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航海图叙事中的帝国想象与批判
在传统社会，海洋空间超越人类认知体验，被视为“难以描述之地”（atopia），被称作“非地方”（Non-Places）。现代空间秩序的建立，伴随着人类（特别是西方人）对海洋空间的认知过程。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名义下，用经纬网格绘制海洋，将其纳入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所谓“子午线的牢笼（the cage of meridians）”（Tally 18），使航海家得以手握航海图，在海上航行探险、交通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与征服。因此，在呈现海洋空间的同时，航海图为西方殖民者的帝国想象提供科学与知识层面的基础，成为他们占领与分割世界的合法性工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Teodor Józef Konrad Korzeniowski, 1857—1924），这位真正的地理学家（Clemens 460），在创作中频繁使用航海图意象，笔涉其绘制理论，还亲手绘制航海图、地图及象征性描绘地形或二维空间涂鸦等，构建出多元航海图。这些航海图与康拉德作品互相联结、互动，形成跨文本的互文结构，以副文本的形式，呈现出一整套殖民话语。这套话语暗藏着一种帝国叙事的权力结构，揭示出西方帝国如何向世界输出垄断资本，在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与剥削。面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康拉德建构出新的制图原则，来批判或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奴役与压迫，呈现出鲜明的航海图叙事特征。
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关注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0）等作品中所塑造的马洛形象，讨论他对地图的迷恋，但尚未注意他笔下的多元航海图类型，忽略其航海图叙事对帝国想象的反思与批判。鉴于近年来文学制图学的兴起，我们可以通过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2018）的副文本理论及19—20世纪之交的帝国－殖民史等，思考康拉德航海图叙事对西方殖民剥削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态度，讨论他为揭露和反抗资本掠夺所建构的全新制图原则。
01
航海图情结与帝国批判
从童年时痴迷地图，到成年后用航海图在海上导航航行，再到构建多元航海图类型，航海图情结是康拉德航海经验与创作的标志。早期，这位父母早亡，12岁成为孤儿，由舅舅养育成人的作家并未意识到地图与航海图的区别，①常混淆两者，把它们相提并论。他多次描述自己少时“凝视地图”上瘾的经历，透过马洛之口，倾诉“当个舟子，〔……〕扬帆跟孤舟去相依为命”（梁遇春，《黑暗的心·代序》11）的梦想，“我在还是一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对地图特别着迷。常常一连几钟头盯着南美洲、非洲或者澳大利亚，让自己陶醉在探险家的荣耀里面。当时，那上面的土地有许多空白之处，每当我看到极具魅力的一块——可惜它们看上去都是这样——便将手指放在上面，说‘长大后我要去那里’”（康拉德，《黑暗的心》9）。无论从康拉德做舟子的梦想，还是后来他的航海经历，都很容易发现，康拉德所痴迷的并非地图，而是航海图。对航海图上空白的幻想激发他对航海和冒险的渴望，促使他投身航海事业。1872年，17岁的康拉德在法国马赛参加海员培训后，到一条商船当实习水手；1878年6月，他踏上英国，决心加入英国国籍。经过努力，他先后通过三副、大副及船长考试，学会运用航海图定位和导航。然而，随着亲自运用航海图航海探险，目睹殖民者在航海图的帮助下对殖民地掠夺与剥削后，他逐渐觉醒，明白航海图不仅是地理发现的工具，更是西方帝国扩张殖民、掠夺占有的象征。他开始思考航海图对西方帝国在殖民扩张、跨国公司商业资本掠夺世界及侵蚀人类心灵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航海图叙事意识。
