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罗念生翻译悲剧《波斯人》始末
罗念生（1904—1990），四川威远人，古典学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9年赴美留学，1933年赴希腊雅典，研习古希腊戏剧和艺术。1934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任教。1964年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念生的译著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古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修辞学》，主持编修《古希腊语汉语词典》，著有《古希腊罗马文学》《希腊漫话》等。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文艺战场上，汉译外国文学是一股强大的有生力量。一批心怀家国、有志有才的知识分子，借外国文学之杯酒，浇中国现实之块垒，为身处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中华儿女，带来某种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勉励。其中不可不提的，就是古希腊悲剧译者罗念生。
罗念生是第一位直接从古希腊语原文将悲剧译为汉语的译者。在悲剧《波斯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译者序中，他这样写道：“当诗人制作本剧时，他心里怀着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励爱国心。这两种用意很值得我们体会吧！”在罗念生看来，中国与希腊始终有一种无言的联系，“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于是他通过翻译古希腊悲剧的形式，将希腊的历史过往与当时中国的抗战结合起来，不仅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也在中希文明之间连缀起一根坚韧而深远的文化链条。
1934年，罗念生从希腊的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留学归来，在李济的介绍下与胡适见面，获得了一份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古希腊悲剧的工作。该会成立于1930年，以编选、翻译各国、各民族历史文学思想艺术中的最优者进入中国为宗旨，古希腊悲剧也被列入编译目录中。但由于古希腊语语法复杂、词汇学习难度大，不谙熟源语言的胡适只能委托他人翻译，曾接受古希腊语文专业教育、有志向将希腊古典精神译介至中国的罗念生自然成为合适的人选。
《波斯人》是罗念生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抗战时期的中国一样，彼时的希腊也正遭受着来自波斯的侵犯。约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在爱琴海的萨拉米斯岛与希腊军队交锋，结果大败。这场海战大大提振了希腊人的气势，是希腊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一战。埃斯库罗斯作为海战的亲历者，在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的赞助下，取材史实，制作出了悲剧《波斯人》。
该剧并未直接描写战场，也未从胜利的希腊人立场展现战争情况，而是以战败的波斯人口吻，通过波斯长老（歌队）的忧惧、波斯太后阿托萨的祭祀与梦境、报信人的转述，以及三者之间的对话层层铺垫、角逐、递进悬念，间接将战争全貌拼凑完整。这种翻转的视角实际是站在了更高的层面书写战争，以一种独特的戏剧表现力将悲剧的卡塔西斯涵容其中。
作为西方文学正典，悲剧本身便具有丰沛的可阐释性，但我们仍有必要从《波斯人》的具体文本入手来管窥其奥妙。首先是凝聚战斗意志、保卫祖国家园的精神号召，这是全剧最突出，也是罗念生最希望传达的主题。比如报信人向长老和阿托萨转述了海战的情况，清楚地再现了希腊人的“呼声”：“前进呀，希腊的男儿，快解救你们的祖国，解救你们的妻儿子女，解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你们现在为自己的一切努力战斗。”
罗念生的这一处译文质朴而有力，重复递进的呼号和带有鲜明地缘记忆的意象，明示了希腊人民反抗波斯侵略的力量根源，正是对亲人、家园、民族、国家的热爱。转述的形式令这种情感更为突出，读来令人心弦触动，中国人与希腊人在此刻通过悲剧实现了情感的共通，从而激发起中国大众朴素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
但埃翁并未止步于此。在赞美同胞抵抗外来入侵的团结与勇气的同时，他对战争产生的原因，即人类的傲慢贪婪、暴戾骄横也进行了反思：“那堆积如山的尸体正好给我们的后人一种无声的警戒：叫凡人的举止不可过高，‘暴戾’一开花便结成‘失败’的穗子，那收获净是一包泪水。”罗念生敏锐地捕捉到诗人讽刺战争的意图，用散文化的艺术风格和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将其译出，具有生动而独特的警示意义。
整体来看，罗念生译文基本准确，且带有鲜明的“贬波斯、扬希腊”的主观情感倾向。这无疑是因为他将中国抗战的现实情境代入其中，将“希腊”视作“中国”，“波斯”视作“日本”了。在散文集《希腊漫话》中，罗念生回忆了自己以往翻译悲剧和创作关于古希腊抗战史话的文学作品的原因：“我总觉得我们的国运与古希腊的很有相似之处，我们读了这些史话一定更加奋勇”，“抗战的热情更会高涨”。这也再次证明，他翻译《波斯人》并非仅仅为了向国民介绍外国文学艺术，而是有着明确的宣传民族团结与抗战精神的意图。
