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亲爱的人们》：当“温情”成为新的总体性话语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感觉前面就是断头路，让你寸步难行，当你大着胆子跨出步子以后，会发现也有峰回路转的喜悦。”在宁夏，在西海固，马金莲的写作愈发成熟老道。她在《亲爱的人们》里捻聚起“厚重的”与“轻盈的”，写就西北乡村四十多年“山乡巨变”。可以说，马金莲作品中的“温情”气质，除归属个人风格外，还参与建构了属于一个时代的总体性写作话语。“短长书”第18期，文学研究者蔡岩峣、杨宇航从《亲爱的人们》说开去，谈及“80后”写作、社会结构与本土寻根。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亲爱的人们》
《亲爱的人们》，马金莲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亲爱的人们》通过讲述马一山、祖祖、舍娃等一家五口的人生命运故事，以真挚饱满的情感、细腻生动的语言和坚实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真实描绘中国最贫困地区西海固人民逐步摆脱贫困、追赶新时代步伐、走向美好生活的历史图谱，生动还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书写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良，骨肉亲情在日常烟火温润下熠熠生辉，铸就了乡村振兴的文学新样本。
该作保持了马金莲一贯的语言气息，情感饱满鲜活，读来催人泪下，温暖动人。尤其作者对父老乡亲的感同身受和超高熟悉度，让人感佩作者的真诚和用心。作品写的不仅仅是中国西部人民，更是作者的一个个亲人、作者深爱的中华儿女们，这种同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回味久远。
作者简介
马金莲，回族，宁夏人，现为固原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兼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集《长河》《1987的浆水和酸菜》《我的母亲喜进花》《爱情蓬勃如春》等15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等4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首届茅盾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奖项。多篇作品入选外文选本，并被翻译为英文、阿文在国外出版。
短长书
蔡岩峣，江苏常州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在《文艺争鸣》《中国文学批评》《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评论、诗歌若干。
宇航兄：
最近读到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知道你在研究乡土文学，有许多新的见解，因此写信与你交流，期待你的回应。
初次听闻马金莲，是她的那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小说的名字起得质朴，内容也很平顺且温情。作者以少女“我”的视角展开叙事，不设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将家乡“卧浆水”的饮食风俗徐徐道来，并以饮食为媒介，将爷爷、奶奶对家人的宽厚仁爱，以及西北农村的日常生活图景活画出来。由这篇小说进入马金莲的文学世界，大抵可以感受作家的文学风格。
总的来看，乡土、苦难、地域、女性、儿童、民族等，一直是马金莲写作的关键词。《亲爱的人们》中，作者以198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的羊圈门村为背景，以李、马、牛三姓氏族，两代人的个人奋斗史和乡村发展史为核心展开叙事。其中重点塑造了马祖祖、马舍娃、马碎女、牛八虎等农村青年形象，此外还包括马一山、李有劳、马德福等农村知识分子与农村干部角色。在从乡村至城市，从贫穷到脱贫的历史进程中，每位人物都做了基于时代条件的个人命运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所着力强调的并非是强大的历史现实逻辑，而是超越于这一逻辑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马祖祖与马舍娃姐弟，以及马舍娃与摆兰香、“父亲”与“母亲”之间，这种“温情”叙事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印证。这也是作者将这部小说命名为“亲爱的人们”的根本原因。而在对《亲爱的人们》及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阅读中，我感受到一种“温情”的写作话语正总体性地生成。因此我不准备局限于这部小说的情节与人物，而是想将话题打开，与你谈些更宽泛的问题。