首先，作为船员，康拉德几乎每天都接触航海图。这让他更贴近地理解航海图在帝国扩张中的作用。如今，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仍藏有两张他航海时使用过的航海图——英国海道测量局（Great Britain Hydrographic Department）出版的《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西部航道图》（“Australia, Torres Strait, western channels,” 1884）及《澳大利亚－巴布亚－托雷斯海峡东北及带珊瑚礁的东部入口图》（“Australia, Papua, Torres Strait, North East and East Entrances with the Outlying Reefs,” 1884），藏品编号为“Conrad+Zz1”。这两幅航海图上都留有他妻子的铅笔注释。其中，第一幅上写着：“这张航海图曾属于约瑟夫·康拉德，他在海上航海时用过。——杰西·康拉德。”第二幅笔记②更详细：
这张航海图曾属于约瑟夫·康拉德，他在海上航海时曾用过。在其散文《地理与一些探险家》中，穿过这些海峡的航程被描述下来。( 见《晚年文集》，1926年，第26页）
——杰西·康拉德
这两份文件虽并未出版，但显示出西方帝国扩张对航海图的依赖，揭示出殖民力量在19世纪把全球空间纳入其权力体系的事实。
同时，在写作中，康拉德频繁使用“航海图”（chart）一词，积极为英国文学构建航海图意象。在他笔下，航海图是帝国主义探索全球海洋空间的工具。它所呈现的海洋信息，包括海岸线、洋流、水深等，为英帝国海上航行提供精准定位和航线。在记录其第一次东方冒险的中篇小说《青春》（“Youth,” 1881）中，他两次提到，航海图的定位功能是海员求生的重要指南。在《吉姆爷》中，航海图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不下十次，明确航海图与现代科技仪器（如六分仪、罗盘、平行规、计程仪等）相结合的重要性。“海图上放着平行规和分规；一个小小的黑叉标出了头天中午轮船的位置”（《吉姆爷》13），“画了个小叉标出船的方位，写下日期和时间。〔……〕年份要用红墨水写在海图的上端”（41），“我来替你把计程仪调到零，那就不会有错了。沿着这个航道再走三十二海里，你们就安全了。让咱们算算看一一校正计程仪要加百分之六；也就是说，照海图上走三十海里，你马上就可以向右舷转二十度”（42）。康拉德发现，到19世纪，航海图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与知识信息已经被广泛应用，以实现其殖民扩张的目的。帝国主义把地理科学与世界占有相联结，拓展其海外殖民地。在《台风》（“Typhoon,” 1902）中，主人公麦克沃船长（Captain MacWhirr）驾驶的“南山号”专门设有海图室（chart-room），里面配有航海图、航海日志、罗盘、气压计、通讯工具（信号机、输音管等），还置有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及书架。在这篇小说中，“海图室”一词被重复15次③航海图、航海日志、各类科学仪器等象征西方文明的知识与技术，已被用于西方帝国的殖民征服。康拉德揭示出帝国主义利用航海技术，特别是海洋制图知识划分全球空间，批判殖民扩张对殖民地世界的掠夺与剥削的本质。
除了在写作中塑造航海图意象外，康拉德还受雇于英国海军水文测量部，在世界各海域进行水文测量，修正航海图。“作为商船服务的二副，我的职责是根据英国海军水文测量部通知纠正并更新航海图。我认真负责地完成这项工作”（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21）。这一经历让他更贴近英帝国的侵略过程，理解航海图殖民扩张的工具性，为批判殖民剥削积累人生经验。同时，他还在创作中手绘各类地图与航海图。他通过亲手绘制帝国主义扩张的具体航线，展示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至今，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还藏有《刚果盆地地图，康拉德刚果之行路线图》（“Map of Congo Basin, Showing Path Travelled by Joseph Conrad Korzeniowski”），是康拉德殖民批判的物理性证据。据沃罗德尔考证，“这张地图用牛皮纸手绘而成，尺寸为13*17英寸（33*44厘米），收藏前通常被折成四折〔……〕上面并未注明日期，图书馆登录条目的日期为1960年1月18日”（Warodell, “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4），包括其“旅行路径”及手稿笔迹等，
