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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两种同名旧籍《芦荡火种》，一是京剧版，一是沪剧版。人们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与其说当年这两种戏剧的演出成功，不如说是两个剧本的编写出色。距这两种版本出版已过六十多个年头了，如今出版业已难寻为一出戏出版薄薄的单行本了。摩抚旧版，甚感珍惜。

先说沪剧版《芦荡火种》。此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64年 10月出版，首印一万八千册。封面上标示“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扉页有“内容提要”，文不长照录如下：“抗日战争时期，我新四军某部转战江南抗击敌人。在一个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奉命转移，留下了十八个伤病员。县委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阿庆嫂。阿庆嫂不顾日寇‘扫荡’，在当地老百姓的协助下，机智地将伤病员隐蔽在芦苇荡中，保存了革命火种。日寇勾结‘忠义救国军’大肆搜捕，采取了封锁港口等手段，企图以断粮绝援来困死伤病员。剧本由此展开了一场曲折复杂的斗争，最后这支革命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深入虎穴，全歼敌人，获得胜利。”剧本从《序幕湖边接应》开始，然后是第一场《军民一家》到第十一场《瓮中捉鳖》，并以五首《芦荡火种选曲》结尾。

虽然剧本为集体创作，但执笔者文牧功不可没。他是上海郊区松江人，原名王瑞鑫，艺名王文爵，从县立实验小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只得去城南丰泰和米行当学徒。由于爱戏，十七年那年拜师学沪剧，抗战期间随剧团串街走乡演出，1948年进入丁是娥、解洪元创办的上艺沪剧团，从演员做到编戏。1953年公私合营后进入市人民沪剧团，成为国家编制的专业编剧。他先后创作及合编了《好女儿》《罗汉钱》《鸡毛飞上天》等沪剧。五十年代后期，文牧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启发，想写一部新四军抗战题材的现代戏，他的这一想法与剧团党支书、副团长陈荣兰一拍即合，陈马上找来一大摞部队征文，文牧从中看到了崔左夫撰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觉得题材好，能出戏，适合改编成沪剧现代戏。这一想法，更得到了剧团领导的支持，立即组织文牧等人去故事发生地常熟阳澄湖畔，他们深入原部队，进行实地采访。文牧在创作中，结合自己的演戏生涯，调动生活积累，使剧本体现出特有的江南风光、民俗风情和沪剧特色。原作中的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是男性，而沪剧团中旦角力量较强，文牧就把主角改为老板娘阿庆嫂。1959年10月初稿完成，剧名为《碧水红旗》。一边投入排演一边听取意见，1960年1月底，正式以《芦荡火种》为剧名，由丁是娥、解洪元、石筱英等主演，杨文龙执导，在上海共舞台首演。此后连演多年，已相当成熟，可谓炉火纯青，至1964年累计演出580多场，观众达八十多万人次。正如文牧所说：一出剧的成功，剧本“要通俗，生活化，也要生动，有文采”。晚年，文牧在病榻上，还对好友沈鸿鑫说：“等身体好些，希望重返芦苇荡体验生活，写一部《芦荡火种》的续集。”可惜，他因病去世，未及完成这一愿望。

再说京剧版《芦荡火种》。封面上在“汪曾褀、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一行字下，有“根据文牧编同名沪剧改编”字样，这就把京剧本的来源说清楚了。作为北京京剧团的专业编剧，汪曾褀的名字本来排在改编者末位，不知什么原因又调换成第一了，而后面三位都是来头不小的人物。杨毓珉曾是汪曾褀1942年昆明西南联大的同学，又一起发起成立学生剧团“山海云剧社”。解放后，杨在北京文化处主管戏剧工作，从汪曾褀在新华社工作的夫人施松卿那里得知，汪曾褀在武汉的一所中学任教务主任，夫妻两地分居。杨向原西南联大校友、时任文化处副处长的王松声建议，很快就把汪曾褀调到了北京文化处，任属下《北京文艺》《说说唱唱》的编辑。可是不久，汪曾褀下放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1962年，时任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的杨毓珉，接到汪曾褀的来信，说右派已摘帽。杨找到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兼导演萧甲，获得同意，经报市人事局，把汪曾褀调回北京，任京剧团专职编剧。可以说，汪曾褀两度逆境逢生，杨是汪的贵人。

