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鲁迅研究领域，对于很多学者来说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在近百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中，与之相关的议题似乎已经被穷尽。但即便如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挖掘新的阐释话题、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仍然是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鲁迅作为中国历史转折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舵手和批判旧世界的精神斗士，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青年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他对东北沦陷区作家所产生的精神影响，以及在反殖民反侵略语境中鲁迅形象为何被塑造、如何被塑造，又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符码，这些问题则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较于鲁迅在上海、北京等地较为明确和清晰的影响脉络与友敌范围而言，鲁迅在东北沦陷区中作为抗日精神符号和反殖文化象征的相关问题则未得到充分阐发。

鲁迅从未踏足过东北，他唯一与东北发生联系的纽带似乎只是留学日本期间的“幻灯片事件”——通过影像观看被日本军人枪毙的“满人”和围观的国人。这一改变鲁迅生命走向的“事件”成为一粒种子，不仅令他弃医从文，成为勇于批判的斗士，同时也使他执笔抗战，成为引领反抗的文化符码。在我们看来，如果说陆续逃离东北沦陷区的萧军、萧红、舒群等人是“通过鲁迅对他们的扶持和彼此与鲁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进而在反殖民反侵略战争中唱响东北作家群的“奴隶”之歌，1那么，彼时留在东北沦陷区的诸如山丁、古丁、疑迟、小松、爵青、秋莹等一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则是将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铁屋子”隐喻，置换为一种东北作家共同面对的被殖民与失国族的精神困境和反抗隐喻，2因为“我们有时而麻木，或者妥协了，拯救了我们的，却就有鲁迅的那枝笔”3。比如，1941年4月1日《大同报》刊登鲁迅所写的18首旧体诗，这一看似常规的编辑活动，实则是东北左翼作家传播鲁迅精神、塑造鲁迅形象的一种行动。4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左翼作家在塑造鲁迅抗战斗士形象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调与不谐音，这些构成鲁迅形塑过程中的暧昧音部。这种“暧昧”，不仅表现在左翼作家们在塑造鲁迅精神、建构鲁迅形象中所采取的曲笔书写与隐喻话语，同时也体现在那些“宠犬”作家和日籍文人笔下的刻意曲解与贬损的解构话语中，5进而显示出围绕鲁迅形象的建构与解构、正向与反向交锋过程的驳杂图景。因此，从东北沦陷区报刊对鲁迅形象建构与解构的多声部音调中，一方面可以切实理解鲁迅形象作为反侵略反殖民精神符码的建构困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报刊中充斥着的异质声音了解殖民文化语境下鲁迅形象建构的现实意义。正如新历史主义学者强调语言符号对历史建构的重要意义一样，东北沦陷时期一切与历史相关的“事件”与“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或者在想象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6。鲁迅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形象塑造同样是在“思想、语言或话语之中”存在，不论是“领着整个民族抢饭吃的英雄”7形象，抑或是与日本“交好”的“亲日者”形象，都应当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淘洗与辨识，从而揭示出鲁迅作为东北左翼作家精神坐标与文化符码的深刻意义。

一、复调的声部与鲁迅形象塑造的话语博弈

1937年11月，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中，创刊于东北抚顺的《明明》月刊推出“鲁迅纪念特辑”，编辑者是月刊发起者古丁，他同时也是“决心将鲁迅精神植入伪满洲国文学”的东北左翼作家。8除刊发毛利、罗绮、徐狄等人的纪念文章外，古丁还特别译辑了一组“鲁迅著书解题”的文章，其中翻译了增田涉、鹿地亘、胡风、松枝茂夫、山本初枝和小田岳夫等人对鲁迅的评述文章，并撰写了一篇“译后赘记”，古丁在文中感叹说：“鲁迅怕终究是‘鲁迅’罢，我们甚至于不能以‘周树人’来代替‘鲁迅’。”9这是古丁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作为鲁迅的精神追随者与传播者，10他在这里也代表着东北沦陷区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明明》创刊的1937年，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在东北的阴翳浓重时期，而这份由日籍文人城岛舟礼资助、稻川朝二路主编的刊物却显现出别样的“宽松”状态。究其缘由，日本人的资助和主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古丁等编辑者努力达到“以无主旨的为主旨”11的开放姿态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该刊的《编辑后记》中写道：它“有时以文艺为本位，有时以学术为本位，有时以兴趣为本位，纯按着读者的要求，而和读者协同编辑，是为至愿的”12。正是编者所持的开放性办刊理念，不仅使古丁等一批进步作家可以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文艺观念（其中自然包括古丁等人与“文丛派”激烈的“乡土文艺”论争），同时，也为鲁迅在沦陷区中的符码形塑与精神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生成空间。有意味的是，在“特辑”发刊之前的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认为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特点共同“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所以，“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13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4这篇后来发表在《七月》杂志上的重要讲话，与东北作家对鲁迅形象的塑造之间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即鲁迅“宝贵的性格”对于彼时殖民地作家及民众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特辑”之后，《明明》月刊又在第1卷第5期上刊发史之子（古丁）的《大作家随话》和长野贤的《中国新兴文学展望》。前文是古丁为石敢当在《满洲随话》文章中提出的倘若伪满洲国“会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所做的回应，借此发表对彼时文化语境和作家心态的看法，认为“连买《词源》都是犯罪的”“因读书而贾祸”“因写文而丧命”的文化高压环境中无法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因为读书人都在殖民地的“大寂寞”“大荒原”中成为“不可救治的哑巴和聋子”。15日本学者长野贤则在文章中将鲁迅列为新文学作家的第一位，指出鲁迅的逝世是中国的“巨大的损失”，他说，“鲁迅于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及功绩，匹敌了高尔基于苏联文学，于文学生活上的良心他和纪德相同”，在文学路线上，“他超越了尼采的渺茫，安德烈夫的阴惨，果戈里的辛辣，才将纪德的良心和人道主义的成分，搬到他的世界的杂文里……鲁迅的精神永生在中国文学之中，就在今后，也不能死灭”。16

