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先志：我想书写那些“隐秘的矛盾”
8月24日，2025“文学新势力”青年作家写作大会在济南举行。这是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创文学精品出版工程，自2020年启动。今年获奖的十大青年作家中，来自湖南湘潭的先志（本名黄先智）凭借短篇小说《温和地带的水果》榜上有名。
《温和地带的水果》讲述了一对舅甥去外地进水果的故事。砂糖橘涨价了，但这对舅甥在公路边发现了一种叫“niang”果的便宜水果。他们去乡下农户收购这种罕见的便宜水果，发现原来“niang”果的真名为酿果，是农户们驱使猴子采摘的。这种水果刚采摘时很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却越来越酸，直到彻底酸掉……
在青年作家写作大会上，主办方在颁奖词中写道：该作品“以非线性叙事构建心理暗流，展现日常琐碎背后的张力。”
近日，他的新作、短篇小说《阳光四溢的沙滩上》又登上《十月》杂志。
我们在长沙与先志碰面。27岁的他，有超乎年龄的沉稳。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最“稳定”的那一种：出生于城市家庭，一路按部就班地读书、工作——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硕士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社科院做行政工作。
这些，看似都和写作不咋“搭边”。
但自高中以来，写作就成为他坚持的爱好。“我写得很慢。”他说。他慢慢想、慢慢写、慢慢打磨，一年只产出几篇短篇小说。近些年，他有了些成绩，作品频繁“上刊”。小说《室内地图》入选2024年湖南文学榜，荣获第四届会师上海·90后创意小说战总冠军、2024年湘潭文学新人奖等诸多荣誉。他还在上海作家协会旗下文学百校行办公室主办的《零杂志》担任副主编。
今天，在各种媒体的冲击之下，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小众爱好。但先志觉得，自己“来得不算晚”，因为写作很好玩，文化的需求也不会断绝。他依旧希望，能为文学做出一些努力。
从“自恋”出发，但别忘了坦诚
新湖南：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作为专业？
先志：我对自己非常不自信。文学是一个没有标准的领域，在高中的时候我选择理科，后面选择心理学，我都是想找到一个有清晰标准的专业。但是文学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没有一个太客观的标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论。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只能选择有标准的专业，这样能够给自己安全感，也能够切切实实地留下后路，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新湖南：你是很务实的人。但咱们常说，文学挺需要一点“不高兴”的劲儿、一份冲劲，也少不了不成熟的尝试。有些老作家评价，咱们这代文学青年比较自恋。你怎么看待？
先志：我没法代表所有青年作家，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其实很多对青年作家的批评，我觉得挺中肯的。就拿我自己的阅读偏好来说，我也更愿意往几十年前、至少二三十年前的作品里找，在那些书里能找到阅读的快感。至于现在新出的很多文学作品，说实话，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看，我确实没太大兴趣把它们完整读完。
对我自己而言，一开始写作肯定都是不成熟的。但从这种不成熟慢慢走向成熟，这不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得靠自己主动去努力。而且首先，面对自己的“不成熟”，得有一份坦诚——这份坦诚其实是最难做到的。
很多人写作时，包括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点“自恋”：会特别偏爱自己用的语言，觉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特别厉害。当然，这种心理很常见、也很正常，但我还是会把它归为“自恋”，因为这种心态很可能会阻碍创作的动力，影响后续的发展。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你特别认同自己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那股冲劲，最后又选对了路、找对了适合自己的创作模式，那说不定能走出来，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得和自己的作品保持一点距离。这种距离的意思是：你确实在走自己认为对的路，但同时也不觉得这条路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来，才有随时调整、修改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从“不成熟” 过渡到 “成熟” 最适合的一种方式。
在人物心理上一定要真实
新湖南：你关注什么样的题材？
先志：我目前感兴趣的题材，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里，为何如此忙忙碌碌又心甘情愿投入其中。有人对生活感到厌倦，却又为什么不肯离开这样的生活，还能够在抱怨和不满中去感受到快乐，或者说，感受到一些离不开的东西？这是我想要用小说去讨论的问题。
新湖南：你在讨论的似乎是“生活的意义”。以你的观察，意义的缺失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先志：我觉得要分两个程度。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意义缺失于我想找到一个更加轻松的心理状态，尽量少寄托于外在的东西，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但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意义缺失实际上是目标感的缺失，或者说想要的东西太多，本质上是欲望的永不满足。