汪曾褀在1956年写过第一个剧本《范进中举》，上演后得了北京戏剧会演剧本奖。进剧团后，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是《王昭君》，可惜上演了四五天后就停了，连剧本也没留下。

京剧版《芦荡火种》的《前言》中写道：“京剧《芦荡火种》是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沪剧本刻划了几个鲜明的人物性格，安排了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为我们的改编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京剧本如果有一点成绩，溯本追源，应该首先归功于沪剧团同志的辛勤劳动。”又说：“我们的改编工作是在沪剧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对人物、情节作了一些更动之外，主要是为了让它能适合京剧的演出。京剧不同于地方戏，因此编剧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结构组织、人物的上下场、唱和念的作用、彼此的关系、推移、起转、过渡、衔接。用什么语言念，什么语言唱，如何生活化又戏曲化，本色和当行，工整和参差，守格和破格，以及平仄抑扬。浮声切响，这都是搞现代戏的新的课题。”这就把改编的作用作了简要说明。很显然，这样的文字表述，既谦逊实在，又十分内行，当出自专业编剧汪曾褀之手。

1963年5月，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现代京剧。据杨毓珉回忆：“改编《芦》剧仅用了十天左右，集体讨论分头执笔，但其中主要场次，如‘智斗’、‘授计’都是汪曾褀写的，他的唱词通俗易懂，合辙押韵，舒展贴切，而且极口语化。”以《智斗》中阿庆嫂的唱词为例，沪剧是这样的：“摆出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砌起七星炉，全靠嘴一张。来者是客勤招待，照应两字谈不上。”京剧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同详不周详！”后来曾有关于京剧署名权的纷争，只要看看两种剧本中的唱词，就可知晓。汪曾褀曾在《用韵文想》中说：“唱词是戏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写好唱词是写戏曲的基本功。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戏曲剧本的文学性强不强，常常指的是唱词写得好不好。唱词有格律，要押韵。我写的‘人一走、茶就凉’，就是在韵律的推动下，自然地流出来的。我们应该锻炼自己的语感、韵律感、音乐感。”这是汪曾褀作为剧作家的经验之谈。从沪剧到京剧，是改编不是创作，主要情节、人物等，当然不会差得离奇，甚至汪曾祺觉得原剧中的好唱词，也适当予以保留，这是对原作的肯定。但因剧种不同，对唱词的要求也会不尽相同。

由于沪剧《芦荡火种》在上海等地的演出成功，文化部特意安排沪剧团于1963年12月进京演出。借此机会，沪剧团与京剧团进行座谈交流，之后京剧的剧名从《地下联络员》改为《芦荡火种》，由赵燕侠、张君秋、谭元寿等主演，萧甲、迟金生执导，从剧本到表演，都有了很大提高。1964年3月底，北京市主要领导审看了此剧，在给予高度评价后，当即批准此剧对外公演，连演一百多场，盛况空前。《北京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及相关评论文章，反映了观众的喜爱之情。四月，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观看此剧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京剧团闻此欢欣鼓舞，京剧《芦荡火种》就此定稿，剧团一边加紧排练，以迎接七月份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一边将剧本交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64年6月正式出版，首印一万册，出版日期比上海的沪剧本还早四个月。该书从《第一场接线》到《第十一场聚歼》，最后也以几首京剧《选曲》收官。

至此可以说，无论沪剧还是京剧，南北两位编剧高手文牧与汪曾褀作为剧本《芦荡火种》的执笔者，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后，以新四军在芦苇荡坚持抗战为题材，各擅其长，精益求精地完成了优秀的一剧之本。《芦荡火种》的成功演出及剧本的顺利出版，为此划上了圆满句号。

至于后来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并列为样板戏之一，196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只署“北京京剧一团集体改编”，以及《沙家浜—主旋律乐谱》一书，197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那都是后话，也许那可以另作一文《汪曾祺与〈沙家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