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1958年，文艺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这被视为“中国诗的出路”，代表着“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运动”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创作运动，彰显出群众创作的火热激情。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故“新民歌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然而，周扬、郭沫若编选的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红旗歌谣》、周扬提出编选的《新民歌百首》分别由红旗杂志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不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究竟做了些什么？出版了哪些“新民歌”选集？这些选集有哪些特点，其对待“新民歌”的态度如何？这些无疑是一系列颇有意味的问题，从中也能窥见“新民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地位”。不过，近年来关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民歌”的内容和文化事象、“新民歌运动”的历史考察、“新民歌”与“新诗道路”的关系及《红旗歌谣》，而没有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之关系。为此，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心，考察该社在“新民歌运动”中的出版行为，分析其出版的“新民歌”选集的特点，并探究其历史意义。
一、编选的区别：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民歌”选集的编辑思路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即成都会议），毛泽东在3月22日的会上讲道：“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1958年4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即汉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到民歌问题：“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至此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中提出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出版全国各地方、各民族的新旧民歌”。这次会议之后，各级政府将搜集和创作“新民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行落实，并成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进行整理、编印、出版“新民歌”选集。
由此，1958年发起的“新民歌运动”，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文艺运动，更是一项政治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新民歌运动”中出版了一些“新民歌”选集。根据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年图书总目：1951—2021》的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选集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大跃进歌谣选》（1958年），《工矿大跃进歌谣选》（1958年），《十三陵水库歌谣》（1958年），《人民公社好》（1958年），《少数民族大跃进歌谣选》（1959年）等。二是一些高校和文艺刊物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选集，如北京大学中文系56级4班编《跃进爬山歌选》（1958年），星火文学月刊社编《红色山歌万万千》（1958年），延河编辑部编《白庙村农民诗选》（1958年），河南民歌整理编辑组编《幸福花儿遍地开》（1958年），中共涿鹿县果林公社委员会宣传部编《果林公社跃进歌》（1958年），山西火花文艺月刊社编《粮棉堆成太行山》（1959年），青海湖文艺月刊社编《青海湖水闪银光》（1959年），湖南新苗文学月刊社编《跃进山歌满洞庭》（1959年），暨南大学中文系编《荔枝满山一片红》（1959年）等。三是民歌选集类丛书的出版。这类丛书主要是由作家出版社编选和出版的“跃进新民歌丛书”30种和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选集，与当时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民歌选集《红旗歌谣》《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三百首》等不同。“新民歌”选集中的“经典”选本《红旗歌谣》最初由红旗杂志社于1958年11月编印，后由该杂志社于1959年9月正式出版；《新民歌三百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6月出版。《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后再版时改名为《新民歌百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8年7月出版。《红旗歌谣》由郭沫若和周扬选编，号称“现代诗三百”，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要图书，该书还附有米谷、赵瑞椿、力群、黄胄、张光宇、古元等11位著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这些为该选集增加了重要的象征资本，由此亦可见编选者的精心。《红旗歌谣》是“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书”，而《红旗》杂志是由毛泽东提出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因此，《红旗歌谣》的政治性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周扬后来也认为，《红旗歌谣》的编选，“当时从政治角度考虑得多些”，“在当时的确是毛主席倡导新民歌的产物”。《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是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编选的，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臧克家为该选集作序——《跳进民歌的海洋里去吧（代序）》。这部选集后来改名为《新民歌百首》，变成一部连续性、分集出版的选集，显示出该选集试图打造为一部长期的、固定的类似“年度选本”的意图。总体来说，从编选人员、出版机构、序言撰写等方面来看，这些民歌选集的出版呈现出突出的政治性。