与地图上的手写条目不同，图例的大写字母向右倾斜，可能用了另一种更细的笔。虽然它很可能是后来所加，但也是康拉德的笔迹。例如，其首字母“A”起笔时上扬倾斜书写，好像书写者突然改用印刷体之前先用连笔书写。同样书写风格的字母“A”可见于地图上的地名（Banga Mantera, Matadi, Boma, Atlantic Ocean）及康拉德用墨水书写的其他文件标题，如《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1896）、《胜利：荒岛上的爱情》及《文明路上的先锋站》（“A Victim of Progress”）等手稿标题页。地图上的其他字母也出自康拉德之手。（Warodell,“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4—65）
经沃罗德尔考证，路线图上的每条航线均是康拉德亲手绘制。通过其绘制，康拉德完整地记录了西方帝国在刚果地区的殖民路线。这条路线图不仅是康拉德二十年前刚果之行航程的再现，也是英国在刚果殖民扩张路径的明证，是康拉德帝国批判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这批文献还包括《刚果笔记》中的十二张地图及他乘坐蒸汽船“比利时国王号”继续刚果河旅程的十二张涂鸦地图（Warodell, “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5）。绘制这些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探险导航，康拉德已经按照路线实践航线。鉴于这些路线图绘制在技术上要求很高，与其说它们是地图，不如说是具有高度技术性及精确性的航海图。④它们不仅是对刚果水文空间的记录，同时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与殖民剥削的客观记录，是他以制图理论控诉殖民主义的实践。
另外，康拉德手稿中还保存着不少象征性描绘地形或二维空间的涂鸦，包括通信时为戏剧《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1907）、《笑安妮》（Laughing Anne, 1924）绘制的两个舞台图示，《胜利：荒岛上的爱情》(1915)、《阿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 Folly, 1895）、《诺斯特罗莫》（Nostromo: A Tale of the Seaboard, 1904）、《海隅逐客》等六部小说手稿中的八张地图。沃罗德尔称其为“涂鸦的虚构空间”（Warodell, “The Writer at Work” 26）。这些类似地图的草图或涂鸦更多属于“私人创作行为，从未打算出版”，与污迹、草图、计算和香烟痕迹一起，被沃罗德尔称为“未被承认的副文本”（30）。沃罗德尔认为，对康拉德来说，“航海图或地图是一种可阅读的文本类型”（26）。这些航海图与其创作的其他文本共同构成跨文本的互文结构，按照热拉尔·热奈特笔下的副文本理论，航海图作为周边文本（peritext）兼外部文本（epitext），与康拉德的创作联结互文，形成新的“视觉—文字”结构。我们可参照莎莉·布什尔《副文本还是图像文本？解读虚构地图》，从位置、时间性、交流和功能等四个方面，如博尔赫斯的“门槛”（threshold），帮助读者进入或返回康拉德航海图的跨文本结构，同时“呈现并评论文本”（Bushell 182）。透过副文本叙事理论，我们把康拉德航海图叙事，特别是把地理制图原则与文学创作、军事占有与帝国扩张等联系起来，为审视殖民时代的权力结构提供跨学科视角。康拉德的航海图情结，既指向他少年时对未知世界的遐想，也反映出他成年后对帝国暴力的反思性批判，是对帝国主义合法性的挑战与质疑。
02
想象性占有与殖民批判
康拉德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多涉及制图学知识的作家（Warodell, “The Writer at Work” 26）。他发现制图学对殖民扩张的作用，特别是航海图上的“空白”绘制，为殖民者的探险与征服提供地理学依据，使其扩张、占有等行为正当化。西方殖民者通过想象，“科学地”填充“空白”（emptiness），实现征服与占有。因此，空白并非地理学盲点，而是帝国想象性占有的工具。它们与航海图上的线条、色块及象征符号等一样，是西方人对全球空间选择性呈现的一部分，是激发西方殖民者征服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想象性力量。
