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舍与长安街结缘，可以追溯到1931年。

长安街在旧京是一条东西向的横街，早先特指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中间，也就是正对天安门城楼及两侧这一段，后来延长至东单到西单，全长不足四公里。老舍是西城人，活动轨迹大体都在旧城西北一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当时的西单还是个丁字路口，朝西没有大街，西长安街到此分成了南北并行的两条小街。靠南的一条叫报子街，靠北的叫旧刑部街。这两条小街分别向西穿过南沟沿，直抵西城墙。报子街上有家聚贤堂饭庄，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的“八大堂”之一。聚贤堂内三面有楼，建有戏台，是标准的北京“堂”字号的大饭庄。这家老字号专营鲁菜，非常地道，招牌菜是“炸响铃双汁儿”，名动京城。1931年7月28日，老舍与胡絜青在这里举行婚礼。两人是自由恋爱，婚前议定婚礼时，老舍主张到香山或颐和园租上一间房，旅行结婚，免去一切礼俗，潇洒又风雅。但胡絜青母亲奚氏不同意，希望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知道自己女儿是敲锣打鼓、花轿迎门地成了亲。老舍通情达理，立即决定选在聚贤堂举办结婚典礼。胡絜青后来形容婚礼是半新不旧，老舍既遵循旧礼乘马车到女方家迎亲，两人又按西式婚俗身着西装与婚纱举行典礼，恰好是新旧交替时代的映射。

1949年末，老舍由美归国，与长安街重拾旧缘。因妻小尚在重庆，老舍被安排暂时住进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一个单人间。1900年庚子事变后，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Peking Hotel的招牌。1903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整个民国年间，北京饭店都是京城相当知名的高档酒店。建国初期的北京饭店承担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任务，隶属于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许多如老舍一样的海外归国人士最初多被安排在此下榻。老舍一住就是四个月。北京饭店第一次留下了老舍回到新北京后的足迹。在那段时间，人们时常见到一位洋派十足的中年人拄着拐杖，缓步于北京饭店周边。饭店里的固定套餐吃久了，老舍总是想尝一尝老北京传统吃食，如烧饼果子。离北京饭店最近的早点铺就在东单路口。从饭店走到东单牌楼，普通人步行也就三五分钟，而患腿病的老舍，需要拄拐走上个大半天。1950年1月4日下午，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召开新年联欢茶会并欢迎老舍归国。茅盾、周扬、田汉等人分别讲话，老舍本人致答谢词，表示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老舍当场还演唱了一段刚刚写好的太平歌词《过新年》，并清唱了传统京戏《审李七》。一个月以后的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北京饭店象征新社会迎接老舍归来的一扇窗口，使他短时间内感受到故乡久违的和暖舒畅。

老舍回国后第二天，阳翰笙陪同周恩来到饭店看望老舍。这次会面，他们畅谈许久，对日后老舍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和持久的影响。周恩来对老舍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老舍开始负责组建北京市文联。经过前期筹备，1950年5月17日，北京市文联发起人大会在人民艺术厅举行，到会133人，选出老舍、欧阳予倩、李伯钊、王亚平、赵树理等35人为市文联筹备委员，正式成立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建北京市文代会工作。5月28日上午，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沈雁冰，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一致通过吴晗、李伯钊、王亚平的报告，通过了章程草案和75件提案，并选举了45位理事。第一次理事会又推选了25位常务理事，并推老舍为主席，梅兰芳、李伯钊、赵树理为副主席以及各部负责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正式成立。老舍这天身着笔挺的西装出席了盛会，这大概是他回国后最为忙碌和兴奋的一天。

劳动人民文化宫即明清时天安门东侧的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按照“左祖右社”的皇家规制，太庙与社稷坛分列紫禁城左右。北平和平解放后，工会把俱乐部工作列为重要工作之一，中央研究决定，将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太庙拨给北京市，作为首都劳动人民的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视察太庙后，主持政府会议，批准拨四十万斤小米作为筹备经费。1950年4月30日下午三点，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第一届北京市文代会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后首个大型会议，大会会场设在原明清帝王举行祭祖大典的享殿内。在小说《四世同堂》中，作者写到祁瑞宣听取钱先生建议前往太庙参加日伪组织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大会。虽是虚构，但小说情节与1950年举办第一届北京市文代会的太庙形成了绝妙的对应关系，同样是文艺家会议，同样是这座皇家殿宇，但已经“换了人间”。

北京市文联成立后的办公地点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北京饭店后面的霞公府街15号。霞公府街原名理藩院后胡同，宣统年间更名霞公府街，霞公指的是爱新觉罗·载霞，康熙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之后。民国时霞公府一直作为铁路局的办公场所。历史上霞公旧府邸久已无寻，作为市文联办公地的霞公府15号在路北，广亮大门，两旁八字影壁向外延伸，昔日不是贵族宅第也是豪富家院。绕过影壁，南边一排平房是文联接待室，北边的房子是开会用的小礼堂。右边是一座三层红砖楼，老舍的主席办公室就在一层右侧的房间。他每天八点准时来上班，从不迟到。老舍是典型的作家型领导，以个人襟怀与魅力维系各路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界、京剧界、曲艺界、书画界都曾集中在霞公府15号内活动。市文联先后办过两个机关刊物——《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文联下设四个部，分别由杨振声、罗常培、张梦庚和金紫光几位名家担纲，一时间把北京市文联办得红红火火，呈现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当时，老舍、赵树理、汪曾祺、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侯宝林这些文学艺术名流都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大家一律平等相待，探讨文艺话题热烈而活泼，久而久之霞公府15号院成了京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活动中心和创作基地。这个不大起眼的院子里，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也培育出很多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座院子沦为大杂院，再后来被拆除，原地建起了高档公寓，名字还叫霞公府。

1956年以后，市文联机关搬到西长安街7号，紧邻西单电报大楼东侧的大院套里，几乎是沿长安街由东向西平移两公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黄壁红瓦的院子是个“单位大杂院”，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除了北京市文联，还有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主要是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市文化局合用，两家单位在一起办公，共享一栋四层的红砖楼。整个院子比霞公府15号面积大了不少，市文联机关在整个院子的最北面。走进大门后是一条宽甬道，东边是一块块城砖建筑的古墙，直通二道门的传达室；过传达室后有一座仪亲王府时期遗存的大殿，经大殿向西，再往北拐，又是一条甬道，往前走，迎面有座楼房，就是市文联所在地了。由于离家稍远，老舍不再每天来此办公，上午一律在家写作，雷打不动，下午才偶尔到机关开会或处理公务。如今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地。

从东到西，老舍通勤时常路过长安街和天安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切感似乎成了过往远离故土的一种补偿。有作家回忆，在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而在此之前，同样在《四世同堂》里，寓居纽约的老舍曾满怀深情地书写过在遥远东方的天安门，字里行间满是乡愁：

“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艺术综合起来的纪念碑。它没声音，没有文字，而使人受感动，感动得要落泪。况且，这历史，这地理，这社会与艺术，是属于天安门，也属于他的。他似乎看见自己的胞衣就在那城楼下埋着呢。这是历史地理等等的综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亲，活了几百年，而且或者永远不会死的母亲。”

1956年国庆节，老舍佩戴“国庆”字样的红色胸条站在天安门观礼台前留影，摄影师捕捉到这位人民艺术家轩昂而自豪的一抹微笑。对于老舍来说，象征新北京的长安街和天安门终于使他告别游子身份，重回慈母温柔的怀抱。他笔下的北京城再也无须远隔河山地遥望与梦回了。

202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