与之相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选集，则主要由其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版。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任务分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拔”出版经过社会考验的优秀作品，作家出版社“团结当代中国作家，出版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著作”，即新创作、未有定评的作品。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将“新民歌”作为一种未有定评的“新创作”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从编选者角度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民歌”选集，主要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高校、文艺刊物或出版社编选，而没有邀请郭沫若、周扬、臧克家等这些文坛重要人物作序。无论是在出版社的级别，还是编选者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民歌”选集显然不同于《红旗歌谣》《新民歌百首》的政治性和权威性，而是表现出“实验性”色彩。这也反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当时“新民歌”创作水平的一种定位，凸显了其对“新民歌”的出版所持的谨慎态度。
其实，即便在“新民歌运动”开始后，“新民歌”选集的出版也并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项重点工作。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时就提出，“该社编辑方针将以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关于现代文学，以出版几种丛书为主：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文学”也包括当代文学。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文艺建设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解放军文艺丛书”“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等，为1949—1966年文学的经典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58年“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没有将其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而且也未列入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计划是：“今年出书1000种。其中包括过去出版的中外古今优秀的著作和译作，用丛书化、系统化的方式出版，以新译的名著和新整理古典作品，充实各种丛书。并选拔新创作和翻译外国现代文学为工作重点，同时也加强中外古典文学的整理介绍工作，以便更好地吸收中外古典遗产。”由于“今年的印刷生产能力比较紧张”，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是“把一般书、献礼书和尖端性的书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着轻重缓急和不同情况，及时陆续出版，但应以尖端性书的出版为纲”。根据这一出版计划，除了要出版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书（即“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重点仍然是“尖端性的书”。这也符合1949—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就是所谓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所谓‘已有定评’的东西”。
正是对自身“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出版方针的坚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新民歌”选集数量相对来说并不算多。1949—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诗集（含诗选）305部，其中古典诗歌集42部，现代诗歌集44部，当代诗集219部，而新民歌集的出版不过50余部，其中还包括“跃进新民歌丛书”30种、“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16种。1958—1959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诗集有80余部，其中“五四”新诗只有4部；被誉为新诗出路之一种的古典诗歌也只出版了20余部。从中可以看出，即便在诗歌方面，当代新诗的出版仍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
二、“跃进新民歌丛书”：民歌创作主体的拓展
虽然“新民歌”选集并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关注的行列，但作家出版社还是推出了一套规模宏大的“跃进新民歌丛书”。“跃进新民歌丛书”共30种，其中，1958年7—8月出版了20种，1958年10月出版了10种。这距离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只有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在短时间内，作家出版社迅速推出了30种“新民歌”选集，其规模之大，动作之迅速，表明其对“新民歌运动”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性。这表明，“新民歌”选集的出版虽没有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和1959年的出版计划，却无疑又受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局面的影响。该丛书的“出版说明”介绍其出版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中，全国各地涌现出无法计数的新民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冲天干劲与忘我劳动。这些中国人民的劳动诗篇，使得全国各地处处是诗海，村村是歌乡。”为此，“我们根据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或文教团体采集编印的几百千种民歌集子，编成这一套丛书，取名‘跃进新民歌’，供应读者。”由此可见，这套丛书的编选，不是直接来自于文学报刊或从田间地头的群众创作中搜集，而是在“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或文教团体”经过筛选后的“集子”中再进行遴选的，从而突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这套丛书的政治意义。