作为一名“80后”作家，马金莲在选材和写法上都与同代际的作家有着明显区别，甚至提起“80后”（如果还有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并不会立刻想到她。众所周知，“80后”“80后作家”“80后写作”是21世纪初，以代际命名作家与写作现象的一组批评概念。作为对20世纪末“青春写作”命名的延续，“80后写作”在内涵上更具阐释空间，也更使人一目了然。据学者江冰的研究，在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以中国作家春树为封面，并对“80后”命名起到决定性影响之前，一批“80后”作者已经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新概念”作文大赛陆续出场。其中前者有李傻傻、春树等人，后者则有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等。此后，随着大众媒体和图书市场的强力助推，“80后文学”逐渐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具话题性的文学现象之一。但颇有意味的是，与韩寒、郭敬明年龄相仿，开始写作时间也相近的马金莲，却无缘进入这一“轰轰烈烈”的文学命名。“马金莲们”的失落并非个别现象，与后来出现明显分化的“80后”作家及其写作不同，早期的“80后写作”城市属性相当鲜明。从“80后”作家出场的外部条件看，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大城市的生活经验、高等学校的教育背景、互联网新兴媒介的运用、图书出版市场的加持等，都在根本上决定了这批作家出场时的文学光谱，即新世纪初中国蓬勃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活跃、躁动，也最新颖、求变的一部分。同时，从“80后写作”的文本内容看，无论是郭敬明笔下的上海“小时代”，还是春树笔下以北京为背景的“残酷青春”，唯有城市及与城市相关的一切，才构成和表征着一个代际作家的“自我”更新。与之相反，这一更新的背面——中国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则陷入了“沉默”。李傻傻，作为当时几乎唯一被大众所熟知，且书写农村的“80后作家”，也只是在《被当作鬼的人》这部集子里，以书写湘西记忆的一些清新、乡野的散文触及了农村生活，他的更加出名的长篇小说《红X》，则是典型的80后“青春写作”，具有明显的城市受众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的“80后写作”与“残酷青春”及“城市”之间，具有天然且固定的联系。有敏感的学者将这些以互联网为载体、以反叛青春为主题的“80后写作”称之为“亚文化写作”，如吴俊就将“80后文学”命名为“亚文学”。而从西方引进的“亚文化”概念，本身即是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后的产物。正如无法想象没有纽约、芝加哥、伦敦这样大城市角落和边缘文化空间的“亚文化”，中国呈现为“抵抗”姿态的“80后写作”，也无法不在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兴起的整体背景中看待。在一次讨论中，批评家黄平将“80后文学”定性为“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文学”。黄平认为：“当我们讨论‘中国梦’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到无法言说的能指；而当我们面对‘北京梦’‘上海梦’之类的城市化运动所催生的召唤性结构时，无论在话语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构成了我们鲜活真切的体验。”这种判断不仅是对一个代际文学的概括，也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的概括。