前面所举古丁等作家彼时进行的鲁迅纪念活动和相关评价，对于研究界而言并非新鲜的材料，但如果从东北沦陷区报刊对鲁迅的形塑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见出其重要意义。鲁迅的逝世使人们开始反思并认识到他对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他的逝世所带来的损失。笼罩在殖民地乌云下的东北作家更是以此为契机，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的同时，也希冀从鲁迅那里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抗争的动力。仅从《大同报》刊发的文章来看，就有古丁的《最后一会的鲁迅》（1936）、英国莎地库的《鲁迅的一个评价》（1936，龙南莘译）、老马（叶公超）的《解剖鲁迅》（1937）、吴郎的《语鲁迅翁的力》（1939）、日本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和版画》（1939，龙孙译）、S·W（萧红）的《鲁迅先生生活忆略》（1941）、阿拉的《鲁迅在满洲》（1941）、非陈的《纪念鲁迅先生》（1941）、崔束（高柏苍）的《鲁迅先生》（1941）等。甚至还有读者在报纸上公开说：“像这些大作家的作品，自然都是令人爱读的，说句良心话，比较起来爱读的程度，当然还得说是鲁迅的好”17。

为什么“还得说是鲁迅的好”？答案并非是鲁迅的文章容易读，也并非鲁迅讲的故事如何好读，而是因为鲁迅对于东北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精神象征性和文化隐喻性的意义，如吴郎所说：“鲁迅翁的伟大，原不止于自身的文学领域以内，还是在于其不断地指导了许许多多的新话题，启示了许许多多的连续者，这和罗曼·罗兰之哀高尔基，称之为‘建设新世界的另一阶级的导师’，并不感到逊色的”18。鲁迅自己在《这样的战士》中也曾形象地比喻说：“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19。是的，每一个在东北沦陷区中投身于反殖民反侵略的人都需要一支“脱手一掷的投枪”。从沦陷区的文化语境来看，虽然彼时鲁迅已经成为国内外的文坛巨匠，且受到东北青年作家们的极力推崇，但其作品与精神的实际传播却并非易事，其中，不难发见沦陷区文化与文坛复杂的面向。一方面，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1931年东北沦陷后，在殖民者文化清洗政策的高压下，青年作家们在阅读鲁迅作品或者传播鲁迅精神时只能通过“地下”的形式进行。如“鲁迅的忠实信徒”田贲在1937年成立“LS文学研究社”，虽以学习、研究鲁迅文学为发起目的，但对外只能以“灵莎文学研究社”的名义进行文学活动；20另一方面，鲁迅作品在沦陷区绝大多数的“主流”报刊中很难刊出，少有的作品也多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如《满蒙》月刊连载的《阿Q正传》（1931年1—5月）是由长江阳转译自日文本，在“译者注”中认为鲁迅“是一位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即“具有人道主义的理想”；21再如，《盛京时报》1934年1月10日刊发的鲁迅随笔《上海所感》，则是由刘世昌转译自日文版《朝日新闻》。

对比东北沦陷前后各报刊所刊的鲁迅评论文章不难看出，鲁迅在东北沦陷区的形塑，是在不同政治立场和话语阐释中被建构与解构着，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复调叙事和多元话语交织状态。沦陷前，对鲁迅的评价虽然在国内文坛影响下有其局限性，但总体上还是正面的和客观的，如《满蒙》月刊在1931年刊发的《鲁迅和过去的时代》（大内隆雄）、《中国新兴文艺运动和鲁迅》（原野昌一郎）、《鲁迅再评价》（大高岩）等日籍文人所作评价。22随着东北的全面沦陷，殖民者施用一系列文化清洗手段，鲁迅形象建构开始进入分化叙事状态，包括正向建构、中性阐释与反向解构三个方面。

