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5年底，甘地应邀在《新生活》（Navajivan）以古吉拉特语连载自传，翌年由摩诃德夫·德塞（Mahadev Desai）负责翻译为英语，并经他本人和斯莱德女士（Miss Slade）审定，在《青年印度》（Young India）连载。1927年至1929年，印度新生活出版社（Navajivan Press）分上下册出版了古吉拉特语和英语两种版本的《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不同于定价仅1卢布、发行5版、近5万册销售量的前者，英译本为8开两册、合计超1200页、定价奇昂的图书馆藏本（Library Edition），直到1940年新生活出版社才发行普及本，印度以外地区更迟至1948年才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The Public Affairs Press）购得版权推出英文本。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范围内风行的“甘地自传”实为缩改本。有感于欧美社会对甘地的浓厚兴趣及原传记的庞大体量不利于普通读者，在甘地的授权同意下，查尔斯·弗瑞尔·安德鲁斯（Charles Freer Andrews）将43章删减为23章，又据甘地的《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对内容略为添补，结尾另加“综论”，传记正文前增加详述成书经过的前言和美国牧师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所写的导读，编撰完成了《圣雄甘地：他自己的故事》（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年9月推出大32开376页的平装本，11月再版，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同步发行，法文本也于1931年出版，可见该书作为平价替代版的受欢迎程度。

彼时的中国处于此全球性的书籍环流之中。1931年即有书评发表，1932年首种中译本推出后，截至1936年另有三种新译本，1948年又有据法文本转译的译本。与欧美世界读者仅仅从传记的角度接受不完全一致，诸多中译本嵌入严峻的民族危机语境，在跨语际实践中译者的各式救亡理念以副文本的形式纷纷登场，无法厘清的私人切己之感亦有所释放，读者的交互阅读更是各有所趋，《甘地自传》由此成为需要认真辨析的时代文本。

一 作为语境的30年代中国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的高潮。1929年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决议把斗争目标确定为完全独立，来年的1月26日为独立日，并授权甘地领导开展此次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1930年的独立日全印度响应号召，举行游行示威。3月12日，甘地率领志愿者发起了著名的“食盐进军”，拉开运动帷幕，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1933年。因其采取不服从形式，史称“文明不服从运动”。同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缘故，中国对甘地领导的此次运动密切关注。大型刊物《东方杂志》通讯类文章就达40余篇，照片26幅；1930年创刊的《中学生》，两年间登载文章4篇，照片4幅。甘地在各层次的知识分子舆论圈中已是热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甘地迅即与国内时事密切挂钩，为不同的势力挪用阐释，成为报刊高频词。《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通过赞许甘地领导的手纺车运动抵抗英货的成绩，呼吁“国人不必高呼口号，不必列队请愿，更不必断指演说，而惟在修养内心，团结同志，大题小做，近处着眼，不惟十年之后，可以一战服人，循此以进，虽不战亦将无敌于天下”，指出“中国而诚需要甘地”，将非暴力不合作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潜在通约，为后者申辩。但大敌当前，国人希望的是奋起反抗，周瘦鹃在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中假托印度人之口驳斥此类言论：“我们印度的非武力抵抗，实在是在甘地先生领导之下作有力量的抵抗。不过不用武力的方式罢了。而如今贵国的不抵抗主义，却实实在在是束手受侮，绝不抵抗。如何能与我们的非武力抵抗相提并论。”在国货运动的语境下，也有人认为发明无敌牌牙粉的陈蝶仙、改良爱国布的苏甲元就是“中国的甘地”，以此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此时的中国对甘地言人人殊，而市面上除罗曼·罗兰所撰《甘地传》译本外，就是自行汇编的言行录，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普通读者的求知欲。