除了密切观照抗战时局外，《波斯人》还反映出罗念生作为一名身处民族危亡时刻的知识分子的紧张情绪。事实上，这种情绪从他尚在北京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读书时便开始积蓄。1925年，罗念生（署名罗懋德）在《京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不合作运动》《什么是帝国主义？》《英日侵略我国的过去》《民众运动的四要素》等文章，拳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29年毕业后，他前往美国留学，但却对美国的精神文明，尤其是种族偏见感到失望，于是转而寻求蕴含道德、善与崇高的古典精神，前往希腊游学。
回国之后，罗念生先加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去往陕西开展考古调查，又到北京大学教授希腊文、希腊文明史与考古学，亲眼见大好河山遭列强瓜分的不幸现状和日寇对中国武力侵占、暴力掠夺的强盗行径。是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将华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觉醒。罗念生的情绪也随之攀登到顶峰，成为他决心翻译《波斯人》的力量：“本想译嗳斯苦罗斯（Aeschylus）的《阿加麦谟农》（Agamemnon）或《被缚的普洛麦秀斯》（Prometheus Bound），但有一种力量鼓励我试译这个‘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悲剧。”这种力量，正是他在目睹广大民众走上街头、摇旗呐喊，无数战士征衣染血、马革裹尸的抗日境况之后喷薄而发的爱国心力。
1936年3月1日，罗念生在北平完成了《波斯人》全剧的翻译与校对工作。同年10月，该译本正式出版。11月22日，他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了《波斯人的引言》一文，摘译了译剧底本的编者普利卡德的原引言，再次强调了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呈现的“现实的或爱国的情趣”，认为“凡是一个雅典人观察到他自己的国运，绝不至于淡漠了这一种情趣”。而在抗战语境下读及此剧，读者似乎能感受到罗念生希望传达的另一重含义：“凡是一个中国人读到《波斯人》，绝不能仅将其视作一个无足轻重的来自遥远异域的古老故事。”
大约是由于主题契合现实，《波斯人》出版后得到了诸多报刊的宣传与推介。目前来看，仅《大公报》《时事新报》《申报》《东方杂志》等知名报刊上刊发的各类广告、介绍就有10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申报》1936年12月3日第17版“出版界”专栏中的一则文本，内容简练贴切，介绍了《波斯人》的基本信息与情节，也沿用了罗念生所总结的“充满了战争色彩”“净化了骄横暴戾的心理”“激发了抗敌卫国的热情”等艺术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广告的同版报纸中，刊登有《罗马的救国英雄：三个勇敢的战士，救了快要灭亡的罗马》（署名李素）和《史可法：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守土的将士，能与城同尽的，便是好汉》（署名周源）两篇文章。前文取材外国历史，后者源于古代中国，看似并不相关，实则与1936年风雨如晦的抗战局势丝丝相连。尤其是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反动当局推行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报纸发行10天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史实来看，这两篇文章和《波斯人》的广告一道，具有了某种历史性的讽刺意味和预见性的现实意义。
《波斯人》出版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罗念生从北平、天津辗转至四川、湖南等地。他一边在大学中教书，一边继续坚持翻译古希腊悲剧，包括《美狄亚》《阿尔刻提斯》《特罗亚妇女》等，为无数读者筑起一架通向古希腊悲剧艺术世界的桥梁。在1941年3月译毕的《特罗亚妇女》的译者序中，罗念生字字泣血：“眼前的景象这样悲壮，这样轰烈”，“译者的眼泪时时落到这笔尖，就这样蘸着墨描成了这悲剧”，“望雄师北上，光复故都，译者好把这经典放进那玻璃库里”。
在1937年发表的《怎样研究希腊文学？》中，罗念生阐明了在抗战的紧急时刻阅读古希腊文学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说处在这个严重的时代里只有科学和机关枪要紧，谁有工夫去欣赏这古文明和死艺术？”，但“就说是为挽救这个时代吧”，“我们还需要一点科学和机关枪以外的东西”，“一种历史上的借鉴和一种艺术上的推移力”。
罗念生借希腊悲剧之镜，鉴中国现实之景，证明经典文学的恒久魅力，令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某种无言的、柔性的力量，而在面对和平、战争等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时，我们更需要文学的包容性与启示性。从新时代中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趋势来看，古希腊悲剧在中国的百年汉译史是亟须我们考察研究的重要一环。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描摹古希腊悲剧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的具体样貌，也对我们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文明对话沟通、互学互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