在《地理与一些探险家》中，康拉德勾勒出西方制图学对未知世界的绘制历史——从详尽而夸张的神话地理学到发现新世界的科学地理学。他指出，起初，航海图绘制经历过一个“神话阶段”。当时，制图家幻想出传奇海岛与各类海怪来填充那些未知地区，“制图几乎和某些现代报纸一样具有图画性”（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3）。海怪等生物成为早期航海图上的常见标记。在这个阶段，他把未被西方人占有的未知地区称作“科学探索填补空白之前的空间”（3）。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现代制图学逐渐成熟，天文学取代占星术，现代科学战胜炼金术，地理学的“神话阶段”被“诚实的”科学研究所取代。制图家主张用“空白”代替神话想象来标记未知之地。卢西亚娜·迪·利马·马丁斯（Luciana di Lima Martins）指出，19世纪初，海上航行须应对三大危险：“自然元素”“海盗威胁”及“未测海洋的巨大空白（mare incognita）”（qtd. in Cosgrove 148）。其中，“未测海洋的巨大空白”即康拉德所言“空白”。康拉德认为，这些“空白”激发出西方殖民者的冒险精神与征服欲望。他笔下的马洛就是西方殖民欲望的典型。自童年起，他便沉浸在对空白的幻想中，把手指放在上面，宣称“长大后我要去那里”。
当然，马洛尚无区分地图与航海图的思维方式，把它们视为同一事物——“地方”（place）。他认为，地图中的“空白”与地球上的“空白”相对应，分布在北极、赤道及南、北半球等区域。从他“做舟子”的梦想推测，这些空白在航海图上。对他而言，它们是有待冒险的未知地区。阅读它们激发其冒险的欲望，“去那里”航行、勘测。通过填补它们，赋予“诚实的精确性”。马洛想象用各种颜色填满空白，“用所有各种色彩做着记号。有大量是红色的〔……〕还有许多是蓝色的，一小部分绿色，一些橙色的斑点”（康拉德，《黑暗的心》12—13）。填色是西方探险家把想象转化为占有的动力。航海图的填色史就是欧洲列强“辉煌”的拓殖史。康拉德了解，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空白”会被逐渐填满。这一过程绝非充满理想光辉的历程。在他后来的叙述中，他提到非洲地图的变化，“它不再是一块充满神秘、令人快活的白地，不再是一块空白，可以让一个男孩憧憬着那上面的荣耀”（9—10）。他悲伤地写道：“它变成了一个黑暗的地方”（10）。悲伤的情绪来自他对扩张占有的深刻反思，揭示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纠结其中的人心。
西方航海图绘制史也是航海家与制图家的互动史。在《13—17世纪的早期探险航海图》（Sea Charts of the Early Explores: 13th to 17th Century）中，米歇尔·莫拉·杜·茹尔丹及莫尼克·德·拉·朗西埃尔以麦哲伦海峡到拉布拉多美洲东部海岸线绘制为例指出，欧洲殖民者为了填充航海图上的想象性空白，派遣葡萄牙航海家科尔特·雷亚尔（Corte Reals, ？ —1496），西班牙航海家瓦斯奎兹·德·阿伊永（Lucas Vázquez de Ayllón, 1480—1526）、埃斯特万·戈麦斯（Estêvão Gomes, 1483—1538），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弗朗西斯科·德·加拉伊（Francisco de Garay, 1475—1523）、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 1450—1499）、乔瓦尼·达·维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 1485—1528）前往探险勘测（Jourdin and Roncière 37）。这些航海家不断更新测绘信息，修正制图家的想象，重绘航海图。换句话说，西方殖民者是在西方制图家与探险家的共谋下，实现侵略扩张。制图家发挥想象，标注或命名“无人地”，创制原本并不存在的地名空间，在学理上固化其想象的空间神话。随后，航海家携带经过其创制的航海图，实地探险、测绘，把相关水文信息带回欧洲，提供给制图家，帮助他们修订航海图。应该说，航海图的想象性绘制总是发生在探险、商路开拓及开辟殖民地等扩张行为之前。