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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馆初期的中山大学图书馆

杜定友（1898——1967年），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山，生于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与奠基者。1918年从上海南洋公学中学毕业后，他负笈菲律宾大学，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三个学士学位；1921年学成归国后，深耕教育与图书馆领域，历任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图书馆馆长及广东中山图书馆馆长，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构建、图书馆教育体系完善、图书馆事业发展，以及民众教育普及作出卓越贡献。

危城之内守校园：立下“我与图书共存亡”铮铮誓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杜定友虽无法执干戈赴前线，却以文人的担当立下使命：“自东南沦陷，半壁图书荡然无存，益觉在此呵护文献之责重”“惟在后方求本位之努力耳”，将承载中华文明与文脉的典籍图书保护视为“文化抗战”的重要战场。1937年8月31日，中山大学校园首遭日军轰炸。杜定友当即率馆员将重要图书化整为零，分藏各院地下室；又因空袭日益频繁，9月16日又将藏书迁运至学校新建工程馆地下室，以避战火。随着战局进一步紧张，杜定友在图书馆发表演说，明确为战时图书馆划定三大目标：“一为保存本国文献，二为宣扬本国文化，三为增加民族抗战常识”，以信念凝聚全馆力量，发动职员拆解书架、桌子、黑板，改造成临时木箱，最终将5万多册藏书装入299个木箱，静待迁校指令。之后，杜定友积极开展图书疏散工作，设法将全部善本书、志书2万余册，碑帖3万余张，移存香港九龙货仓，并力劝学校将剩余的30万册图书全部转移，却未能如愿。

为便于师生、市民了解抗战形势，杜定友组织图书馆编制各种战时目录，将自编《国难杂作》与《战时图书千种目录（1937——1938）》合订铅印发行；举办战时图书展览会，展出涵盖中日问题、国际局势、军事常识、战时经济、防空防毒等领域的书籍，辅以系统剪贴的华北、华中、华南战讯剪报，标注敌我阵线的战场形势图，以及广州市警报记载表、战地地名索引、防空设备图、抗战画片挂图等资料，让图书馆成为传递抗战信息、普及抗战知识的窗口。

万里烽火赴澄江：115天11970余里与图书生死相随

1938年11月中旬，中山大学原定迁往广西龙州，杜定友被任命为押运组主任，统筹物资与人员运输；月底搬迁启动后，教务长萧冠英先抵龙州，发现当地环境与物资补给难以支撑办学，遂决定改迁云南澄江。杜定友随即先赴越南同登设立运输站，负责接待过境人员、租赁车辆、协调运输。1939年2月22日，杜定友与馆员抵达澄江——这场西迁历时115天，行程11970余里，同行的42人中，14人中途离队、1人重伤、1人病故，最终仅27人抵达目的地，每一步都浸透着艰辛。

澄江时期，即便身处困境，杜定友仍推动图书馆在流亡中延续服务。在馆舍建设上，将澄江文庙改建为馆舍，利用旧书箱制作桌椅，修筑道路，栽种花草，改善阅读环境；在管理优化上，将总馆分设古籍、新书、期刊、外文、总务五室，申请重新聘定图书委员会委员，实施《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职员集中训练办法》，开设图书馆学讲习会，为30余名馆员授课并安排实习；在藏书建设上，积极接收社会捐赠，奔走争取外汇额度用于订购西文图书，保障师生国际学术资源获取；在服务创新上，扩充文学院图书分馆面积、恢复夜间开放，开创性设计“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分三格放书，一面放置杂志与台面板，深入乡村开展巡回服务，被参观者称为“图书馆木箱化”，让《论持久战》等书籍走进民众。

粤北坪石筑堡垒：融教学服务与民智唤醒于烽火

1940年8月，抗战局势再度恶化，学校奉命从云南澄江迁返粤北乐昌县坪石镇。迁驻后，杜定友将图书馆藏书按学科分存各学院，每个学院设立一个分馆，由总馆统一管理，既便于师生就近借阅，又分散了集中藏书的战火风险。1941年，杜定友推动图书委员会决议每月划拨6000元图书费，拓展资源渠道将1326册国外征集图书运回坪石，还提议拨款1500元清理香港九龙货仓仓租，计划取回寄存的中文古籍善本与地方志，守护珍贵文献。1942年，杜定友针对图书安全保障，推动增设参考室，迁移珍贵图书，避免火灾风险；针对典藏制度完善，制定《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暂行工作标准》规范流程；针对资源补充统筹，制定《征求中山文库图书简章》，面向社会与校内征集特色文献。1943年，为应对资源短缺，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分配国际赠书、推动缩微影片借阅，协调经费填补购书超支；为完善逾期罚款、遗失赔偿等借书规则，推行《图书馆借还章程》修订，强化离校人员图书清结手续，避免文献流失；组织阅览室工作竞赛与年度清查，确保战时图书馆服务高效有序运行。

为唤醒民智、振奋抗战精神，杜定友还创新设立巡回书库，改造旧戏台为“民众阅览室”，推出“抗战三年”“全民总动员”“抗战必胜”等专题书展，陈列2000余册抗战读物，接待读者日均超500人，让图书馆成为战时传播知识、凝聚民心的重要阵地。

战后复员续文脉：遍访拾遗，重铸羊城双馆书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广州复员后，杜定友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旧校址自挂“中大、省、市图书馆联合办事处”招牌，并以此名义接受各处图书。更为关键的是，杜定友从未放弃广州沦陷前寄存香港的珍贵文献。中山大学香港九龙仓的珍贵图书在香港沦陷后下落不明。

抗战胜利后，杜定友立即委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四处查访。1946年1月初，他从香港政府公告得知：九龙仓有中国古书等约320箱，定于1月18日由港敌产管理处招商开投，他即刻委托陈君葆、何多源接洽暂缓开投，经查实，这批图书多有广东省立图书馆印章；1月21日，两人又在香港西环永源仓发现173箱图书，有中山大学图书馆印章——正是1945年7月日军在九龙仓发现、由兴发运营团移存此处的寄存图书。经广东省教育厅督学饶士磬赴港交涉，杜定友于1946年3月10日亲赴香港办理接运：两批图书共35686册、古物721件，其中27466册（320箱）归省立图书馆，173箱（含善本书、志书、碑帖等）归中山大学图书馆。3月16日，中山大学173箱图书经轮船廉价代运抵穗，省立图书馆320箱图书后由广九路运回。

在杜定友的不懈努力下，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至1946年4月18日藏书达约12万册，恢复到坪石时期的数量，1948年下半年增至18万余册，加上其他小册子和未整理的书籍，共计25万余册，基本达抗战前藏书规模，让中山大学的文脉在废墟上重新挺立。

（作者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