不过，在具体编选方面，“跃进新民歌丛书”与红旗杂志社的《红旗歌谣》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百首》却有不同的旨趣。《红旗歌谣》《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百首》是一种内容范围较广、创作群体多样的综合性“新民歌”选集。《红旗歌谣》里收入的“新民歌”，“多数是来自群众的民歌，但也有不少是知识分子的创作”，但《红旗歌谣》隐去了这些信息，让人以为是群众的自发创作、集体创作。《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是“从1958年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的农村民歌中精选出来的”；《新民歌百首》第二集“歌颂了钢铁工人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农村大搞工业的冲天干劲，歌颂了今年的小麦丰收和扫盲除四害的大跃进”；《新民歌百首》第三集内容包括“歌颂党和毛主席、海防前线的斗争、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大丰收等重大主题”。也就是说，《红旗歌谣》《新民歌百首》等的编选，仍是将“新民歌运动”作为一种“汪洋大海”的群众文艺运动。“跃进新民歌丛书”则进行了较多的编辑工作，对收入的“新民歌”按内容题材、作者身份等标准进行分类整理，推出了主题较为集中的“新民歌”选集。如歌颂党、歌颂总路线的《共产党光辉万年红》（1958年）、《四十条纲要放光芒》（1958年）、《大跃进战歌》（1958年）、《步步跟着毛主席》（1958年）；反映山区人民劳动热情的《山区人民唱山歌》（1958年）、《三月麦子满坝黄》（1958年）、《农民个个成专家》（1958年）、《金黄稻浪接九霄》（1958年）、《打开山区金银窝》（1958年）；歌颂工业战线火热生产局面的《整个车间一团红》（1958年）、《钢水红似火》（1958年）、《工厂办起满天星》（1958年）、《滔滔钢水日夜流》（1958年）；歌颂文化领域成就的《打开文化百宝箱》（1958年）等。这套丛书突出了歌颂党和总路线的主题，并通过各分册突显了工业、农业、山区、文化等领域大跃进的主题，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
然而，“跃进新民歌丛书”又不仅仅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新民歌运动”。这就不得不说到“新民歌”的作者身份，以及编选者对“新民歌”的定位问题。红旗杂志社的《红旗歌谣》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三百首》收入的民歌只是在诗歌末尾署了地名，没有署作者名。其实，《红旗歌谣》《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三百首》收入的民歌并非没有作者和搜集者，但在收录时隐去了作者或搜集者。这多少说明《红旗歌谣》等对作者身份的遮蔽，或者说作者的身份对《红旗歌谣》等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红旗歌谣》中作者、搜集者的“无名”状态，凸显的是不分身份的群众集体创作；又以“天津工人”“四川农民”的形式统一默认为“工农群众”，突出群众文艺创作，凸显社会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即“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臧克家在《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的序言《跳进民歌的海洋里去吧（代序）》中提出“学习这些民歌，首先就应该把自己变成劳动人民中间的一个，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诗歌，也就说不上真正向它学习了”。臧克家的这段论述，强调的是“把自己变成劳动人民”。那么，哪些人需要“把自己变成劳动人民”呢？显然工农大众是不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诗人”需要把“诗歌和劳动”结合起来，“跳进民歌的海洋里去”，才能成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一部分。与《红旗歌谣》《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不同的是，“跃进新民歌丛书”在文末标明了地名和作者，体现了编者不是将这些创作作为“无名”的群众文艺创作，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文本予以呈现，因此，必然包括对主题的划分、作者和搜集者身份的考证等。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随后的汉口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这就对“新民歌”的创作主体进行了具体规定。《红旗歌谣》正是按照这个标准将内容分为“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四类。不过，从《红旗歌谣》收入的民歌数量来看，农业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编选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民歌创作不均衡，“歌唱农业的特别多，歌唱工矿的比较少”。《新民歌三百首》的“后记”里特别强调“我们还选入了一部分工人创作的民歌”，言外之意是，这部选集的重点还是选农民创作的“新民歌”。总体来说，《红旗歌谣》《大跃进民歌选一百首》《新民歌三百首》《新民歌百首》等选集更多侧重于“农业领域”，而忽视了“工业领域”。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工矿大跃进歌谣选》，农业和工业领域各一册，体现出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跃进新民歌丛书”涉及面也很广，基本上是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工业和农业领域也相对较为均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民歌”选集出版不仅不局限于工农创作群体，而且在题材范围和创作主体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如《歌唱技术革命》（1958年）是科技革新题材。科技和知识分子形象的缺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领域的一个现象，“跃进新民歌丛书”对科技主题的关注，在当时工农语境下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大军缚苍龙》（1958年）和解放军报社编《总路线，进兵营》（1958年）、解放军战士社编《日夜守在山顶上》（1958年）等，其创作主体或反映的内容则是“兵”。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别突出少数民族的“新民歌”。《红旗歌谣》所收民歌中少数民族很少，该书“编者的话”中提到其原因是“很多没有译成汉文或者译文不好”。可是，同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工矿大跃进歌谣选》的同时，还出版了《少数民族大跃进歌谣选》，收入了35个民族的195首歌谣。后来推出的“跃进新民歌丛书”中也包含了少数民族民歌集《兄弟团结是一家》。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基本上是在《民族团结》《工农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过的，发表时就译成了汉语，在编入选集时，“一般的仍按原译文选用，只是对于个别词意模糊，语句不顺的地方，作了某些修改”。这与《红旗歌谣》“编者的话”所提及的“很多没有译成汉文或者译文不好”是不甚相符的。因此，可以说，《红旗歌谣》是有意忽略了作者的民族身份，而是将“群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整体”进行观照，“跃进新民歌丛书”则有意凸显了作者的身份，尽可能实现各行业作者队伍的全覆盖，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作者身份的彰显，洋溢着全国各族人民齐声放歌的团结精神。