新湖南：你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小说和理想的作家？
先志：我对于理想的小说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宽泛点的说的话，我觉得理想的小说要真实、合理。它可以有各种可能性，但心理上一定要真实，让读者能接受。理想的作家是不把自己当成作家，以更纯粹的心态去创作。
新湖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
先志：要说喜欢的作家，其实我喜欢的可能都比较主流，或者是大家都挺熟悉的作家。长篇作家里，我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爱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短篇的话，我偏爱塞林格，他的《九故事》是特别好的范本。
我现在主要写短篇小说，总在琢磨怎么把更多信息更好地呈现在小说里。塞林格，还有约翰・契弗，他们俩的短篇小说，对我来说就像技巧学习的教材一样，帮了我不少。
新湖南：现在很多文学前辈和机构会讨论扶助青年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种扶助？
先志：首先我不太会说自己是 “青年作家”—— 其实连 “作家” 这两个字，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在我心里，“作家” 得是水平到了挺高的层次，才能称得上的。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更习惯说 “我是个作者”，或者 “我是个写东西的人”。
至于按年龄划分作家这件事，我其实觉得不太应该。当然，有些情况确实需要这种划分来提供保护，比如《收获》杂志办的 “未来文学” 青年文学新秀选拔，要求每年只能 30 岁以下的人参加。为啥呢？因为要是允许 30 岁以上的人参赛，他们很可能在创作经验上有明显优势，容易形成 “碾压”，那年轻作者就很难出头了。毕竟要是完全客观公正地评，很多奖项、评选结果可能都会偏向年龄大、更会写的人。但除了这种必要的保护之外，再去划分 “青年作家” 的年龄界限，我就会琢磨：这种保护的“度”该怎么把握？最开始划分青年作家的年龄层次，初衷肯定是好的。他们想给文学界的新生力量一些倾斜和保护，让他们能在这种支持下慢慢成长起来。可要是保护过了头，就像有些评论家说的，反而可能 “揠苗助长”，甚至催生出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连带出现一些浮躁的行为，那就不好了。所以我其实觉得，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保护”—— 某种程度上，这种保护肯定是需要的；真正需要好好商量的，是 “这份保护该给到什么程度”。这大概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有张力的矛盾，藏在隐秘的地方
新湖南：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比较简单，经历的事也不算复杂，所以在题材上会有匮乏感？一些作家通过描写大众不熟悉的生活，能带来一种陌生感。你会不会有没办法写这类题材的困扰呢？
先志：首先得说，像边疆、民族这种题材，我现在确实写不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根本没法动笔。
“题材不够用”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人都有这困扰，可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是 24小时，这对谁都公平。有些人的生活可能看着很 “大众”：按部就班上完学，进大厂工作，再结婚生子。但就算是这样的生活，里面也有特别细微的差别；哪怕是经历同样事的人，作为个体也千差万别。所以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能写的东西。
就拿我来说，现在写小说，动笔前得先想清楚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我本科是在北京读的，来回湖南老家走京广线经过一些地方，常会停下来住几天。其实这些年我去了不少地方，每篇小说都有个原型地点，哪怕是在现实基础上改编的，我也得先把这个场景想明白。故事里的人物大多是虚构的，但肯定和我的生活经验、看到的现象有关。
虽然我自己的生活挺平稳的，但也挺幸运：亲戚朋友里，有住在乡下的，过年过节我会去看他们、参加宴席；也有条件好的，在北京住大别墅。在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里接触，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行？这些都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可能我运气好，要是再过10年、20年，亲戚朋友间的来往少了，圈子固定了，很多人可能就困在某个群体、某个阶层里了。至少现在，除了我自己的生活，还能接触到从上到下不同阶层的人，这些都能给我提供特别多的创作素材和体验。
新湖南：你之前提到过“矛盾缺乏”。现在社会冲突相对和缓了，好像给小说家的创作空间和取材范围没那么大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先志：这其实是个很自然的转向。咱们经济发展起来、真正过上好日子，其实也没多少年。之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创作，很多是写经济腾飞时期的状况。到了现在，我觉得更像是取材和思想上的一种转变：很多矛盾其实藏在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关系里。就像现在的邻里关系、人与人的相处模式，跟以前比都大不一样了。
我觉得不是没素材，而是这些当代生活的素材，还没完全进入“文学审美”的框架里。这可能不是一两个人创新就能做到的，得需要一代人把当下生活的变化，慢慢纳入文学创作里。现在很多人可能有点不适应，还是在用之前写经济腾飞初期的文学范式来写现在的生活，就像拿旧的取景框当摄像头去拍当下，自然会觉得没东西可拍。这种时候，我觉得换个取景框、换个视角，可能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发现。很多值得写的、有张力的矛盾，其实都藏在特别隐秘的地方。
新湖南：你通过和别人聊天，了解到这些隐秘的矛盾吗?