自传在30年代的勃兴是另一缘由。胡适结集出版《四十自述》时，在序中语带骄傲地谈到自己开风气之先：“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诗人朱湘则从商业的角度观察到：“如今，自传这一种文学的体裁，好像是极其时髦。虽说我近来所看的新文学的书籍、杂志、附刊，是很少数的；不过，在这少数的印刷品之内，到处都是自传的文章以及广告。”时人郭登峰则从域外影响的角度提出：“‘自叙传’，是现今文坛上最时髦的作品！……这显然地是受了西洋近代自叙传文学的思潮之激荡，而迸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浪花。”在五四作家自我历史化、出版业策划组织、中外文学交融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与新来者分享个体成功经历的自传书籍成为启蒙中的新生意。

概而言之，对印度独立进程的追踪，九一八事变的刺激，自传书籍生产消费的文学积聚效应，诸种因素叠加为《甘地自传》的译介做足了铺垫。

二 首译本及阅读

1931年1月，出版专刊《中国新书月报》登载了一则题为《生活周刊社将有〈甘地自述〉一书贡世》的消息：“此书英文原本系Mahama［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 Edited by C.F.Andrews。经韬奋君撷其精华，编译而成，书已付印，俟出版时再行布告。”彼时复译现象严重，“书已付印”实际是生活周刊社为避免同行竞争的广告手段。虽然邹韬奋所译《甘地自述》最终并未出版，但《圣雄甘地》出版不到半年就有中译本预告，侧证了中国出版业敏感于世界书籍行情。

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在第5号刊出了首篇书评。文章以《甘地自传》为名，正文前的小字体英文“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edited by C.F.Andrew，George Allen & Unwin Ltd，London，1930”，清楚地说明所评版本。《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作为立足中国传统典籍的学术专刊，新书介绍栏目以推介中外研究为标的，发表普及性读物的书评，实属例外。这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未评议书籍具体内容，亦未在传记文体脉络中着墨。文章起首倡言中国、印度、朝鲜、菲律宾为东方民族运动的中心，如获成功，“世界或可以别开一新局面，而成其小康之治”。在四国之中，中国最为重要，是“欧美及东亚帝国主义最后生存之所系”，进而引申“印度之自由平等，则此问题解决之枢机焉。印度如获自由，中国民族运动之成功，可以平空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可能”。在认定“今日操纵印度独立局势之柄者实为甘地其人”的基础上，评价此书为“欲知甘地者所不可不读之书”。根据署名“明”，判定作者应为字号“觉明”的历史学者向达，他正担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逻辑跳跃的书评说明对向达而言，《甘地自传》不再仅仅是传递知识的书籍，更是可以串联亚洲各国独立斗争的文化纽带。

1932年，首种中译本由明耀五译出，书名《甘地自传》，大东书局出版。此译本未注明源文本，不过该书节译了安德鲁斯（明耀五译作“安德鲁士”）的前言，再结合其早前在《良友》发表的节译文中有“最近C.F.Andrews又把他历来的自述，节编为自叙传。……此篇系就自述传节略而成，虽篇幅所限，不能译尽，自信大纲要领，却很少遗漏”的话，可断定源文本是《圣雄甘地》。

作为上海出版界的活跃人物，明耀五深谙图书推销之道，知悉《甘地自传》的真正受众是学生群体，因此将第二章“学生时代”改名为《我的学生生活》提前在《现代学生》上刊载。《现代学生》作为大东书局旗下的招牌杂志，销量达三万之众，在青年中影响极大。《甘地自传》正式发行后，杂志更以整页版面予以推销。从“这部书是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监禁中口述的，故委婉详尽，毫无虚饰，使读者感觉着一个纯洁不欺的人格跃然纸上做我们修养上一个灯塔”侧重人格品性的广告语，可见大东书局营销策略的重心所在。孟寿椿所写的推荐序直接指明此书的教育意义：“这一部书无异是青年们修养上的一个灯塔。尤以在这国难期间，从这部书里，可得到无限的勇气”；结尾联系现实对青年群体发出行动号召：“嘿！已经亡国的印度尚可产生一个持不抵抗主义的甘地，去反抗他们的敌人；我们国难方殷的中华，为什么不能产生一个持抵抗主义的中心人物来代表一种中心思想去反抗我们的侵略者哩”。通过上述倾向性阐释，青年修身问题成功与国族命运合二为一。此种阅读指导成为主流，连国立编译馆所办《图书评论》刊载的书评亦持相同论调：“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今日尚有青年时代的甘地。我们所缺的是晚年时代的甘地。至于青年时代的甘地，如何得变成为晚年时代的甘地呢？这在《甘地自传》中间很可看出。”