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这种“召唤性结构”显然就是“城市化”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经济“全球化”，也即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以来，持续深入的“改革”与“开放”。这样一些事件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缩影：2001年，中国经历反复磋商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奥运会；2010年，上海又紧接着举办“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与此同时，马金莲笔下的宁夏“西海固”则是联合国粮食署认定的“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之一，是需要国家不断政策扶贫的“西部”，在时代的文学版图中它的面貌始终不够醒目。
但恰恰是彼时马金莲写作的边缘性，与此时马金莲写作的受重视，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不妨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她的写作。首先，从乡土写作的纵向视角看，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出现的乡土长篇小说是乡土写作的重点。这些长篇小说又可以分为偏重历史感与注重现实性的两条脉络。莫言的《生死疲劳》（2006）、阎连科的《受活》（2004）是偏重历史感的代表，两部小说皆以浓厚的“新历史主义”笔法，将中国当代史的结构融入到乡土社会的历时性变迁中，将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杂糅为总体性的荒诞历史寓言。贾平凹的《秦腔》（2005）、周大新的《湖光山色》（2006），则是乡土写作中更重现实性的一脉。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里，我们可以看到继承自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强烈现实批判，但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采取更日常的写法，进行流年密织式的叙述。小说中，新旧人物的思想异动，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考量，以及“改革”矛盾积弊的化解等，隐含在小说平实的叙事里。这种写法回应了20世纪后期当代文学形式实验的疲乏，和“新历史主义”叙事过度寓言化的倾向，成为21世纪乡土写作的主流。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堆叠，“城乡现代性冲突”的营构，乡土小说设置了一套通用的笔法。马金莲在总体上也采用这样的写法，但或许由于笔力不逮无法像前辈作家那样直接进行宏大叙事，或许是因为身处“西部”面临着和“东部”判然有别的经济文化背景，又或许是因为自身的文学天性，在早期的小说中，青年作家马金莲更注重以“情”为本体。因此我们不难在《掌灯猴》《糜子》《碎媳妇》《父亲的雪》这样的篇目中，反复地读到发生于西北乡村的劳作、吃食、针黹、扫洒庭除、家长里短等日常生活。用一个核心结构来概括马金莲所有的前期小说，可以归结为：一位年轻女子对未来全部生活的隐忧。
而与同代际的作家横向对比，马金莲的写作又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稳定性。不妨举几位80后作家的例子，如早期的韩寒、郭敬明、春树已经停止了写作，张悦然从《茧》开始转入历史思考，近年来转向了小说研究；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第三个十年的80后作家里，孙频、王威廉经历了明显的题材转型，郑小驴、魏思孝、远子、赵志明等虽然在近年来写出了不少关于农村的优秀作品，但早期的写作视角并不固定，在城乡之间游走，且叙事风格并不鲜明；而颇具影响的“新东北作家群”如双雪涛、班宇、郑执则是触及了当代“城市中国”的历史症结，并引起了大众普遍性怀旧情绪。反观马金莲，从2000年至今，她一直深耕于“西海固”，始终将“西海固”的乡村生活，及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人和事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从2005年的《掌灯猴》，到2008年的《碎媳妇》，再到2014年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我们似乎看不到太多写法和题材上的突变。相似的日常叙述，相似的含蓄情感，相似的温情文字，这些构成了她过于明晰的个人风格。