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与编辑家
《杜亚泉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2024年12月）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前勒口上有两位女性编者的介绍，张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施亚西是杜亚泉的儿媳，是杜亚泉研究者与研究的重要推动者。
本书大致汇集了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杜亚泉（1873-1933）研究的重要资料与主要研究成果。全书收56篇文献，正文分三部分，大致是杜亚泉生平资料、科学教育与东西方文化思想研究、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研究。编者在目录上将第二大部分又分成两部分，这样看正文便有四部分。编者之一的张稷告知我这样做的考虑：“第二部分是现代人写的带有总论体性的论题。包括杜亚泉问题的提出，到对他总体性的几篇论述。第三部分是分具体问题展开的。”“两部分如果合到一起，这四篇也是放在最开头的部分。但似乎分开脉络会更清晰。”这体现了编者对全书的基本设想。选编历时性的论文集，对编者来说两条最为重要，一是文章选得准，二是构架设计好。这本文集是合乎这两条的。
第一部分是有关杜亚泉的基本文献，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他的同时代人在杜亚泉1933年去世时写的纪念文，作者包括张元济、蔡元培、胡愈之、章锡琛、周建人等，给杜亚泉做了最早的历史定位。如蔡元培说对于杜亚泉科学地位的认定：“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对其作为思想家的方法论的认定，“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兼取其长而调和之”。曾做过《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说，“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成的”。一类是他亲属写的文字，是80年代上半的文章，也可说是最早的杜亚泉研究资料之一。杜亚泉的堂弟杜耿荪写的《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的自然科学编辑》很有价值，提供了许多亲历亲知，如文中提到蔡元培的《杜君亚泉传》原系杜的老友寿孝天所写，在送请蔡元培过目同意后以蔡元培名义刊发。杜耿荪的这篇文章先刊发在地方文史资料选辑上，编入这本文集得以更广泛传播。文中也有个别不准确的地方，如提到早期商务印书馆“为夏粹芳所独资经营”，显系有错。由亲属研究整理当事人文献，在商务有两个典型事例，一是张元济后人对张元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再一是杜亚泉后人对杜亚泉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是好传统。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重头内容，不仅因为篇幅大，论题刚好一半，篇幅却多于一半，也为杜亚泉在历史上的地位所决定。他是一位思想家，不管是被认定为保守派思想家还是改良派思想家。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在这里，他长期被湮没或者毁多誉少的原因也在这里。这一部分内容的厚重自不待言，阅读难点也在这一部分。
严格说，杜亚泉研究是从改革开放后揭幕的。这一部分便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杜亚泉研究的主要论文和突破。领衔的一篇是王元化的《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此文原是90年代上半为许纪霖等编的《杜亚泉文选》写的序，却是一篇理论色彩很浓的宏文。这篇论文通过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的剖析，对杜亚泉的东西方文化调和观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阐释，提出再认识再估价的命题，可以认作一篇杜亚泉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有关东西方文化论战、文化调和、文化融合的还有好几篇。编者将这一部分成两个部分，前四篇为一内部小单元，是总论性的论文，王元化这篇之外，另三篇是熊月之《略论杜亚泉思想特色》，许纪霖《“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周月峰《杜亚泉与近代思潮的互动互竞》，都具有相当的深度以及统摄全局的作用。
后面的文章从一些具体的问题立论。作者有汪晖、罗志田、鲁枢元等，论题主要涉及杜亚泉的战争与革命论、东西文化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科学观与教育观以及人生观，多为新见与睿见叠出的力作，反映了杜亚泉思想的方方面面和最大的丰富性。其中朱华东《杜来与哈耶克有限政府论理论比较》、唐玉《调适与冲突——析杜亚泉与伯林两种多元论思想之差异》，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因为文章给杜亚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新角度与新课题。朱文比较了杜亚泉这位中国的思想家与奥地利的哈耶克在减政问题思考上的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从社会自身活力来论证国家与社会的分殊制原则，杜亚泉的理论建构主要体现在《减政主义》和《再论减政主义》两篇文献，他更多地从宪政角度，哈耶克更多地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来论证。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要建立政府减政的有限政府。杜亚泉的思考比哈耶克更早许多年，而且从东西方思想中吸取了有用的成分。这样的思考无疑兼具历史启蒙意义与现实参考价值。另一篇的价值在于给杜亚泉的多元文化调适论思想找到一个西方参照，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唐文着重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比较，丰富了中国历史思想的论述视野。这两篇文章所比较的西方思想都要晚于杜亚泉约30年，可以说杜亚泉是一位思想史的“先知”。
第三部分是杜亚泉的编辑出版实践与思想，主要涉及杜亚泉的前商务时期的出版、商务时期的教科书编纂、科学编辑、翻译出版及与商务的总体关系。杜亚泉为商务工作了30多年，重要职任与工作为理化部主任和《东方杂志》主编，是我国最早一代的科学编辑。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对业界的参考价值不容忽视。本辑首尾两篇都是商务的工作人员所写，首篇作者汪家熔是老一辈的新商务人，他的《绘图文学初阶的创新特色》初次探讨了杜亚泉1901年起给商务编写的第一部教材，也是商务出版的第一部国文教科书(1902年初版）。最末一篇是张稷的《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史事考略》，对杜亚泉在商务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有两个辅文板块值得注意，一是编者的前言后记。前言重在从梳理杜亚泉研究如何走上学界的视野的角度，叙述杜亚泉由思想史的负面到正面、杜亚泉研究由冷寂到逐渐得到重视的历程。后记体现了作者对杜亚泉思想的领悟，后记作者也是编者之一的施亚西写了这样一句话：“杜亚泉对文化的贡献早已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我以为最可贵、最值得学习的，还是他的学习方法、思想方法，他的调适的智慧和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思考问题有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一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本性和福利；二是尊重事物的规律。”这正是杜亚泉思想的晶核。二是有关附录，计有附录一《杜亚泉年谱简编》，附录二《杜亚泉主要著译作品》，附录三《杜亚泉编纂、翻译、校订、出版的主要自然科学类教科书、工具书等》。
（本文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