不过与集体指认青年为《甘地自传》的目标读者之举不相匹配的是，师长辈对甘地思想的理解并不深入。6月，《中学生》在 “世界名家的青年时代专栏”登载了“默之”（夏丏尊）从《甘地自序［叙］传》抄译的《甘地》，同期专栏另有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列宁、高尔基、托洛茨基等六位世界名人，杂志编辑不仅未辨析非暴力不合作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不断革命论等道路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反而宣布“本期述及的几个名家恰都是革命者，就把几篇汇集一起，总题‘革命者的青年时代’”，大而化之的归类证实了学生类期刊的编辑虽在后五四时期坚守启蒙救亡立场，但对各种社会思潮缺少学理性辨析，他们对《甘地自传》的推介自然流于浮泛。与之相比，山东邹平乡村建设成员的精读与实践则是执拗低音。

1932年9月，《乡村建设》增设“书报介绍”栏目：“现在出版界中，著作或翻译的关于乡村问题之书籍甚多，又南北各地作乡村运动的团体或机关，所出之各种定期或不定期刊物亦甚多，凡留意乡村问题或正在作乡村运动的人，都有阅读之必要，我们愿作介绍功夫，撰一种‘书报介绍’尽量指点给大家。”首期栏目就郑重推荐明耀五译的《甘地自传》，提出“从事于民族自救运动的人，是应手备一部的”，“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也是不可不读的”，“至于一般作教师的，更是非看不可的”，指认上述三类人为理想读者。书评人“石方”（即张石方）尤为强调甘地关于青少年体魄与精神训练的原则与方法可为有志于改造中国教育的人提供参考，反映了他所捕捉到的《甘地自传》精髓是青少年教育理念，一年后他主持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工作，更将之与乡建实践相融合，体现出本土化的努力尝试。

作为邹平乡建核心的梁漱溟更是反复研读该书。他与乡建同志分享《甘地自传》读书心得着力强调自己与甘地共通的对本国传统否定再肯定的辩证过程：

他这种运动，其民族可谓由死而活。此处我们要注意：他也是慢慢重新找回来的而不是传统的，最清楚的让我明白这一点，是在看《甘地自传》的时候……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我看《甘地自传》之所以特别有领悟，因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较晚：有很多人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上认定我好谈“东方文化”、“东方精神”，其实不然，我对东方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当初也是唾弃的，后来才慢慢找回来。……“民族精神”这四个字，在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尚未发见，到后来才有所认识。这种发见，我觉得与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间的问题压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压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治问题。我在政治问题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国民族精神；我要解决很实在的很具体的政治问题，才慢慢地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这也同甘地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的问题压着，而慢慢的认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

梁漱溟的共鸣阅读，根砥是他与甘地之间就各自国家另类现代化探索路径的对话。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邹平实验难以为继，梁漱溟内迁大后方坚持乡建理想，从抗战中后期起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以民盟代表身份推动国共和谈，梁漱溟与甘地的相似之处，甚至使马歇尔在1946年与他多次接触后发出了“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的感叹。60至70年代梁漱溟屡次借阅此书，先后完成《读有关圣雄甘地事迹各书》《为〈甘地自传〉中两句话所加按语》两篇札记，他反复重申“甘地盖本乎其内心真切自觉的良知而动作着”的话，亦可视作他对自己新儒家践履一生的总结。