到了2014年，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中，叙事的节奏和语调保持着温情细腻，只不过作家此时已有意识地将此前零散的叙述结构化，并引入“城乡冲突”的矛盾，通过主人公马兰——一名具有独立意识的乡村女性，开办养鸡场并改变家庭境况的书写，超越了坐在炕沿上忧愁未来的小媳妇形象。从《马兰花开》到2021年的《孤独树》，作家的温情笔调继续保持。通过留守儿童哲布的视角，作家动情讨论了“西海固”家乡所遭受的来自城市的冲击及其创伤。主人公哲布种在山坡上的五棵树，唯有与自己同名的一棵活了下来，这棵树象征着“西海固”乡土未来发展的脆弱与希望，而象征着传统观念的“爷爷”与“奶奶”，与象征着对城市盲目追求的“爸爸”和“妈妈”则都以“枯萎”作结。
不可否认，近年来马金莲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正逐渐强化对于“西海固”乡土社会的批判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是有深度且有价值的。但我以为，这种批判思考并不是马金莲的专长，也不是她如此出众的原因。马金莲的重要性在于，她提供了当下文学写作中比较稀有可贵的“温情”气质，这种“温情”气质又符合和建构了属于一个时代的总体性写作话语。
我想，是不是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温情”：其一，它是作家的文字天赋。马金莲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西北口语色彩，这种口语色彩提供了“80后”作家里少见的不可通约性。当以普通话写作成为“80后”，乃至更为年轻的“90后”作家的普遍选择，那它所表征的就不仅是城市逻辑也即现代性逻辑的最终胜利，也表征着自1980年代“寻根”以来，作家们努力开创的“地域”文化自觉的式微。这种“地域”文化自觉，又显然具有整体性的文化启蒙意义。所幸的是，近年来有关“新地域文学”的讨论使地域性的话题重回大众视野，但真正在文字上表达得出色的作家并不太多。
其二，马金莲的小说多取材于“附近”，特别是她从未离开过的“西海固”家乡。作家以个人经历为底本，以普通人而非知识精英的目光平视周遭事物，并统统将其纳入叙述，这种心态和目光，使马金莲的写作整体上心态较为平和，也更有韧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马金莲笔下的人物多不是“一次性”的，这和习惯性营造“人物画廊”的当代青年写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写作，有着明显区别。马金莲笔下的人物会以某种关联性的方式，反复地出现于不同的作品。如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碎女、哈塞、赛麦、舍娃，和即使名字相异，但人物经历、性格颇具巧合的“父亲”“母亲”“爷爷”“阿訇”“信徒”等。这些父辈、祖辈与青年男女，总让我有“身边人”的亲切感觉，“他/她”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学“感受”的世界而非仅是文学“阅读”的世界。此外，如果说从《马兰花开》开始，作家就有意识将过去的经验综合，那么到了《亲爱的人们》这种综合的意识更加强烈。小说里的摆兰香，让我立马联想起《马兰花开》里的马兰。而马家大女儿祖祖、二儿子舍娃与小女儿碎女的人物结构，及由此辐射开来的“羊圈门村”，整体性地映射了作家此前塑造的“西海固”乡土社会。
其三，马金莲的小说有一种虔敬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外显为一种超脱、清洁的生命意识，并进而影响了马金莲所有的作品。评论家如孟繁华、邵部就曾分析过马金莲小说里的“回族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宗教文化心理在马金莲获得“骏马奖”的中篇小说《长河》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将几种死亡并列，其中包括青年男子、女童、母亲和老汉，在“生死”——这一世俗生活的极致问题之上，马金莲又看到了超越性的意义。小说结尾写到，“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送着死亡。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有的评论者将这一“生死”观比之于萧红，将马金莲的《长河》比之于萧红的《呼兰河传》，但事实上两者的内核有本质区别，马金莲的写作谱系无疑更应追溯至张承志。但可以承认的是，这种宗教的超越性意识在作家近年来的小说里有了更丰富的建构和表达，母性、大地、童心也成为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亲爱的人们》里没有涉及到宗教，但是祖祖、舍娃两位主人公的经历，却让我体会到了某种超越性意识的再现。特别是舍娃，作者“有意”使其经历磨难，使其远离读者想象中的那个完美阅读期待——考上大学，当上羊圈门村的队长。这种命运的无常使我不免感受到和生命逝去相似的落寞与孤寂，但舍娃的执拗和坚守，以及他身上的正直善良的品格却让人物产生了无比动人的光辉。
