的剧作《杨娥传》和禹鼎（王元化）等人的书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武礽六在《〈万人小说〉琐谈》（《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中就指出：“最初揭开这个谜的，是当年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的黄明同志，他说：‘只可惜化名火山舞客发表《乱世家庭》的楼适夷同志的真名，为外人所知，组织上为了避免暴露而把这个刊物停办了。’”《万人小说》刊名套用英国《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之名，只出版了这一期就被迫停办，创刊号即为终刊号。笔名研究专家、南通社科院的钦鸿研究员在《关于王任叔笔名录的正误》（《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指出：“火山舞客”“此名当为楼适夷的笔名，与王任叔亦无涉。”但语焉不详，未进行说明。楼适夷在给陈梦熊的信中提及这个笔名：“我的笔名，有司马寇、外史、一叶、海风、火山午（舞）客……不知有否可能，将我的文章，请收藏图书馆，代为复印寄下，其费用由我自负。”（宫力《与〈新文学史料〉的点点滴滴——楼适夷书信四通释读》，《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从以上三则不同材料可知，“火山舞客”确为楼适夷的笔名，而非两《谱》认定的王任叔的笔名。
另外，“钱《谱》”中“后世影响”“一、巴人逝世后出版和发表的著作”的资料目录中，北京大学周南京、丘立本两位教授整理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下册）；周南京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下册）；署名均为巴人，而著作的实际署名是王任叔。“王《谱》”中《印度尼西亚古代史》未署名，补充了“正文前有马兖生《序言》、陈翰笙《前言》、作者的《关于编写本书的一些说明》”。
（二）勘误查核
1928年4月15日，署名“王任叔”的《作家与人生》刊登在《贡献》杂志第2卷第5期。该文选录在王克平、钱英才合编的《巴人文艺短论选》（花城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里。1937年8月26日，署名“任叔”的《军政与民众》刊登在上海《抗战》杂志第3号。1937年9月15日，署名“任”的《文学上的还原论》刊登在《创作》杂志第1卷第3期。这篇文章在“王《谱》”和《巴人文艺短论选》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以上三篇均未出现在“钱《谱》”中，不能不说是小遗憾。
1931年3月，“钱《谱》”记录了“本月在《天籁》第20卷第3号发表诗歌《呼病》《给与化》和《影》，署名任叔”，遗漏了该刊第1—2合刊上同样署名“任叔”的《词之出身》。“王《谱》”无此内容。
1937年4月3日，“王《谱》”中有“《关于所谓“永久的主题”的解释》在《自修大学》第1卷第1辑第6期发表”的条目，而“钱《谱》”中无，却出现在《巴人文艺短论选》中，署名王任叔。该文副标题为“——答霞章、张一中、陆雪明三先生”。可是，两《谱》中均未提及《永久的主题》的发表时间及刊登杂志，无法前后关联，只有待查了。
1939年1月1日。“钱《谱》”提到巴人“去益乐社演讲，演讲题目《‘吃’和‘化’》”的一次活动。但未说明该演讲稿刊登在同月17日的《译报周刊》1卷14期上。“王《谱》”没有提到此次演讲及演讲稿的发表。
《新中国文艺丛刊》（编辑者署名“新中国文艺社”）共出版四辑，第一辑《钟》（1939年5月）中有巴人的“短论”《关于女兵》《抓住生活》两篇，小说《为人在世》一篇；第三辑《鲁迅纪念特辑》（1939年10月）有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这四篇文章均出现在两《谱》中。第四辑《鹰》（1940年2月）署名“毁堂”的《惊梦》均未收入两《谱》中。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刊登在《上海周报》署名均为“毁堂”的《我的杂感》系列文章中。
（三）发表转载
两《谱》都提到：1954年11月，在《人民中国》（第11期）发表《关于〈回忆鲁迅〉》，署名巴人。但都未做任何说明。此文原题为《读〈回忆鲁迅〉》，全文近四千字，而《关于〈回忆鲁迅〉》刊登时还不到三千字。经王克平整理，《读〈回忆鲁迅〉》于2003年5月在《上海鲁迅研究》（第14期）重新刊载，才使这篇文章还原历史原貌。
同样，两《谱》都认定《〈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给我的印象和感想》一文发表时间为1955年3月。“王《谱》”确定为《读书》第6期，“钱《谱》”为《读书杂志》，未写期号。可是，在同年6月，“钱《谱》”又出现了这篇文章，只是杂志名称变成了《读书月报》。《读书月报》是1955年7月24日出版的创刊号，“编辑兼出版者”为“读书月报社”。1958年4月改名为《读书》，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到1960年初停刊。《读书月报》是新中国最早的读书、书评刊物。这样看来，巴人的这篇文章就不可能发表于1955年3月或6月，而是1955年12月。
针对作家艾芜的名著《百炼成钢》，两《谱》均提及巴人的评论文章《漫谈〈百炼成钢〉》和《广阔的生活，集中的描绘——略评〈百炼成钢〉》，也都大概提及了文章的具体内容，却没有说明两者关系。《漫谈〈百炼成钢〉》刊登在1958年4月11日《文艺报》（第7期），后改题为《略评〈百炼成钢〉》，补写后刊载于1958年4月27日《读书》（第5期）。两文在观点上基本一致，在文字表达上出入稍大。
《读〈红缨〉和〈白兰花〉书后》一文，在“钱《谱》”的1958年1月和9月相继出现，1月份刊登在《文学书籍评论丛刊》，9月份为《读书》，对文章的解读也完全一致。难道此文先后发表在两份杂志上？
在《1950年代的文学宣传——以〈文学书刊介绍〉〈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为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中，黄发有教授有确切的说明。《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内部期刊，从1958年10月创刊至1959年6月终刊，一共出版了9期。该刊前三期分别为“革命的里程碑”“打击侵略者的怒涛”“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副标题是《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1月第四期后才“固定用‘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为刊名，仍旧是每月出版一期”。也就是说，巴人的《读〈红缨〉和〈白兰花〉书后》应该刊登在《革命的里程碑——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一）》创刊号上，时间为1958年10月。之前此文发表在1958年9月《读书》（第18期）上，题目为《读〈红缨〉和〈白兰花〉》，并无“书后”二字。