虽然存在将“Civil Disobedience”翻译为“文明抵抗”、封面与扉页均将“Mahatma Gandhi”误植为“Mapatma Gand”的瑕疵，但明译本占得先机，推广得法，1932年5月初版，10月就再版，次年7月推出第3版，极佳销量大大刺激了各家出版商。此时的中国出版界依照1903年与美国修订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除“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享受为期十年的版权保护外，美国一切图书“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 ；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未加入《伯尔尼公约》，翻译欧洲国家书籍同样不受版权约束，因此复译本纷纷涌现。

三 复译与复义

明耀五版《甘地自传》问世后，1933年至1948年的四种新译本，分别是吴耀宗的《甘地自传》、向达的《甘地自传》、南柳如的《甘地传》与张天松的《甘地自叙传》。

吴耀宗所译《甘地自传》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33年12月初版，1935年6月再版，1948年1月第3版。此译本封底版权页有“甘地自传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原著者 M.K.Gandhi”“编辑者 C.F.Andrews”等字样，清楚地标明了源文本。

彼时吴耀宗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文字事业部主任，作为下属机构的青年协会书局正筹划“青年丛书”，吴译《甘地自传》因之作为丛书的第一本推出。吴耀宗对《甘地自传》的阅读与译介很大程度受其信仰推动，从传记与吴耀宗序跋的互文可佐证。甘地详细描述过《登山宝训》对自己的影响，吴耀宗翻译如下：

但是《新约》却给我一个不同的印象，特别是那篇深入我心的《登山宝训》。我拿它同《纪达经》比较。里面说的：“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使我异常欣赏，并使我想起“惠我杯水，报以美食。”那一段话。我那穉幼的理解便想把《纪达经》，《亚洲之光》，《登山宝训》各种教训连贯起来。我想到“克己”这个意思，以为它最能恰当地代表最高级的宗教精神。

吴耀宗在《译后》谈初读《甘地自传》的体会就特意类比《登山宝训》：“我在三年前读了《甘地自传》的原文以后，便决心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所给我的印像实在是太深刻了，除了《新约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以外，我不记得有那一本书曾使我那样受它的感动。”如果再联系到吴耀宗在《一个基督徒的自白》中坦陈自己的皈信源自《登山宝训》的冲击——“初次读到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不难发见吴耀宗期待视野中的基督教因子。

同时，作为吴耀宗思想底色另一面的唯爱主义亦深刻地形塑了他对译介工作的理解：“现在书是译成了：这不但偿了我的夙愿，并且使我得了一种不可言传的欣悦，因为我觉得翻译这本书是一件‘爱的工作’……”他的追随者在书评中也以唯爱主义为框架阐释甘地主义：“我们以误传误的说他是位不抵抗主义者，却不晓得他是一位不屈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不过他的争斗的武器，不是用兽性的暴力，而是用唯爱的精神罢了。”

九一八事变后，吴耀宗发起对日不合作运动，草拟了一封致基督徒学生团体的公函，提出：（一）用非武力的运动来对付日军的侵略；（二）对日经济绝交；（三）除两国人民谋根本解决问题应有之关系外，断绝其它一切关系。在日本侵略面前，他试图援引甘地的不合作以缓冲唯爱主义，却暴露了其思想的内在紧张，他被迫承认“不合作一类的办法，不是彻底唯爱的办法……至于不合作的方法，已经是唯爱的退一步的办法了”。1937年2月，他辞去了唯爱社中国分部主席之职，全面抗战爆发后，吴耀宗更醒悟甘地的主张在现实中国没有土壤。1938年底他拜访甘地，呈送所译传记，并就中日问题交流看法，他随后发表的访问记表露了此种转变：“中国和印度的处境是绝不相同的，因为一个没有武力可言的殖民地，一个是可以用武力抗战的独立国家。我们想：假如甘地生于今日的中国，他会不会还是主张非武力，抑或他会赞成抗战？……假如他遇到像今日中国的境遇，他也许不得不相当地变更他的方法。”1948年甘地遇刺身亡后，吴耀宗公开发表《甘地不朽》，悼念文字中已宣称甘地主义不具有普适性，“甘地究竟是个人，究竟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主张，不能不受环境的限制”，他淡化了甘地的政治主张，将甘地的意义定位在个性品质，“甘地的所以不朽，不在他的政治见解，而在于他的精神与人格”。此文被吴耀宗用作第3版《甘地自传》的“增订本序”，展现了他对甘地思想的取舍。综上所述，吴耀宗对甘地的迎拒态度并行于他对唯爱主义的疏离，昭示了他将社会福音再诠释为歌颂武力以抵抗侵略、支持暴力革命的革命福音的思想转换，乃至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者的人生蜕变。