其四，作为严肃写作者的马金莲，始终采取创作理念上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可以命名为“温情现实主义”。“温情现实主义”脱胎于“温暖现实主义”，这是近年来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提及的词。所谓“温暖现实主义”是指对现实中的困顿和痛苦，采取积极而非消极，建设而非破坏的解决理念与解决方案。私以为，有两部作品可以被认为是“温暖现实主义”的代表，一部是扶贫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还有一部是梁晓声原著并进行同名影视改编的《人世间》。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与电视剧《山海情》在题材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但作为一部更注重文学性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将具体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更普遍的温情伦理，这种处理方式与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强调的“德性伦理”“好人文化”有精神上的共通性。“温情”是对现实中“改革”历史伤痛的化解，也是对时代总体性话语的建构，当现实的复杂和观念的分歧内在地影响着一个时代文学主潮的形成，那么以普世性的“温情”伦理来构建文学叙事，则最易达成共识。小说中作者最直接地对时代现实进行回应的，是马祖祖和马舍娃姐弟关于农村青年出路问题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潘晓讨论”以来，已经被不同代际的作家反复地书写过，而《亲爱的人们》将问题的解决归功于姐弟俩之间的“温情”互助。事实上，从“改革”初期的强调“个人奋斗”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世纪之交“小资颓废”的“70后美女作家”“80后写作”，再到当下普遍的“温情”互助叙事如梁晓声《人世间》、马金莲《亲爱的人们》，每个时代对于青年的叙述，都折射出时代最为内在的肌理。《亲爱的人们》中姐弟俩以“温情”互助解决问题，所归功的并不仅是“温情”本身的力量，还内在地指向对“改革”发展逻辑的肯定，只是这部分也即“脱贫攻坚”的内容，并未在小说里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
宇航兄，在阅读《亲爱的人们》时，我时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此前我没有“发现”马金莲？没有认真地阅读过马金莲？可能我拘泥于某一种“文学”已经太久，因此我准备再多读一些。再次期待你的高见。
蔡岩峣
2025.8.7
杨宇航，江苏连云港人，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新世纪城市文学批评。
岩峣兄：
来件收悉，信中云云沛然深广，令我大为感动。其间所探析的议题及评述，更是与兄有不谋而合之处。我认为从宏观性的维度开展，来谈论《亲爱的人们》是极为适宜的，既是因为这部小说本身的体量和所含括的事件的厚重，也因为在“谱系化”的剖析架构中才更能将马金莲创作的文学特质充分显影。
兄在来信中论及了诸多可深入探察的话题维度，例如嵌置于“80后”作家的代际之中，马金莲及其“西海固”的地方性书写目前处于何等位置？在乡土文学浩漭的书写脉流中，比照本书所描摹出的“羊圈门”与目前乡土写作的主潮风格，又有着怎样的内在接续与自我营构？倘若从整体观的角度对马金莲的创作风貌进行区别式的厘定，那么“温情”气质又能否统摄其特征的不可通约性？信中所涉及到的话题纷繁，可延展论述之处也着实不少。为了让此次对谈更具焦点性，我尝试将言说的幅度收拢到一组概念的互动关系之上——“厚重的”与“轻盈的”。我认为对照其以往的创作，马金莲借用《亲爱的人们》一书精恰地将自身的乡土书写进行了“举重若轻”式的经验化处理并成功地实现“捻聚”。