第一，正向建构鲁迅形象。以古丁、田贲、关沫南等一批受鲁迅影响而成长的青年作家为主体的东北知识分子利用各自编辑的报纸副刊等文化空间编发评述文章，以期冲破殖民者的文化围剿，建构鲁迅在东北民众中的民族英雄与战士形象，为“无缘读鲁迅著作的满洲的读者”输送“在绝望里觅希望”23的信心。据统计，“《大同报》聚集过大批爱国抗日人士，被捕、被杀或逃亡的编辑、记者和作者就有46人之多”24。其中，如李季疯、金剑啸等东北作家都曾为鲁迅在东北的传播而努力过，也正是这些反日爱国作家的前赴后继，使得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启蒙思想在东北一直延续不断，引导了东北文坛对鲁迅的关注和讨论“热情”。25作家吴郎在《语鲁迅翁的力》中指出，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批判力量与罗曼·罗兰称高尔基是“建设新世界的另一阶级的导师”相比“并不感到逊色”。“这位绝代的战士”“震撼了整个的中国的文坛和中国青年的内心”，让中国人“认识了包围在我们之间的周遭和现实，给我们以毅然的征途造了一条不朽的路径”。26东北大学进步学生社团“黑土地”成员崔束在《鲁迅先生》中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对民族沦亡的哀伤之情，进而表达其对鲁迅的敬意，并称鲁迅是“民族的英雄，领着整个民族抢饭吃的英雄”，是“大哲人，大思想家，大作家，对民族的魂灵注射，像起死回生的医生，像爱抚一大群儿女的母亲”，因此，“我们只知道先生是爱护我们的。是自己肯干，日夜不歇息的，是不顾自己的利害，为我们杜（应作“堵”——引者注）坝口的，我们只看见‘鲁迅’二字，热与爱，奋斗与悲哀，都晃荡在我们的眼前和心底了”。27

第二，中性阐释鲁迅形象。这类群体多是学者或与鲁迅交好的日籍文人，如时任北大教授的叶公超署名“老马”，在《大同报》上发表《解剖鲁迅》一文，其中流露出劝诫青年人不要盲目崇拜鲁迅的深意，开篇即说：“青年人爱读他的杂感，读了感觉痛快，感觉兴奋……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不过，他的影响终于只是使我们沉溺在自己的愤慨与失望中而已。他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也许就是安慰，不过转眼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然而他又指出，鲁迅杂文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因为“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28这篇转载自同年1月25日《北平晨报》的文章自然有其现实的深意，文中提到的绝望与空虚、希望与反抗无疑是挑动编者敏感神经的一把利刃。同时，或与鲁迅有交往或对鲁迅作品有兴趣的日籍文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撰文，如大内隆雄的《鲁迅和他的时代》、原野昌一郎的《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大高岩的《鲁迅再吟味》、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与版画》29等。原野昌一郎从中国文化特征的角度讨论了鲁迅的价值所在，他在文章中说：“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在东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所以它的文学形态能够出现多种多样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最具有可靠性并表现了现代人的还是鲁迅……尤其值得我们最关心赞美的，是他的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层呻吟的民众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写实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现我们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国民众多半的农民形象。”30他们大多从文学视角和个人情感等方面来论述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只不过多数评论并没有跳脱关内文坛的影响，像大内隆雄文章中说鲁迅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出路”的论调，基本上是照搬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彼时日籍文人对鲁迅形象判断的局限性。

第三，反向解构鲁迅形象。在殖民统治中的东北文坛，有一批依附于伪满统治者的文人群体，不仅包括对鲁迅形象刻意贬损的杨一鸣、柳雨生等人，还包括企图渲染鲁迅与日本“交好”、试图将鲁迅塑造成“亲日者”形象的中岛真雄、太宰治等人，他们试图解构鲁迅的启蒙精神与抗争意识。前者如《盛京时报》“世界珍闻”栏目刊登的《鲁迅案情重大》《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31等假新闻，多以上海、北京等地小道消息为来源，刻意扭曲鲁迅形象。鲁迅在1934年3月15日给姚克的信中曾提及：“顷接十日函，始知天津报上，谓我已生脑炎，致使吾友惊扰，可谓恶作剧；上海小报，则但云我已遁香港，尚未如斯之甚也。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仍如往日。假真患此症，则非死即残废，岂辍笔十年所能了事哉。”32 18日致增田涉信中也说：“天津报纸还登了我患脑膜炎，其实我头脑冷静，康健如常。”33 24日致姚克信中又说：“关于我的大病的谣言，顷始知出于奉天之《盛京时报》，而所根据则为‘上海函’，然则仍是此地之文氓所为。”34后者如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一文中称鲁迅是“日支亲和之先驱”，企图在沦陷区中把鲁迅转化成日本文化崇拜者的形象，从而达到“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35对于太宰治的“鲁迅形象”建构，竹内好批判说：“这又是肆意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像捏造出来的鲁迅形象——说是作者的自画像更好。”36

二、隐喻的叙事与鲁迅形象塑造的文化困境

在东北沦陷区，从1932年到抗战胜利的14年时间中，鲁迅形象塑造呈现出一种“困境”的状态，“颂之者”与“骂之者”之间充满话语博弈，诚如作家李季疯在杂文《公平与真理》中所言：