从后续出版情况也可看出《红旗歌谣》的意义。《红旗歌谣》在1959年9月出版了“简装本”，在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农村版”，并由文字改革出版社进行了全文注音，后又在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普及版”。严格来说，“普及版”和“农村版”出版的时候，“新民歌运动”已经结束，这时再进行“普及”，其意义又超出了“新民歌运动”的范畴。这也说明，《红旗歌谣》一直是作为工农兵创作的一种范本，担负着重要的学习推广和创作示范的作用，承载着“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重要意义。正如“编者的话”所言：“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将从这里得到启示······把我们的文艺引向新的高峰。”“跃进新民歌丛书”则更多的是承担了搜集、整理的任务。或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集，着重于“选”“编”和“整理”，是对采风传统的延续。
三、“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民间文学体系的建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出，在民歌方面，主要是出版“各省市一本的民歌选”，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显示出这套丛书不同于“跃进新民歌丛书”的独特地位。1959—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包括福建、西藏、云南、广东、安徽、四川、辽宁、浙江、山西、新疆、河北等省份的歌谣选。这套丛书的编选背景是“新民歌运动”，其编选目的是“为了把各地优秀歌谣集中起来，编辑成集，加以推广，以便阅读和研究”。这套丛书选录的都是“各地优秀的新民歌和传统歌谣”，“编选说明”进一步道明了作品的选择标准是“既着重思想性又注意艺术性。在这个原则下，适当照顾地区、民族、题材和形式”。这一“编选说明”就较好地回答了这套丛书为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为其所编选的是“既着重思想性又注意艺术性”的“各地优秀歌谣”。其具体编选单位是各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选的专业性。
“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编选出版虽然总体上是为了呼应“新民歌运动”，但在具体实践中又不局限于“新民歌运动”，而是着眼于将民歌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艺形式。该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于1950年3月，其主要职责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因此，民歌的搜集整理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应有职责。“新民歌运动”开展以后，1958年7月9日，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即“十六字方针”）的工作方针。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将“新民歌”“歌谣”等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和《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工矿大跃进歌谣选》《少数民族大跃进歌谣选》《十三陵水库歌谣》《人民公社好》等，都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隐含着的意思也是将新民歌、传统歌谣等纳入到民间文学体系之中，将“新民歌”当作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其中，“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这一意图最为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编选“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时，也具有打通传统歌谣、新民歌文体归属的意图。这套丛书“不仅把最新最美的大跃进民歌的精华全部集中起来，而且也包括了旧时代和新时代所产生的各类优秀歌谣。我们可以读到旧时代农民的劳动歌、诉苦歌、起义歌、仪式歌、情歌等等，可以读到各族人民歌颂党和毛主席的颂歌、红色歌谣、抗日歌谣、解放歌谣、翻身歌谣、建国以来的生产建设歌谣和历次运动的政治歌谣等等。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地方色采（彩）和民族特色的各种民歌、民谣、山歌、小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编选的各地歌谣，一方面既突出了“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期间创作的新民歌，并分类编选；另一方面，也将“大跃进以前的歌谣”和传统歌谣一起予以收录。如《河北歌谣》（1960年）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颂歌”“工业大跃进歌谣”“农业大跃进歌谣”；下编包括“大跃进以前的歌谣”“革命歌谣”“传统歌谣”。