所谓“厚重的”意涵之一，首先便是指向文本层面，即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中所营建出的绵长的时代感与历史性。毫不夸张地说，马金莲是以一种史家笔法的意识自觉地将时代进行横截，并借用可能是西北任意一处村庄的“羊圈门”，将“历史态”以马一山家族式剪影兼以三个子女的个体化追踪的方式呈现。纵使此处的乡野远离着时时奔涌的变革潮流，纵使所叙述的现场多是生活中随处发生的琐事，但个人、家庭、村落都在整体易地搬迁的时代转型中同频而动。也正是在修路、等水、买车这样日常化且琐碎化的书写中，西北村落的厚重底色才得以舒展出最为原态的光晕。
而“厚重的”另一向度则是指涉于作家创作的本体层面。兄在来信中已然对马金莲的创作谱系进行了历时性回望，且言说得细腻入微，我便不再赘叙。我认为，面对时代极速变迁且难以寻觅到跟随路径的惘然，这种无处安放的情绪，始终和作者的书写诉求交织盘结。长期实地生活于乡村、观寻洞察于乡村、积淀经验于乡村，对于乡土的天然亲昵感便会滋长在作家的生命肌理之中，芜杂的乡村现场就势必成为其绕不开的言说对象。相比起茫然追随或是匆忙转型，马金莲所笃定的则是深扎下去。其坦言道，“在一个题材范围里坚守、摸索、挣扎久了，就有一种突破自己的野心，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已经没办法更系统、更全面地承载我对乡土的情感和诉说的欲望。还一个原因，我生活在西海固，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着乡村这40年的巨大变迁，新闻报道等方式体现的变迁往往是表层的，深层往往需要文学来表达和诉说。我要从世道和人心的角度，把西海固乃至中国西部这40年的乡村变迁写出来，从情感和灵魂的层面去探索。”所以马金莲以自发的抢救性意识与具有挽留和缅怀的目光，打量着“西海固”的日常化生活，并在《亲爱的人们》中留刻下了最为原始也最具活力的“现场”。而其中弥足珍贵的，便是自我对于乡土的持守，这也是马金莲创作特质之中最为朴拙的笔调，更构成了作家本体层面的“厚重感”。“于过去的四十多年，我敢说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所以我写的话，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有底气写真正的农村真正的乡土，所以我的作品一出来，就带着新鲜泥土的味道，这是一个有真实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在写，我是本土的，而不是外来的。”比起只能依靠惯有的经验和残损的记忆，甚至靠假想和虚设而描摹乡土，马金莲却以“本土人”的自觉书写，在同时代人的创作谱系之中，庄正地安置了属于质朴者的席位。
毋庸讳言，借用“80后”的代际评判装置来集中识别作家们的各自特质似乎早已不具备批评的活力，更无法激发个案之中蕴藏的复杂因子。“如何在自我的主体与历史、国家、社会之间建立文学性的联系，青年作家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创作选择能否抵达极致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力量？”（徐刚语）这或许已是摆放在了每一位“80后”作家面前的必答之问。
而面对这一时代性的发问，马金莲慎终如始地持守着对于乡土的自觉靠拢。即使她明知这其间将会遭遇到极大的创作考验——浓厚的私人化情感该如何在剖析乡土时做出冷静的抽离？在《亲爱的人们》中，似乎可探寻到其化解的策略，即从原本的对旧有家园的回望转置为在时代剧变之中西北村落兼及普通百姓的生存样态的摹状，并且对这一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群落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特质的变移进行探析。故而若是从更为宽远的视阈介入，“厚重的”第三层指向，即是在文学史络脉之中对照马金莲的“西海固”叙事与当代文学书写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寻根文学”书写传统在当代话语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自觉接续。当然这种特质早已出现，李晓伟借用“小乡土”的概念对这一缔结的现象进行了含括，其认为，“‘边地’在每个具体作家笔下的呈现都有着它作为一个独特空间所拥有的个性，在细微之处，每个作家都营构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也就是一个‘小乡土’的塑形。这样的‘小乡土’不仅是作家对故土的执念，也是文学个性和可能性的源头。”而这份执念似乎也造就了马金莲对于“扇子湾”或是“羊圈门”的持续追踪，成为了她的“寻根”之所。