向达所译《甘地自传》，中华书局1934年3月出版，扉页有“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edited by C.F.Andrews”“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等信息，源文本来源清晰。

向达自叙翻译工作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完成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语词激愤：

是四十万方里的东三省沦陷以后的两个月左右，我开始翻译这一部《甘地自传》；是上海大战，我们的军队退到真茹南翔黄渡，那东邻的日本还要进陷苏常的时候，我算把这一部书翻完了。抱着一腔的悲愤，来将这一位现代东方又一幕悲剧的主角，介绍给在不生不死的状态之下的我们国民。

他随后区分了甘地的非武力与民国政府的不抵抗，“要明白的便是甘地的非武力（Non-violence）主义，同我们的所谓不抵抗，意义截然不同。我们的不抵抗是靦颜事敌，开门揖盗；甘地的非武力是誓死不屈，坚壁清野”，向达将甘地的精神概括为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本来是我国哲人相传的一种美德。……甘地的政治主张，宗教理想姑且不论，最少这一点克己复礼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没羁勒的野马玩味反省的。”向达解释他不是卫道，他理解的“克己复礼”是抵御外侮时应该具有的牺牲意志与奉献精神：

我还得声明一句：我之所以介绍甘地的克己复礼的精神，毫无卫道的意味，和有把已死的骸骨重翻出来的打算。我只以为一个人无论相信一种甚么主张，如其不能牺牲一己的小我，以裨益大群的大我，虽有好的主张，也是无济于事的。

向达将甘地主义高度抽象并等同于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再将后者的内核置换为侵略战争例外状态下现代国民应有的心理动员机制，如此简单直接的化约处理，固然有失严谨规范，却与前文所述1931年向达以“觉明”为笔名所撰的书评旨归相互发明，突显了危机时刻历史学人自觉的学术伦理担当。

日本侵略的加剧让身居北平的向达考虑南迁家眷，《甘地自传》的稿酬是他的经济仰仗，据其1932年致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信函：

弟之家小在平，殊觉可虑。万一不幸，难免不成池鱼，颇思将其编遣送回湖南，而盘费大成问题。前译《甘地自传》承允收采，并为支二百五十元，至为感激。现此稿已译完，正在复看，大约本月中旬即可寄奉。唯不知此时贵局是否能支给稿费，又能否稍为破格保拟？恳吾兄便为赐知，以好打算如何编遣。至于个人，不成问题，光杆一条，到处可行。真有万一，便向中原一走亦无不可也。

上述内外文字揭示了翻译行为本身超越性与现实性的混杂，而多年后《甘地自传》的序甚至被视为向达的标识被西南联大学生写进了教授简介：“一位踏实的工作者，引证多不愿意随便下结论。历史系教授，曾在敦煌石室作过多年的考古，研究中西交通史，已有世界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他译的《甘地自传》，前面的一篇序文把向先生的爱国热情流露无遗。”

1936年正中书局所出南柳如编译的《甘地传》没有标注源文本版权信息，仅在译序中提及：“甘地的传记，出版的很不少。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就写过一本；但这里根据的是甘地的同志安特烈（C.F.Andrews）所编的《甘地自己的故事》（“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这里面的章段，都是甘地自己所写的许多文章，安特列不过尽了拼凑的义务罢了。”南柳如身份无法考证，疑为正中书局编辑化名。