鲁迅翁之殁后，颂之者指不胜屈，鲁迅翁之在日，骂之者亦大有人在。但看了《中流》上所言：“他那垂老不变的青年情热，至死不屈的战士精神，将与他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而那颂之者，骂之者，纵然是“言之有理”，他们所缺少的却是那真正感人的情热与精神，终于在这位巨人的面前失掉了光辉。从这我们也可以相信世间毕竟是有着公平，有着真理在！37

李季疯在表达对鲁迅追忆的同时，也指出东北文坛中许多人之于鲁迅评价的话语隐喻态度。作家关沫南也对这些以鲁迅来标榜自己的状态给予讽刺，他说：“又一个青年导师出世，喊大众，喊社会，自云系生前的鲁迅的友，得鲁迅翁真传……并倡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后导师成名，有某女士求爱，相偕隐去，生活舒适甜蜜，有地位，有声望。”38从上述二人的文章不难见出鲁迅形象在沦陷区文化语境、政治氛围中建构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个过程中各报刊编辑、作家所代表的各派势力也在不断推动引导，沦陷区文化界对鲁迅的人格、精神及其作品等方面的讨论不绝如缕。

事实上，鲁迅形象在东北文化界中的建构与解构，恰恰说明了沦陷区作家在殖民地话语桎梏下的精神失根与文化模糊，精神上的苦闷、抗争与行动上的隐忍、屈从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比如，坚持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东北作家古丁，其创作的杂文在内蕴和力量上颇有鲁迅风骨，然而，其在公开的创作出版等活动中又没有“拒绝”统治当局的资助，虽然他坚称不为殖民统治者帮腔和卖笑，但又不得不接受“官方”给予的“奖励”而成为东北文学新的方向。39可以说，作为东北文坛“标杆”的古丁自有其矛盾与困境，这或许也是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走向远离政治色彩的“写印主义”的原因之一。古丁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许多处在“言与不言”两难选择和精神困境中的作家。

鲁迅对东北青年人的精神影响和创作引领自然是不容置疑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全国的新文化思潮开始搅动东北文坛之初，正在读书的青年作家梁山丁、古丁、关沫南、李季疯、刘丹华、方未艾、田贲等人就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家们的作品，其中最以鲁迅的作品为重。作家关沫南回忆青年时期的自己常常利用节省下来的午饭钱“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国新文学杰作”40；梁山丁也在中学老师边燮清的引导下“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41等作品；而古丁、李季疯等人更是在对鲁迅的作品阅读和创作仿写中接受着其精神思想的洗礼。然而，在暗夜笼罩下的殖民地文化语境中，鲁迅表现出的抗战决心和启蒙意识对殖民统治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早在东北沦陷之初的1931年，伪满统治者就通过所谓的“方策”“要纲”等文件形式确立殖民地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即“排斥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镇压赤化思想之侵入”42，“查禁带有民族意识的进步书籍”43，并规定，“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44。这些所谓“方策”“要纲”的实施，导致的结果是东北沦陷区的教育课本被删改，进步书籍遭禁售，反抗作家被迫逃离，战争文学得以横行。

在这种严酷的文网桎梏下，东北作家因无法自由地发表观点而纷纷选择了一种沉默的态度。李季疯曾说过：“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领略其万一……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45对于东北作家来说，不能表达内心真正感受的“言”自然不必说，但“不言”是否能够作为一种抗争表达的方式，也未可知。关沫南在《文坛新语》中说：

你如想到有声的出声，有言的发言，这才得见一点生气。那他就会向你摇一摇脑袋，告诉你唯有沉默才算的上伟大……点缀盛世为的是舆论不拘，可以放心畅谈，但今日的文人常常讳言这些，非但不承认懦怯，不自觉退婴，反而巧辩沉默是一种力量……46

关沫南表面上批评以伟大的沉默为藉口而不“点缀盛世”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着他对此种精神抗争的赞许之意。与此同时，还有人批评那些以鲁迅为“藉口”谋取利益的“空头”作家说：“指摘旁人排击旁人，却不能告诉一条正确的路，倒莫如沉默。何况自己既非鲁迅也非文学家，就或是也不过‘空头’之流”47。鲁迅在《听说梦》中曾谈到“做梦”与“说梦”关系：“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48将鲁迅的这段话置换到东北作家的现实境遇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殖民地话语中的“言”与“不言”必然都需要勇气和智慧，“伟大的沉默”或“点缀盛世”也同样是不合时宜的选择。因此，围绕鲁迅形塑展开的“颂之者”与“骂之者”的笔伐对阵，是东北作家选择的另一种发“言”的方式，即隐喻的话语方式，这不仅是建构东北鲁迅启蒙精神与反抗意识的堡垒，同时也是对彼时殖民统治文化高压政策的一种反驳行动。