还有，在“钱《谱》”中，1959年2月，“专著《谈〈青年近卫军〉》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该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此条目中未附署名。只提到此书出版的“王《谱》”标明“署名：巴人”。此专著来源于两《谱》均指出的“署名：巴人”，1954年8月在《文艺学习》第8期发表的文论《〈青年近卫军〉的艺术构成及其人物形象》。其实，《文艺学习》于1954年4月创刊，第8期出刊时间为11月27日，并非两《谱》确认的8月。该文还收录到巴人“学习苏联文学”的论文集《从苏联作品看苏维埃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8月第1版）中。“专著”源于“文论”，又经转录，时间跨度有点长，也应该说明为好。
期待
在上世纪末，巴人之子王克平就指出：“巴人在生前为世人留下了千余万字的作品和遗稿，但巴人研究园地却是一片荒芜，这种反常的情况在我国老作家中是不多的。”（《新时期的巴人研究》，《上海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自1979年6月巴人平反以来，学术界产生了一段研究巴人的热潮，巴人工作过的相关单位及一些研究部门也多次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巴人研究已成萎缩之势。即使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宁波出版社于2017年9月联合出版《巴人全集》，也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热烈反响。
其实，巴人研究领域颇多。比如，关于巴人笔名的数量，学术界最初定为一百四十多个，“钱英才在主编《巴人全集》时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从十个方面论证，保守定为192个笔名。”（“钱《谱》”P1脚注）这个数量是目前所知最多的，也在“钱《谱》”中具体地体现出来。王欣荣的《王任叔别名笔名考录》（《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中有笔名166个，已知10多个为误录，总数也就一百五十多个。这与大多数研究者认定的，巴人笔名“超过一百五十个”，或者是“一百五六十个”相一致。
上海“孤岛”时期，是巴人创作的高产期。他撰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小说、散文、戏剧多有涉猎，而此时的杂文创作，成为他的高峰期。因为时局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巴人的署名不断变化，他又没有留下底稿，导致后人无法一一核实。即使是巴人本人，有些笔名他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巴人的人生轨迹及友朋交往的各个方面进行认真而细致地“考证”，经过深入持久的研究，或许将来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结合巴人的各种身份，很难给他一个准确定位。他当过教师，做过军人，是坚定的党务工作者。他是编辑家和出版家，也是有影响的外交大使。以上这些方面均有值得探究的盲点。
以巴人学术领域的成就来说，我们也很难给他一个精准的地位。其研究文艺理论之宏是当代少有——从《常识以下》《文艺短论》《扪虱集》《窄门集》《文学读本》《文学初步》到《文学论稿》，多数作品多次再版，横跨半个多世纪，影响几代学人；《论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小说》等专著、《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等合著，成为鲁迅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成果。
其涉猎文学样式之广为文坛罕见——诗歌《情诗》（1923年12月春风学社出版）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批个人诗集，小说《疲惫者》入选茅盾选编的《中国小说大系·小说一集》，被鲁迅称赞为“短篇小说家”，《莽秀才造反记》获1986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杂文创作高质且多产，有专著和合著《边鼓集》《横眉集》《遵命集》《点滴集》等；戏剧《前夜》（后改名为《费娜小姐》）、《五个被吊死的苦力》在上海、印尼苏门答腊等地巡演，广获赞誉。
其创作“印尼史”之艰乃史界独具——新中国成立前在经历印尼生活后创作《印尼社会发展概观》，新中国成立后查阅上百种海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用生命的余力终成两百多万字巨著。
新时期以来，与巴人相关的几届大型学术研讨会，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杂文成就和文艺理论研究（含鲁迅研究）方面，成果颇多。在诗歌、戏剧方面偶有涉及，成果较少。至于他的翻译成就和印尼史方面的研究，就一两篇。这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
总之，面对“巴人的著作与人格同样真诚和有价值”（《文艺报》1986年10月25日第1版）的追忆，面对“友辈也相继去世……谁还记得巴人”（包立民语）的困境，面对二十一卷一千多万字的《巴人全集》，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巴人是一座未曾完全开采的“丰富多彩的矿藏”（谷斯范语），依然值得我们去深入开掘，这是我读《巴人年谱》的初心。期待有更多的“增补”“补遗”的大作出现，使后出的《巴人年谱》臻于至善，这也是后来者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