序中认为“安特列不过尽了拼凑的义务罢了”，讽刺的是，评价用于该译本更为恰当。《甘地传》将《圣雄甘地》删译为9章，32开154页，与之相比，明译本25开368页，吴译本25开334页，向译本25开306页，即使抗战胜利后所出同样开本的张天松译本也达260页，可见该译本对原书的删减幅度。最大变动是南译本将第一人称叙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文体从自传体变为了他传体，导致传记完全失色。五位译者中，南柳如是唯一标注身份为“编译者”而非“译者”的，可知改编是其自认的。20世纪30年代各书的初版本，明译本与向译本售价1元2角，吴译本售价1元，南译本售价仅4角，价格最为低廉，这是该粗制滥造译本能与其他译本并行发售的根本原因。正中书局作为有国民党CC系色彩的出版机构，在1937年后各民间出版社因资源紧缺停版之际，因其背景反而沾溉良多，《甘地传》1941年发行第2版，至1943年4月推出第5版，南译本在抗战时期的正常流通，显见出版社的谋利动机。

抗战结束以后，世界书局于1948年5月出版了张天松所译的《甘地自叙传》。此译本同样未注明源文本信息。张天松在跋记中说明系根据《圣雄甘地》法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和吴耀宗译本完成：“我编译这一部《甘地自叙传》，除了根据乔治德卡米尔女士的法文重译本以外，还参考高田雄种氏的日文译本《真理探究者之手记》，可惜我对于日文是门外汉，不过我采用不少日文译本中的汉文名辞。……最后的几章，我便参考吴先生的译本，和法文译本互相对照，获得不少的益处。”

张天松以笔名“张若谷”更为人所知，作为活跃于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文坛的作家，相比于前面几位译者，他人脉深广，译本虽然晚出，推荐阵容却十分豪华。天主教南京教区副主教牛若望、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印度阿特里亚教授均应邀为之作序，加上安德鲁斯原序，罗曼·罗兰法文版序，以至于“篇首序文之搜罗齐全”成为该书的一大卖点。

张天松自陈翻译缘起与抗战时期的入狱经历密切有关：

距今七年以前，我突遭灾厄，被禁锢在上海歹土一角的魔窟里，备受虐待，前后住过四个牢狱，饱尝了四个多月的铁窗风味。直到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二日释放出狱，那时整个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军铁蹄下了，当初我有意将我被捕的经过和我的狱中生活纪录下来，写成一本回忆录。不过因为鉴于那个时期环境的险恶，我的身体行动，仍在奸细们密切监视之下，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可言，所以虽则一度蓄念打算写一本狱中记，而终于没有执笔的机会。后来，偶然在上海法文协会的图书馆中，得见乔治德卡米尔女士用法文译的一部《甘地自叙传》，我读了深受感动，觉得若把我那次在牢狱中所经历的种种和甘地的囹圄生活互相比较起来，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我便打消我的原来计划，而决心把这一位亚洲伟人的狱中自述译成为中文，使我国的知识份子更能进一步认识这一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生活思想和他的怀抱，这是我从事编译《甘地自叙传》的唯一的动机。

不过翻译内情远较跋文曲折。1938年底，张天松担任隶属国民党中宣部的上海《中美日报》副刊“集纳”编辑。在他的主持下，“集纳”成为孤岛时期文艺抗战的主要阵地之一，他本人因此名列汪伪政府1940年7月发布的83人通缉名单。1941年9月，张天松在法租界被日本宪兵逮捕，羁押数月后变节。他出狱后担任了日本军部所办《新申报》的副刊“千叶”的编辑。1942年8月6日，“千叶”登出《编辑室启事》：“自大东亚战争揭幕后，印度成为举世瞩目之焦点，领导印度民族作独立奋斗之圣雄甘地，其言论行动更为世人所注意。本刊于下周起，将译载《甘地自叙传》，俾读者对于今日东亚问题之中心人物，得作进一步之认识。”从1942年8月10日到1943年2月28日，“千叶”以198期的超长篇幅将署名“马思南”所译的《甘地自叙传》连载完毕。《新申报》报载版与1948年世界书局的单行本完全一致，可判定马思南为张天松的化名。