也就是说，海图上的空白是殖民扩张的前奏，紧随其后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暴力。经过对空白的想象性命名、占有及涂色，殖民者把地理空间从“无物”变为“已占有”，为资本掠夺与殖民统治创造合法性框架。据克莉斯汀·马里·佩托观察，“航海图使这一过程（殖民扩张及资本垄断等行为）合法化。它说服读者相信其权威性。自18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精英阶层与中产阶层的读者逐渐了解其绘制过程，形成航海图（对殖民扩张）无比重要的共识”（Petto 178）。因此，康拉德的航海图叙事，呈现出西方帝国主义由凝视空白到建构殖民秩序的过程，揭示出想象性占有与殖民征服之间的勾连与互动。
然而，航海图的绘制并非一蹴而就。康拉德提醒读者，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航海知识的局限，太平洋地区的航海图并不完善，“不完善地绘制航海图〔……〕远离人类的知识”，“有些航海图上未曾标出海岸。或者航海图完全错；假如航海图没有错，那么海和陆就换了位置”（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7）。克莉斯汀·马里·佩托认为，这种情形应归咎于早期殖民者（荷兰）落后的航海理念
“懒惰的”荷兰人一心保护其商业活动，这让探险的船只驶向厄运。十多年后，即1768年至1771年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航行时，荷兰航海家约翰·斯图尔特·斯塔沃里努斯（J. S. Stavorinus）讽刺（爪洼岛北部）巴达维亚以东海域航海图的失实。“如果东印度公司所提供的航海图准确的话，那就太好了；正是他们的航海图，才让航海变得那么危险〔……〕我所遇到的岛屿，除了被称为母鸡和小鸡的群岛⑤（the group called the hen and chickens）之外，没有一个岛屿的纬度标注准确。这让航海图变得不仅无用而且危险。航海图非但没有成为航海家最可靠的向导和依靠，反而误导他们，成为让其丧命的祸根。”（Petto 177）
荷兰人满足于早期航海图绘制成果，为了垄断商业活动，让航海图处于长期机密状态，不利于航海图的修订与更新。随着探险活动的深入，这一现状成为制约荷兰探险的瓶颈。与其航海图绘制理念相反，英国制图家大力搜罗欧洲市场，着眼于航海图上的空白，源源不断派人航行、测绘，修订航海图，推动殖民扩张。康拉德提到，英国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50—1702）任命航海家威廉·丹彼尔（William Dampier, 1651—1715）到“新荷兰”（New Holland）⑥扩张。丹彼尔怀疑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所绘航海图有误，认为新荷兰的确切地理位置应更偏西。他重新测绘，修订航海图，从而推动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扩张。到18世纪，英国把西方先进的测量工具，如经纬仪和六分仪等，用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太平洋海域。通过修订与重绘航海图，英国殖民者掩盖占有与征服背后的暴力行径，制造看似合理、合法的殖民过程。
康拉德东方航行所参与航海图修订活动也属于这个绘制框架。这帮助他认清航海图修订与殖民占有的关系。他逐渐意识到航海图修订并非单纯的科学研究行为，而是把全球地理空间纳入帝国统治的手段。在长篇小说《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 1902）中，他笔下的惠利船长（Captain Whalley）通过测绘与命名对未知之地实现永久性占有。惠利船长早期服务于“神鹰号”（the Condor）帆船，“曾经横渡未经测绘的南洋，在航海图上尚未标出的岛屿上观看日出。他在海上闯荡了五十年，其中四十年在东方，从孟买到连结东西方的南北美洲海岸的各个港口，整整一代船主和商人都知道他”（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325）。英国女王命他勘测澳大利亚到中国之间的航线。他发现一个岛屿和一个珊瑚礁，将其命名为惠利岛（Whalley Island）和神鹰礁（Condor Reef）。这两个地名在当时官方地理资料中尚未被提及。英国海军测量部接受其命名，称之“惠利航道”（Whalley Passage），并记录到《航海大全》（The General Directory）中，“这条便捷的航线首先由神鹰号惠利船长于一八五〇年发现”（325）。 惠利船长的勘测与命名活动是殖民主义在地理及知识层面进行想象性占有的典型。通过命名，他把航海图上的空白纳入英国地理体系，实现对它的永久性占有。