通过《盛京时报》《大同报》等刊登的鲁迅各种消息以及介绍文章不难发现，虽然鲁迅及其作品在东北的传播受到压制和管控，但许多东北作家、编辑却通过报刊以各种言说的方式来传播鲁迅的“声音”。1936年1月8日和11日《盛京时报》“另外一页”副刊登载署名“余实”的《记周树人》，这篇文章中没有作者的主观评判，而是以客观的态度介绍鲁迅生平与作品，其中评价引用“小学生”“女士”“大学教授”等人对鲁迅的印象，通过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留给读者品味的空间更大，也更加客观。应该说，东北作家们的“不言”只是一种表象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在利用各种有效机会和隐喻方式塑造鲁迅形象，“既弘扬鲁迅先生的思想真谛，又能够避开森严的文网”49。就像《大同报》介绍新文学作家的消息时，基本上是以“文坛趣闻”“花边新闻”等并不严肃的栏目作为发表平台，其中不乏胡适、叶灵凤、鲁迅、臧克家、王统照、梁实秋、刘半农、巴金等人；《盛京时报》则多将鲁迅的消息刊登在副刊“另外一页”和“神皋杂俎”中。

彼时被查禁作家不仅鲁迅一人，而且具有启蒙意识和抗争意识的作家也非鲁迅一人。那么，东北作家们为何将鲁迅作为“反抗者”形象进行推动与宣扬？笔者以为，除“以鲁迅为开端的新文学，对‘五四’以后的东北文坛的启蒙、孕育和影响作用，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50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或者与其他作家不同的原因是，不被殖民统治“欢迎”的鲁迅，却是许多日籍文人推崇的“大文豪”“大作家”，因为“鲁迅的文章在日本很有地位”，51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而这一特殊的“待遇”，自然也为鲁迅在东北的形塑提供有利的条件。例如，1934年1月10日《盛京时报》刊登鲁迅的《上海有感》，是大阪《朝日新闻》“新年号”刊登的日文转译而来。从日文发表到译成中文再到转载，前后仅有9天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揣测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彼时严苛的新闻审查环境中，对来源于日本的内容可以不受限制呢？有学者在分析这篇文章时曾认为，该文并非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批评当局和讽刺时政的文章，其中不乏“军刀”“奴隶”“愚民”“革命”“抗日”等词汇。有学者对比原文后指出，除了原文中涉及“军刀”一节未译出外，其他内容都按原文如实翻译。其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译者“生怕触犯当局，所以，自动作了删节，没有译出”，另一种可能是“译者已经完全译出，但是在送审时，被上级检察官查出了军刀的问题”，“怕读者因此而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刀”。52笔者以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对译者来说，既然折服于鲁迅是“中国文坛上第一员辛酸猛辣的健将”，“站立在历史的尖端”，“他的作品是那样充满了热气地叩击着人类的心门”，53便没有不全文译出的理由。审查机关或许正因为关注到“军刀”问题，才进行删节处理，其他内容则因表面上看是鲁迅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阐发，并未有直接威胁殖民统治的言论而通过审查。

从报刊编辑者的“别有用心”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对于鲁迅等人的传播介绍总是以类似“绯闻”“趣事”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可以不间断地向苦闷的文学青年们传递关内文坛动向和作家思想，使他们不至在异质文化的封闭隔绝中断了民族文脉；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尝试在殖民统治的文化高压政策缝隙中，寻求一种隐喻叙事路径的可能性，其中包含着处于精神苦闷中的左翼作家们“言与不言”的困境选择。虽然《大同报》曾刊登过鲁迅旧体诗、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但基于报纸的版面限制和严苛的审查制度，想要公开地连续刊发鲁迅作品并不现实，所以，报纸编辑一般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批评文章来传播其思想，如《盛京时报》在文艺副刊中刊登了怀琛的《读鲁迅小说史略》54、长之的《鲁迅艺术作品之考察》55、余实的《记周树人》56等文章。

三、抗战的姿态与鲁迅形象塑造的时代意义

许寿裳在1946年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指出：“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57。这个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明确了鲁迅自始至终的斗士形象，同时也揭示出鲁迅后期斗争目标和批判精神的转向，抑或说鲁迅自“九一八事变”后在其现实斗争中融入了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对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批判。这种转向不难理解，一方面是源自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愤怒之情，一方面也源自他精神深处早已固有的“大恐惧”意识。早在1920年鲁迅就在文章中清醒地指出：“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58应该说，这是鲁迅自始至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的一个内核。

如果说，鲁迅早期刻印在精神深处的“大恐惧”，是他对中国彼时国弱民哀之衰败以及民族文化精神之灭亡所表达的忧患意识，那么，时至日本军国主义将铁蹄踏在东北大地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面对国破家亡的时代困境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意识到内心中的“大恐惧”已经成为国家民族所面对的严峻现实，而若想改变这一现状，则必须动员全体民众采取必要的反抗行动，推动全体民众形成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的全民族共同的民族主义大潮。所以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积极呼吁全民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以融入国家抗战的大潮之中。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59“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60