张天松的翻译，当然有配合日本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不过微妙的是他所选用的笔名。马思南即法国作曲家Jules Massenet（今译朱尔·马斯内，1842—1912）的中译名。马斯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歌剧作曲家的代表，在他逝世后，1914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特地将一条新筑道路以法语命名为Rue Massenet（中文作马斯南路，亦作马思南路）以作纪念。张天松对马斯内并不陌生，他在《申报》发表的关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市政厅交响乐会的系列报道，其中谈及马斯内多达6次，所著《歌剧ABC》《到音乐会去》两书更有专门篇幅介绍。在普法战争期间，马斯内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国民自卫军，但他后来发现战争如此可怕以致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拒绝提及。张天松选择以马思南为笔名，当与他被捕入狱后体会到战争残酷性与后者有相似喟叹有关。至于为何选用马思南，而非更为常见的马斯南，或许也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地处西南重庆，以“思”代“斯”有所寄寓不无关系。

抗战时期张天松匿名翻译《甘地自传》存在对附逆所引发的道德危机的自我纾解，是略具反抗意味的“隐微写作”。但时隔五年将连载的译文整理出版，“这本书是今年五月才出版，正当甘地殉国百日纪念时付印，这是特别有纪念的价值的”，实为甘地遇刺身亡后略带投机的举动。不过正如诗人穆旦《甘地之死》中的诗句“从此你是无害的名字，全世界都纪念/用流畅的演说，和遗忘你的行动”，除了一时短暂涌现的悼念外，甘地在中国已不再如30年代那般引人关注。

结 语

正如历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所言“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甘地自传》在中国的复译现象，既共振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及甘地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热潮，更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形势骤变的文化症候。《甘地自传》系非虚构作品，加之诸位译者不以翻译为业，体现鲜明个人风格的“雅”就不是需要考虑的关键事项，“信”“达”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因此1936年与甘地有密切交往的谭云山批评坊间所出甘地传记译本“可说无一十分完善者”的话，固然说出了事实，却忽略了在当时背景下，《甘地自传》早已融入文化抗战的历史抒写进程之中。这不仅是各类译者所共享的翻译策略，更作为结构性因素先在地决定了阅读群体的情感导向与思想汇聚，以传达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呼声。同时，明耀五、孟寿椿、梁漱溟、张石方、吴耀宗、向达、南柳如、张天松等身份各异的译者与读者的序跋、书评、札记等，传递了个人乃至群体的情怀志向、学术家事、私心隐痛乃至救国理念，与传记形成了互文性的张力关系。因而，《甘地自传》的译介与阅读形成了复调的语义场域，除了甘地主义及其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呈现外，与中国语境碰撞滋长的派生性副文本，合力绘制出由“文本”到“思想”再到“社会”的各色光谱，显影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中国思想文化的断裂、重组乃至更新。

1959年，基于两个新兴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增强对印度的了解，杜危根据摩诃德夫·德塞的英译本《甘地自传》，参照吴耀宗译本，补充安德鲁斯所删略的内容，推出了《甘地自传》完整译本，“算是恢复了《甘地自传》的真面目”。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氛围中，此译本有着强烈的政治阅读取向，并于次年迅即2印。不过中印之间关系转冷，直到1985年才推出3印，而杜危在重印本前言中仍旧强调《甘地自传》“是研究甘地思想和印度独立斗争不可缺少的材料”。1992年，商务印书馆将杜译本列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在说明中提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已剔除了超载意义，将其提纯为事关个体成长的励志类书籍。2000年以后随着入选各类青少年课外推荐书目，《甘地自传》终于再次迎来了翻译、出版与阅读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