1888年，康拉德由悉尼前往毛里求斯，沿着早期探险家托雷斯、塔斯曼、库克等的航线，渡过托雷斯海峡，实现对这些领土的想象性占有：
在黄昏之前，我穿过托雷斯海峡〔……〕测量一个小岛的方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在1762年，“奋进号”曾在它附近停靠半小时，船长詹姆斯·库克上岸。我无法想象〔……〕他想做什么，或许只是和自己独处片刻〔……〕我可以想象，这位著名的航海家，一个孤独的身影，戴着三角帽，穿着方形裙摆的镶边外套，在岩石海岸慢慢踱步；而在船上、小艇中，舵手密切关注着他的手势。（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30-31）
托雷斯海峡是欧洲扩张中的重要地标，一向被西方探险家视为帝国权力的象征。通过想象，康拉德与前代探险家建立联系，重塑托雷斯海峡的地理意义，流露出对殖民占有的矛盾态度。这段话写于康拉德勘测后的四十年，欧洲帝国对这片区域“想象－航行－测量－占有”过程，已得到确认。康拉德的叙述是对殖民者想象性占有的再现与反思，为理解想象与帝国占有的关系提供独特视角。
总之，作为一种想象性叙事，航海图具有双重意义——既是20世纪欧洲帝国想象 的对象，又是激发其占有世界的刺激物。在它的帮助下，欧洲人开辟通往亚洲、美洲 和非洲的新航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探险征服、扩张殖民和贸易投资。他们成立荷兰、英国等东印度公司，这些商业巨头在殖民地掠夺廉价原材料，抢占市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
03
“魔法圈”叙事与商业伦理批判
到20世纪，西方殖民扩张逐渐从殖民探险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掠夺。这一转变标志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全球资本、商业利润流动成为新的扩张动力。康拉德洞察到帝国扩张与资本垄断之间的矛盾，在涉及东南亚及其个人经历的叙事中，从《阿尔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到《胜利：荒岛上的爱情》《营救》（The Rescue: A Romance of the Shallows, 1920）等作品，始终贯穿着对帝国资本入侵及人类伦理失序的深刻批判。在这时期，康拉德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制图原则发生变化。它已从殖民征服的工具沦为资本扩张与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商业帝国全球掠夺、侵蚀与毁灭人类伦理秩序的帮凶。在这一转变中，航海图绘制与传统地图绘制原则分道扬镳。地图绘制强调在规定的路径填补空间，航海图绘制却开启越界的可能性。康拉德认为，航海图叙事的越界在于，其叙事既植根于航海贸易，又溢出航海图绘制，生成新的叙事原则。
在《胜利：荒岛上的爱情》中，康拉德提到一种商业制图——莫里森热带煤矿公司（Tropical Belt Coal Company）招股说明书的附带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巨大的“桑布兰”（Samburan）一词用大写的形式刻在东半球中心点上，庄严而权威。粗重的辐射线条从中心向外发散，暗示大英帝国的殖民秩序已扩张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世界。“在地图上，桑博兰作为东半球的中转站，它的名字已经镌刻在许多大都市了。繁重的路线从它开始，穿过热带地区辐射向各个方向，绘制出一颗神秘而又有魔力的星星——表示影响的线条和表示距离的线条，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康拉德，《胜利：荒岛上的爱情》16）。这张地图被各种颜色与边界标注，是欧洲列强开发利用、掠夺资源的工具。这种商业制图帮助西方跨国公司谋取巨额商业利益，服务于他们对婆罗洲地区煤炭等资源的掠夺。利用这种制图方式，跨国公司的推销商夸大资源储藏及开采的前景，为资产阶级描绘资源丰饶的图景，“推销商们有他们自己的想象力。