先志：对。因为我特别关注别人的痛苦 —— 我本科是学心理学的，心理学还有心理咨询，其实都特别强调要关注他人的痛苦。我发现现在这种“痛苦”，其实变得更隐秘了，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未必能说清楚。它不是那种直接对外面有不满、觉得谁伤害了自己，而是很多人可能都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不快乐。
新湖南：说到“隐秘”，有些人会觉得，当代青年作家写的东西太 “小我”，关注的都是很隐私的情感、很敏感的感受。您怎么看他们说的这种“敏感”和“小我”?
先志：首先我觉得，任何题材都能写。至于这种评价，我觉得核心其实是“怎么写”和“怎么取材”的问题。确实有些作品，或者说有些创作倾向，被说“小”，我觉得也没太大问题——可能他们写的时候，更多在说“我感受到了什么”，而没往外延伸“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其他人会不会也这样？”
我平时跟人聊得多，能感觉到这种不快乐，或者说某种欲望的变化、放大，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至少在我身边，从我的真实体验来看，这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既然是普遍现象，那我觉得就该写。而且对我来说，也只能先观察好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这是我能把握的，也是值得写的。
AI 倒逼文学行业从业者去提高自己的水平
新湖南：我们经常会说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热”，你会不会去怀念那个时代？
先志：不会。怀念上一个时代就得承担那个时代的代价。现在生活有很多便利，那时没有那么好的城市，那么好的环境。
而且文学并没有消失，只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少了。一方面是作者写得不够好，另一方面是有很多娱乐替代品。我觉得并不一定要局限于认为大家都应该来欣赏文学，或者不欣赏文学那这个时代就完了。只要时代在发展，文化的需求其实不会断绝的，它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过度地怀念上一个时代，只是说明我在这一个时代可能过得不够好。
新湖南：“95后”被认为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你怎么看待现在的 AI 辅助创作和“人机共创”？原创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先志：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一些规则，因为 AI 其实这几年也才刚发展起来。现在法律领域其实也要对AI进行限制，讨论也很激烈。文学对于怎么去设立一个规则来说的话，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说在现有的框架之下，最好是去明确什么地方坚决不能用AI、什么地方能用AI。不可能通过一个完全的道德上的号召去杜绝使用，因为一旦使用 AI 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大家肯定会尽可能地使用AI。
我其实对这个未来的发展并不是抱有非常灰心的一个预期。因为 AI 能提供的东西，一定会首先冲击到一些非常实用的领域。像传统文学，尤其是非常强调艺术性、文学性的创作需要的是一种创新。 AI提供的东西很难去创新，尤其是反映当下时代的变化，它最多可能只能提供一个中间的水平。AI 写的东西跟水平不太高的作家比，大家可能分辨不出来。但这其实也是变相地倒逼文学行业从业者去提高自己的水平，（因为）一旦不能够竞争过 AI ，那很可能就是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