《答文艺新闻社问》是鲁迅惊闻东北沦陷后对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及其最终目的的警醒判断，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鹰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鹰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61。从“中国民众”到“世界的劳苦群众”，不仅表现出鲁迅秉持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世界性因素，同时也深刻揭示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和目标。在之后的三个月中，鲁迅先后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智识劳动者”万岁》《“友邦惊诧”论》等一系列讽刺批判文章。其中，对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本质，以及“国难声中”装腔作势、陈腐自私、虚伪鼓动和盲目抗日等诸种“沉滓的泛起”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据统计，鲁迅在去世前所写的各类文章中明确涉及其抗战态度和内容的达60余篇，在这些极具讽刺批判和论战笔伐风格的文章中，无不表达出鲁迅对抗战问题的深刻省思和坚决态度：在《两地书》中劝告国人“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62；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呼吁“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63；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强调文学要反映“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64；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指出：“绝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65即便在自己病重之时，仍然会同茅盾、巴金等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表达出“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66的呼声。

应该说，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后，鲁迅便坚定地站在了反侵略战争和反殖民统治的时代大潮的前沿，而他所发出的饱含中华民族气节、充满激励抗战情绪的时代呼声，不仅树立起自己的战士形象，同时也成为全民族奋起抗战的象征符码。正如周恩来对鲁迅抗战态度所给予的评价：“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67这一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性符码也正是激发东北民众反侵略反殖民斗志的精神源泉，它使东北作家深刻地意识到，抗战不仅需要靠枪炮，还可以通过创作文艺作品来实现，也因此，鲁迅“对于东亚殖民地作家们具有持久而巨大的魅力，东亚殖民地作家们将鲁迅作为文学创作或抵抗殖民的思想资源，他们或模仿鲁迅文风，或改写鲁迅作品，或继写鲁迅小说”68。在整个过程中，鲁迅最初作为新文化思潮“引领者”和反强权“叛逆者”的形象，也被日益强化的反侵略战争和反殖民统治的“抗战者”形象替代，成为东北文坛“绝代的战士”，“给我们以毅然的征途造了一条不朽的径路”。69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的逝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将中国的危局情势具象化的历史契机”70，同时，也在东北沦陷区构成了一种使鲁迅形象进入精神象征与文化符码建构的转换契机，即鲁迅不再仅仅是文学家或反抗者形象，而是成为东北作家的精神象征与东北民众的文化符码。一方面是左翼作家通过纪念活动扩大鲁迅在东北文艺界中的影响力，以期将他形塑成引领民众反抗殖民统治、消解文化侵略的精神象征符码；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与鲁迅笔下“宠犬派”们试图消解鲁迅战士形象的行为进行艰难博弈，这也构成鲁迅形象在东北沦陷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东北报刊在呈现鲁迅对殖民地作家精神影响的同时，更多存在的则是公开消解鲁迅影响的歪曲和诋毁声音。因此，东北左翼作家在殖民地的政治压抑与文化真空状态下，对鲁迅的抗战形象的塑造就显得尤为艰难——他们既不能像关内作家那样公开表达鲁迅的抗战态度，又需要面对诸如“宠犬派”对鲁迅形象的消解声音和日籍文人对鲁迅“亲日者”形象的吹捧话语。对于此种艰难，通过鲁迅逝世前后《大同报》《盛京时报》的报道可见一斑。

1936年10月前后，鲁迅的病重与逝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事件，许多国内外关心鲁迅的朋友、读者及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一事件。特别是关于鲁迅逝世的消息，国内外各大报刊如《大公报》、上海《民报》《大沪晚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以及香港《珠江日报》《香港港报》、马来亚《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新国民日报》等报刊都即时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布消息，同时相继大量刊发文章、出版鲁迅纪念专刊，表达对消损文坛的巨匠的痛惜之情。对比前述报刊的缅怀报道和纪念活动，作为东北“主流”报纸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却表现出一种暧昧的态度：报道的时间有严重“滞后性”，报道的词语极具“玩味性”。一方面，两份报纸都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发布了“鲁迅病重”的消息，而对于鲁迅的逝世，《盛京时报》于10月21日发布，《大同报》则到了25日才刊登消息，很显然这种“迟报”并非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时间滞后；另一方面，报道的措辞和内容更值得认真辨析。比如鲁迅的病重消息，两份报纸的内容基本相同：“中国文坛硕宿鲁迅氏，为逃避国民党之弹压，屡行迁居，最近避匿于日陆战队附近之公寓中，然自今春来，其宿疴肺结核突剧，加以恶性之心脏喘息并发十八日夜陷于重态云。”71其中强调“日陆战队附近”无疑具有深意，意在给民众一种鲁迅与日本的“交好”甚至受其“保护”的印象。而对于鲁迅逝世的报道则更加暧昧，与其他报刊强调的“文坛巨星”“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世界前进文学家”“中国文化界革命领袖、世界新文化运动战士、著作家”“左翼文坛领袖”“文坛巨子”“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文坛唯一权威者”“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等称谓有所不同，在《盛京时报》标题“华文豪鲁迅逝世”中强调的“华”、《大同报》标题“中国文坛名作家”中强调的“中国”则隐含着另一种意味，即以“去国”或“他国”的形象报道鲁迅的逝世消息。同时，对比两份报纸的内容也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致性，不仅多以“逃避”“避匿”的词汇形容，而且通过将鲁迅与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作家进行比较来评价其生平和影响，并尤为突出地将鲁迅描述为“与日本文坛之交涉，尤为深厚”72的形象。比如报道中对日本鲁迅研究者佐藤春夫的采访：“鲁迅氏以东洋之著作家，虽受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而决不因此丝毫失其为东洋之精神，就此点而言乃现代第一流之著作家也，在日本亦不见有一人可以与彼对抗之人物，今而后之日本文学想必将因彼而受大影响。”73