〔……〕于是，在桑博兰，工程师们来了，苦力们也来了，板房也被搭建起来了，山脚下挖出了隧道，实际上，也挖出了一些煤”（17）。工程师、苦力、板房和煤矿隧道的搭建，不仅是婆罗洲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还揭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对婆罗洲等殖民地的重塑与改造，表现出商业制图对全球资源再分配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种制图方式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加紧对全球经济控制，重塑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被压迫地区的剥削更为系统化。
罗伯特·汉普森把这幅地图与大英图书馆“土地的谎言”（The Lie Of The Land，2001）展览中麦克唐纳·吉尔（Macdonald Gill）《老式有线及无线电通信大圆图》（“Old Cable and Wireless Great Circle Map,”1945）地图并置（Hampson 44）。他指出，莫里森热带煤矿公司把桑布兰置于中心，并从中辐射影响线，与吉尔的构图理念一致。它们都把重心放在宣传特定商业信息上，用视觉手段把殖民空间固定化，呈现出被掌控的、静态的秩序。地图上的大写字母、粗线及辐射状布局等，营造出一种权威感与秩序感，强化殖民地作为帝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桑布兰或英国被置于地图中心，象征帝国秩序不可动摇的权威，通过永久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来强化其帝国的主导地位。这种制图目标在于为帝国意识形态宣传服务，维持既定的帝国秩序。它强调空间的静态与权威，是殖民统治权力结构与空间秩序的再现，是殖民制图方式的典型。
康拉德看到商业地图如何帮助西方殖民者在婆罗洲、新加坡、东南亚海域、印度洋等港口实现经济垄断，如何对跨国劳动力实行暴力剥削。他洞察到资本入侵带来的道德危机，包括人性的堕落，“尸体、不讲道德的商业中介、官僚的、殖民的放逐者，所有的欧洲〔……〕渣滓，在殖民地〔……〕像毒疮般扩散”（卡尔维诺 204）。通过这些叙述，康拉德揭示出商业制图对殖民地的道德腐蚀，批判资本入侵对人类尊严与道德底线的践踏。
为了抵制商业制图的侵蚀，康拉德塑造出婆罗洲的漫游者形象——阿克塞尔·海斯特（Axel Heyst）。他笔下的海斯特对帝国主义扩张漠不关心，在荒岛上随心所欲、心无旁骛地游荡，寻求一种自我决定的生活方式。像波德莱尔笔下的画家居伊，他漫步在婆罗洲，在移动中绘出一个“魔法圈”（the Magic Circle）：“大体上来看，以北婆罗洲为圆心，800英尺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就是海斯特的魔法圈。这个圆刚到马尼拉〔……〕这个圆也刚好到西贡”（康拉德，《胜利：荒岛上的爱情》6），并延伸到新几内亚。海斯特的“魔法圈”被视为一种制图原则（Hampson 44）。虽然并未完全脱离帝国框架，但它并不寻求控制与征服，反而在回避西方商业帝国意识形态的殖民逻辑，被德勒兹与瓜塔里视为一种反叛殖民主义秩序的制图原则。在《千高原》中，他们提出“制图”（Cartography）概念，用以形容与传统“树状图谱”模式相对立的制图原则。对他们来说，海斯特在婆罗洲马不停蹄地观察与寻找，其“魔法圈”具有移动性。它不是规范的封闭性圆圈，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契合他们的制图概念。他们认为，制图不是静态而封闭的复制（tracing），而是动态而变化的过程，具有流动性与生成性。“制图吧，不要复制。〔……〕制图和复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制图导向与现实接触。制图并不复制封闭自身的无意识；它建构无意识。它助长田野之间的连结，解除没有器官的身体内的障碍，尽最大可能在一致性的平面上打开没有器官的身体〔……〕制图与展演（performance）有关，而复制总是牵涉到‘号称的能力’（alleged competence）”（Deleuze and Guattari 12）。德勒兹指出，制图不是对某种既定模型的再现，它关注变化中的事物以及它在未知领域生成新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海斯特的“漫游”具有创造性。