正如在“寻根”发生四十年后，韩少功在回溯这场文学事件时坦言，“因为‘下乡’或‘回乡’，他们（即指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两种文化形态之间游走、碰撞、煎熬、挣扎，留下大量青春期生命感受和经验细节。但这一切在‘伤痕文学’的政治化模式下，没法写，也难以识别。因此‘寻根’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得以释放各自活泥带水的心理能量，找到一个展示文化差异性、丰富性、冲突性的舞台。”虽然《亲爱的人们》中“温情”刻画远超“寻根文学”之中的另一种激荡的时代情绪，但是在表现“文化差异性、丰富性、冲突性”的维度上，马金莲的少数民族书写是始终紧扣其中的。这或是出于早慧者的自觉抉择，或是因其所处境况的使然，但必须承认的是，作为置身在“边缘之处”的马金莲似乎早就沿着“寻根”的路径而自发探索，不断展示个人独特的地方经验和对本土民族历史的观察，也正是这份叩问“提前”锁定了“80后”转型之际的创作标靶。
行超曾指出，初登文坛的“80后”作家们并没有过大的创作野心，试图造就某种审美主张抑或文学潮流，更多地就是以反叛的姿态打破既有的文学表达范式。故而以韩寒为代表的目空一切、质疑所有的叛逆性成为了“80后”作家初期的集体式标签。但是随着躁郁的青春的消逝，仍需要面临的则是坚硬且不可摧的现实。于是被放大的和凸显的“我”便逐渐淡出视野的前端，然而主体性被无限激活的“80后”又该去向何处呢？在躁郁鼓动下的求索，往往很难不以“失败”宣告终结。而长期的“失败”的苦闷，又迫使人们寻求化解并将自我拯救。于是在现实的层层重压下，“80后”开始重新思量，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我们目睹到的是，先前的反叛者们开始自发地从青春伤痛中抽身，朝向原本想要拒斥的“历史”进发。而在马金莲的笔下，从那个“狭长的扇面状”的“扇子湾”再到如今“饿了，动火做饭，天黑上炕睡觉，春天往地里下种，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的“羊圈门”，对西北村落之中原态的历史风俗和质朴的乡间伦理进行时代性的回望便成为她所要追寻的“本土性”与渴望留存住的文化之“根”。正如在书中将马德福定调为某种传统性的“智者”象征，既是对于乡土伦理在当下有效性的彰显，更隐含着对历史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重构与思索。
而在剖析完上述的三层“厚重感”之后，摆在马金莲面前的现实性问题便是如何对其从容应答？
在《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以一种浑然朴质的姿态展露出“举重若轻”式的化解策略——以“轻”驭“重”。所谓“轻盈的”策略就是将宏大辽阔的历史资源和时代叩问嵌置于具体细微的“轻物”之上，或是化作一种最具日常感的存在于“附近”的生活本体，或是以某一“在场”的个体的自然成长历程作为支点，以此撬动那些“厚重的”发问。一定程度上，与兄拟用的“温情现实主义”有着切入层面的相似性，皆是强调艰难处境之中的人性本有的亮度。
作为捻起“轻盈”的方式之一，“生活就在此处”是马金莲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创作主流。贺绍俊曾就《亲爱的人们》评述过，马金莲着眼于写那些新事物和新现象是如何跋涉千里而进入西北乡村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但其并不刻意追逐于宏阔的事件，而是一如既往地沉浸在乡村的件件琐事。这种写法更能真实反映西北乡村的现实，更能突现马金莲的写作特点——就是将乡村生活和日常伦理进行审美化书写。关于马金莲创作的日常化书写已有诸多评述，故而此处不再赘言，但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常化”的书写策略与其他“80后”作家的处理方式是否有着特质性的存在呢？
对于马金莲这位“在场者”而言，舍娃的构型及其人生路径的设定，我认为是另一层面的“轻盈”之所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面对着极速主义在中国蔓延的激烈局势，对于未来世界的好奇与焦虑始终萦绕在身边。于是在创作之中，我们便目睹到“逃离者”的群起而至，书中人物也尝试借此来达成某种跳脱的意图，从而为了沉重的生活找寻一处巨大的豁口，用以倾吐和排遣。如鲁敏的《奔月》、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阿乙的《在流放地》，这种普遍且漫长的焦灼情绪，是与时代的转型同构而存的。但在事实层面则是“逃离，却又无处可逃”。在《亲爱的人们》中，舍娃就是那位尝试跳脱的逃离者，“像风筝一样飘在半空中，脚总是踏不到地面上，要飞，飞不起来”，他也想从“羊圈门”跳脱出来，当然这份跳脱之中也夹杂着无可奈何的苦楚——这是为了能让姐姐顺利考入大学而赚取学费，但在外出打工期间，舍娃又不慎误入传销组织，栽进了人生的低谷，所以跳脱乡村后的状态也并没有使之与幸福相遇。