从两份报纸对鲁迅病重、逝世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东北沦陷区语境中的文化殖民统治，这与伪满洲国在1932年即开始的“废止党义教科书”“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删正”等殖民政策有着直接关系。74正因此，鲁迅形象在东北的塑造并非是以阅读其作品和制造话题来引导的，而是通过报刊编辑和左翼作家有意识的隐喻方式、曲隐笔调来重新形塑鲁迅的形象与精神：其一，通过作品评论的方式来介绍鲁迅，而且其中不乏日籍文人的文章；其二，发表具有隐喻性的作品，如《大同报》刊登的旧体诗、丰子恺创作的《漫画阿Q正传》等，这类文体隐含着作者的丰富思想和人文精神，结合彼时东北诗坛的旧体潮流依然盛行和民众的阅读水平，自然也显现编者的“别有用心”；其三，通过“非正面”的话语叙事，在统治者的审查限制下建构鲁迅形象。

结语

综上所述，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左翼作家对鲁迅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一个既复杂又艰难的博弈过程，其在东北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不屈的战士，领着整个民族抢饭吃的英雄”形象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是通过鲁迅形象塑造，进行民众的精神启蒙，激发其抗争动力，就像鲁迅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75；另一方面，也是将鲁迅思想作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和文化符码，以此来反击殖民地统治者对东北的再疆域化殖民企图。正如杨义先生言，鲁迅的“思想带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苦战危机、焦虑新生的时期，忧之患之，顽强地穿透浓重阴影而闪射出来的异彩”76，不仅唤醒“铁屋子”中的沉睡者并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为殖民地的苦闷青年作家们指出未来的希望和光明的一条通途，引领他们“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77。因此，我们讨论鲁迅思想中对侵略者的深刻揭示和对抗争者的鼓舞力量，则更具有现实的精神意义和时代价值，他在为东北殖民地文坛注入精神活力和文化食粮的同时，也在东北沦陷区中构筑起一个坚实的反侵略反殖民的文化精神堡垒。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解放区文艺报刊整理与文学研究（1945—1949）”（编号：23XZW02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 · 东北作家群 · 端木蕻良[之四]》，《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2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在1919年底和1920年初经由儒丐等人在《盛京时报》上刊文讨论后，便逐渐在东北文坛中产生影响，特别是在1925年前后陆续形成的新文学社团活动与传播中，鲁迅作品开始被东北作家接受并影响着青年作家们的创作。随着1932年东北沦陷和伪满《出版法》的出台，包括鲁迅在内的关内新文学作家作品被封禁，鲁迅等人的作品仍然在关沫南、古丁、金剑啸、李季疯等众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并通过他们的创作和传播在东北民众中发挥着启蒙作用。

3 佚名：《鲁迅的性格思想与环境》，《大同报》1935年6月14日。

4 王巨川：《鲁迅旧体诗与东北沦陷区抗日精神的符号化建构——以〈大同报〉刊登鲁迅旧体诗的编辑活动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4期。

5 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曾说：“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6 海登 · 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中译本前言”第5页。

7 崔束：《鲁迅先生》，《大同报》1941年12月9日。

8 冈田英树：《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研究卷 · 伪满洲国文学 · 续》，邓丽霞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9 古丁：《鲁迅著书解题 · 译后赘记》，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10 詹丽：《东北沦陷时期古丁对鲁迅的传播与接受》，《华夏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

11 朝二路：《编辑后记》，《明明》第1卷第2期，1937年4月1日。

12 同上。

13 毛泽东：《论鲁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5 史之子（古丁）：《大作家随话》，《明明》第1卷第5期，1938年1月1日。

16 长野贤：《中国新兴文学展望》，《明明》第1卷第5期，1938年1月1日。

17 任情：《呐喊》，《麒麟》1942年8月号。

18 吴郎：《语鲁迅翁的力》，《大同报》1939年10月26日。

19 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第219页。

20 关纪新编：《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21 长江阳：《译者注》，《满蒙》月刊，1931年1月号。