“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为了保存歌谣的本来面目，对原作尽量不加修改。个别字句上的改动，也以不损害原作风貌为原则。”这与《红旗歌谣》《新民歌百首》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红旗歌谣》《新民歌百首》收入的作品，很多都是经过了修改加工，如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而闻名的《我来了》就经过了三次加工，原名《南山坡上唱山歌》的新民歌被改名为《唱得幸福落满坡》，《主席走遍全国》更是与原文差别很大。这些诗句的修改，不仅达到了更好的文学效果，也更能呼应当时的群众诉求。“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不加修改”，符合当时民间文学“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工作方针。同时，“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不是其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版，可看出“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地位与“跃进新民歌丛书”等的地位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是着眼于在全国各地民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的民歌体系构建，具有文学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
“新民歌运动”的目的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各地歌谣集”的目的是不甚相同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出搜集“新民歌”倡议，实际上是将“民歌”“古典诗歌”看作是“中国诗的出路”，这两方面的提倡和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甚至“民歌”和“古典诗歌”的结合，会“产生第三个东西”。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和地位作用，指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不仅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将开一代的诗风，使我国诗歌的面貌根本改变”。在周扬的报告中，“新民歌”不仅代表了“新诗的方向”，而且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形式，更是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周扬对“新民歌”的意义阐述和定位，深得毛泽东的认可。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指出周扬的报告“讲民歌讲的很好”，并要求进一步推动“新民歌”的“创作”。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显然不是将“新民歌”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形式、新诗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开一代诗风等高度来编选的，而只是将其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门类。这也就使得“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编选成为一种“学术活动”，或者说是民间文学领域的搜集整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出版时间为1959—1960年间。其实，1958年底毛泽东就对“新民歌运动”进行了反思。在1958年11月10日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报纸上都是诗”的现象提出“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新民歌运动中的“全民写诗”现象，并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诗句为例批评“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在1959年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将近结束时，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几亿农民写诗的事，指出“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毛泽东还批评《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还是旧的民歌好”。1959年3月《新民歌百首》出版了第三集后便结束了，而这个选集原计划是“将陆续选编‘新民歌百首’第三集、第四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新民歌百首》停止出版，显然是因为毛泽东对“新民歌运动”的批评。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仍继续出版了“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的其他各分册。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歌百首》本来就是一种“新民歌运动”的产物，既然“新民歌运动”戛然而止了，《新民歌百首》自然就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则是在文学范畴内的出版行为，是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因此，在“新民歌运动”结束后依然陆续出版，进而在构建新的民间文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红旗歌谣》在197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被纳入“中国民间文学丛书”的一种。这标志着作为“新诗方向”的“新民歌”又重新回到了民间文学的体系之中，与“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可谓殊途同归。
结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出版了一系列的“新民歌”选集，虽然各类选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主要目的仍然是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而不是“创作”，更没有将其与“中国诗的出路”“诗歌的新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红旗歌谣》《新民歌百首》《新民歌三百首》等“新民歌运动”相伴共生的选集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跃进新民歌丛书”“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等，虽然也离不开“新民歌运动”的时代语境，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在“新民歌”的创作题材和创作主体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也将“新民歌”作为“民间文学”之一种予以出版，表现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既适时响应“新民歌运动”，又彰显出坚守民间文学学术理念、构建新的民间文学体系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