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历程显著提速。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然从2000年的36.22%上涨至2024年的近67%。然而“城乡中国”的加速转型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流动人口脱嵌乡土的局面。其中更为窘迫的问题则在于，这些“迁移者们”既难以在城市扎根，又不得不漂泊于不同形态的生存区域之间，渐渐沦为城与乡的“双重边缘人”。而这就势必伴随着极具张力的并峙现象——“不仅有新生代农民工渐进式的城市化，更有新生代农村青年选择脱嵌城市、重嵌家乡县域空间。”（权旭阳语）返乡青年的回流乡土或退守县城，其选择的本质就是个体向上流动的空间实践与自我想象不符后的再次应对。
马金莲说，“故乡越来越好，但是记忆里的故乡又让人无比怀念和不舍，如何处理我们在对待‘故乡’议题上的认识，是文学长期面临和需要较长时间探讨解决的问题。”而其在《亲爱的人们》中所给予的应答则是“思考与回归”，她以故乡人的身份思考，又以创作者的身份回归，将原本逃离者的“漫长的告别”转置为返乡者的“漫长的告白”。虽然在《亲爱的人们》中“故乡”一词仅出现过两次——其中一处是舍娃回望羊圈门时，马金莲写到，“那是羊圈门，他的可爱又叫人爱不起来的故乡”；另一处则是舍娃做梦都渴望回归到羊圈门时，他说“故乡养活不了肉身，他乡安置不了灵魂”。但仅是这两处浅浅的表露便已然将目前的城乡社会中结构性难题点出：何处终可安身？
而作为“返乡者”的舍娃又在现实层面揭示出作家怎样的“轻盈感”呢？从行为层面论，所谓“返乡者”即是回返乡村的本地群体；但在现象层面，则是出于某种因素“回返”乡村，并在具体的乡村建设中深度参与的过程性运动。贺雪峰曾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将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亲爱的人们》将主体叙述视角设定于乡村内部，对于农民入城之后的描摹可谓着墨极少。对此，马金莲则是有意安排。她认为，没有必要将叙述触角更多地延伸到城市生活当中去，以免破坏了小说的主体结构。而仅就存有的部分，例如祖祖和舍娃在西县的数次团聚，夜幕下在烧烤摊对坐，舍娃醉酒后脚步踉跄地行走，祖祖一个人坐在高档小区里目睹舍娃打工的艰辛从而共情更多的农民工——就足以言说“逃离者”的异乡处境。也正是这样的际遇，使得情绪空隙无法得到弥补的舍娃由原本的“离乡”转向自觉的“返乡”，其中的深层动因即是对于西北乡土深重的牵挂和某种“轻盈感”的追念。
在一路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如同舍娃一般的农村青年跟随单向度的城市化叙事脱嵌农村，“但乡土印记并没有随着城市生活的进行而逐渐消退，反而在城市虚嵌体验中逐渐被唤醒。离土入城的青年并没有被城市现代性完全规训，而是随着城市生活的进行，表露出自身的乡土积淀，乡村成为寄托情感、记忆和想象的场域，乡土印记也成为青年返乡的精神动力。”（权旭阳语）
如果说对于乡土的牵挂是支撑舍娃回返的动因，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中对于舍娃生活经历的温情化和“轻盈感”的描摹则是帮助其决心扎根的推力。在面对过各种阻碍和诱惑之后，舍娃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兰香。从此开启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的生活。从开办电焊部、小卖部和快递代办点，到顺利当选小队长，再到成功地组织“羊圈门”历史上第一次乡村旅游开发启动大会。舍娃俨然成为了回流于乡土大地上的一名新农人，而乡土也以更具包容性和更深厚的姿态慰藉舍娃和像舍娃一样的农村青年。所以当舍娃遇见兰香并确立恋爱关系时，马金莲在书中写到，“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感觉前面就是断头路，让你寸步难行，当你大着胆子跨出步子以后，会发现也有峰回路转的喜悦。”这份“轻盈的”温情，是对舍娃命运的善意关怀，更是马金莲对于新一代农人的深切祝愿。
岩峣兄，或许是言说时的激动，若是有泛泛而谈之处，还望指正。总而言之，能够捻起“厚重的”与“轻盈的”的创作功力，或许正是马金莲及《亲爱的人们》给予我们的现实启示。期待着更多的声音和思考能与我们对谈。
杨宇航
2025.8.9
“短长书”专栏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第17期 | 《师范生》：一些枝叶，从大树上生长、抗争、摇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