22 分别发表于《满蒙》月刊1931年1月号、5月号和12月号。

23 古丁：《鲁迅著书解题 · 译后赘记》，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第562页。

24 蒋蕾：《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分裂——对伪满〈大同报〉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25 肖振宇：《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沦陷区的传播——以东北为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6 吴郎：《语鲁迅翁的力》。

27 崔束：《鲁迅先生》，《大同报》1941年12月9日“我们的文学”副刊。

28 老马（叶公超）：《解剖鲁迅》，《大同报》“文艺”副刊，1937年2月9、17日。该文转载自1937年1月25日《北平晨报》，原文题为《鲁迅》。

29 前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满蒙》月刊1931年1月号、5月号，1932年9月号，《鲁迅先生与版画》连载于《盛京时报》1939年10月28日、31日，11月2日。

30 原野昌一郎：《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

31 中岛真雄：《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盛京时报》1934年2月25日。

32 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页。

33 鲁迅：《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291—292页。

34 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48页。

35 太宰治：《〈惜别〉之意图》，董炳月译，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6页。

36 转引自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 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37 李季疯：《公平与真理》，《杂感之感》，益智书店1940年版，第6—7页。

38 关沫南：《一九四二年梦语》，《关沫南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39 古丁的作品曾多次获得由日本人评定的奖项，如小说《原野》获“第三届盛京文学赏”；《平沙》获“第二届民生部大臣文学赏”等。

40 周玲玉：《关沫南小传》，《关沫南研究专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41 徐塞：《山丁乡土文学的主张及其实践——兼谈〈绿色的谷〉的评价》，载陈隄等编：《梁山丁研究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4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 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页。

43 钱理群主编、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 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4 高峻：《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编：《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页。

45 李季疯：《言与不言》，《杂感之感》，第8—9页。

46 关沫南：《文坛新语》，《关沫南集》，第187页。原载《滨江日报》1941年5月25日、6月23日。

47 吴序：《空头鲁迅及其他》，《大同报》1941年12月24日。

48 鲁迅：《南腔北调集 · 听说梦》，《鲁迅全集》第4卷，第481页。

49 上官缨：《上官缨书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0 逄增玉：《东北沦陷期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之比较》，冯为群、王建中、李春燕、李树权编：《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51 1935年10月31日，《大同报》第九版刊登未署名短文《鲁迅的文章——在日本很有地位》，其中说：“现在鲁迅的文章，在上海很少被印出，但在东京，却成为一位中日文坛的唯一泰斗了，日本人编印的杂志……现在已经总动员，准备向鲁迅大行‘定货’了……在东京，以杂文为其渊薮，杂文每一期都有他的压卷文字，有时还想办法来绑他的文，那就是用什么文学社的名义提出一个文学的问题，请他答复，据说杂文第三期的那篇答问就是用这个法子勾来的。”

52 郭长海：《鲁迅作日文〈上海所感〉两种译文的对读》，《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3期。

53 李世昌：《上海所感 · 译者》，《盛京时报》副刊“另外一页”，1934年1月10日。

54 怀琛：《读鲁迅小说史略》，《盛京时报》1935年9月14日。

55 长之：《鲁迅艺术作品之考察》，《盛京时报》1935年10月20日至11月9日。

56 余实：《记周树人》，《盛京时报》1936年1月8日、11日。

57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58 鲁迅：《热风 · 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第323页。

59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49—550、552页。

60 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上书，第613页。

61 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鲁迅全集》第4卷，第318页，原载《文艺新闻》周刊第29期，1931年9月28日。

62 鲁迅：《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7页。

63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

6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同上书，第438页。

65 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613页。

66 鲁迅等：《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新认识》1936年第1卷第2期。

67 周恩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汉口《新华日报》“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10月19日。

68 谢朝坤：《鲁迅在伪满洲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名作欣赏》2016年第9期。

69 吴郎：《语鲁迅翁的力》。

70 宋夜雨：《鲁迅葬仪与30年代民众动员的情感机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3辑。

71 《鲁迅病重》，《大同报》1936年10月20日。

72 《华文豪鲁迅逝世》，《盛京时报》1936年10月21日。

73 《鲁迅病逝沪滨》，《大同报》1936年10月25日。

74 1932年6月25日伪满政府颁布了《关于废止三民主义党义等之教科书之件》的通告：“为遵令事，案查关于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等项，业经通令遵照在案。值兹新国家建设伊始，对于是项禁令，亟应严切实行，以符定制。仰该厅署督饬所属各学校，认真实行，勿稍疏忽。并将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删正表迅即呈部一份，以凭考核。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厅署即便遵照办理。并录令呈报省长官公署备查。勿违，切切此令！”在“教科书删正表”中，侵略者将教科书中涉及“我国”或“吾国”的文字都改做中性称谓“中国”，目的是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再疆域化，以此奴化、殖民东北民众。参见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3集，辽宁大学出版1990年版，第284页。

75 鲁迅：《呐喊 ·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76 杨义：《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77 鲁迅：《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2卷，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