他通过移动与生成，挑战莫里森热带煤矿公司商业地图强化资源掠夺、固守殖民秩序的原则，是对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挑战，体现出康拉德对商业伦理的反叛。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莫里森热带煤矿公司所代表的商业地图复制既定的殖民秩序，忽视空间的流动性，以维护帝国的权威。其绘制方式算不上“制图”，只能被称作“仿图”（calque）。他们认为，仿图与制图不同，“（它）封闭于自身〔……〕始终回到同一”（Deleuze and Guattari 13-14）。换句话说，仿图再现帝国主义所建立的殖民秩序，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掠夺，它排斥变化，强调中心地位与静止状态，体现出帝国主义通过制图原则推动资本扩张的企图。通过揭露仿图原则固守既定权力结构的企图，康拉德批判商业巨头掌控制图原则以维护商业霸权，反映出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扩张过程，还对人性、伦理和社会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他以人类的全部力量来对抗“黑暗与充满敌意”（卡尔维诺 205）的世界，通过“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海斯特”（205）所绘制的移动“魔法圈”描写殖民地的经济盘剥及个体命运变迁，展现商业帝国背后的人性堕落与社会结构变迁。
康拉德是19—20世纪之交与航海图及其绘制关系最密切的作家。从童年时无法区分地图与航海图，却沉迷于地图凝视，到二十年投身航海生涯，使用并修订英国官方航海图，再到成为作家书写航海图，航海图情结伴随康拉德一生。在写作中，他重复使用航海图意象，亲手绘制航海路线图、地图及象征性描绘地形或二维空间涂鸦，书写航海图绘制理论等方式，建构出以航海图为副文本的多元、跨文本的互文结构，建构出帝国想象的航海图叙事特点。伊莎贝尔·卡佩洛亚·吉尔认为，航海图叙事与地图叙事不同。尽管地图叙事努力与黑格尔、施密特等人的空间决定论保持距离，但地图及地图绘制理论，在理念上，仍无法摆脱土地想象、权力运作以及植根于陆地与海洋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然而，航海图却呈现出对空间决定论抵抗的特点。这源自一种可称作“水文地理想象”（hydrographical imagination）的东西。这让其思考者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定位，并赋予自身新的能动性。在她看来，这种能动性与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文化批评家的批判性任务正好契合（Gil 136）。从这个意义上，康拉德笔下的 航海图不仅是海上探险的工具，通过其“空白”激发殖民者探险与征服的欲望，还在想象中重现世界，塑造世界。康拉德揭示出西方殖民者如何通过想象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康拉德发现一种航海图叙事的“水文地理想象”特征。那就是，随着航海扩张与殖民贸易的深入，他发现，航海图叙事扩展出一套商业制图原则，成为帝国主义占据贸易路线、资源垄断进行资本掠夺的意识形态。
1972年，波兰航海协会主办的《航海学》（Nautologia）出版专刊，考证其作品《刚果日记》中所涉地名，进一步揭示康拉德作品与航海图之间的互文性。他在作品中提到的约一百个地名几乎都可以在航海图上找到。这些地名构成真实的贸易航线，连接了文学虚构与地理现实。通过这些精确的地名，康拉德为虚构场景赋予“真实”的基础，从而强化对帝国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批判。读者在阅读时可结合航海图导航来理解其文本的空间结构，感受康拉德航海图叙事所揭示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暴力与剥削。总之，康拉德将深厚的航海经验与技艺融入文学创作，结合航海历史与航海图绘制历史，重述19—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到资本主义扩张方式的变化，彰显想象作为人生经验重述帝国主义世界殖民的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