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作为抗战的重要文化力量，曾引起海外汉学家的高度关注，如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罗生、王际真等人，较早地进行了翻译出版的尝试，这些先行者不仅提振了各国抵御法西斯势力的信心，还刷新了西方对“腐朽没落的中国帝国之印象”。其中，英国著名编辑、出版家兼诗人约翰·莱曼的贡献不容忽视。

莱曼是现代主义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他于1931年在剑桥好友朱利安·贝尔、乔治·赖兰兹的介绍下，来到伍尔夫夫妇的霍加斯出版社工作，与现代主义、左翼文化圈名人交往甚密，是英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主编的《新写作》丛刊作为“二战”期间持有反法西斯立场的文学刊物，不仅广泛采纳世界各地的战争文学作品，为反法西斯阵营提供文学据点，同时具有极强的社会传播效应，其子刊《企鹅新写作》战时销量之高，巅峰时期一期能卖出十万册，是同期竞争者《地平线》的十倍之多。值得关注的是，莱曼将视线投向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丛刊上刊载了张天翼、叶君健、姚雪垠、阿垅、白平阶等作家的抗战小说，向西方呈现了中国觉醒的、追求现代化的面相。

对战争中的中国抱有深切同情

虽然莱曼终生没有踏足中国，但是他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与文学。“伊顿公学、剑桥大学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相继成为《新写作》萌芽的土壤。”前两者为莱曼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氛围，而后者则驱使他朝着社会主义者转变。他深受“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反帝反殖思想，以及《左派评论》《新政治家》立场的影响，坚信“社会不公正、经济危机和掠夺殖民地的战争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消除”，对战争中的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另外，莱曼与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斯诺夫妇、朱利安·贝尔、W.H.奥登与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等保持密切交往，通过他们获得了中国抗战的一手消息，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彼时中国作为东方古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引发了一系列激荡与剧变，吸引了西方的目光。或出于个人志向，或受命于出版业，这些有识之士纷纷访华，怀着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好奇和憧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活着的中国”的形象。长久以来目睹欧洲的分裂、战争的恐怖，莱曼十分渴求建立“人民统一战线”，中国同仇敌忾抵御日本法西斯的情景无疑对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早在创刊之际，莱曼就十分欢迎“代表殖民地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在意识到中国抗战文艺与《新写作》丛刊的定位相契合后，他开始着手建设丛刊的“中国版块”。尽管在剑桥时期受到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但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抗战小说比较巧合，他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发掘了张天翼的《仇恨》，将之刊载在《新写作》的第一期上。接着，他采纳了斯诺夫妇推荐的中国左翼小说，又与中国作家叶君健、萧乾取得直接联系。此时《新写作》丛刊已经与纽约的《小说》、莫斯科的《国际文学》齐名，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刊物，对叶、萧二人而言，莱曼提供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事业的机会。也正是从他们这里，刊物获得了可观的中国文学资源。

展现抗战中国的多重面相

《新写作》丛刊秉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其入选的中国小说描绘了中国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况，由此展现了中国社会的不同侧面。丛刊首先反映了思想觉醒、英勇斗争的中国形象。在此之前，英国读者已经从斯诺、史沫特莱的一系列报道中感受到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精神面貌，富有中国特色的“游击战”牢牢吸引了西方的视线，这种作战方式灵活机动而又深入群众，对抵御法西斯侵略具有重要作用。姚雪垠、阿垅的小说聚焦游击队战士的成长。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庄稼汉王哑巴在进入革命队伍后，他的小农意识与军队的集体意识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顺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根牛绳，受到了同志的严厉教育，这才明白革命中个人利益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阿垅的《三流枪手》里的贫农老李一步步实现了革命主体的成长，初来乍到时，他十分不适应游击队的射击训练，在实战中也频频失手，遭受了战友们的嘲笑，为此他日复一日地练习枪法，最终变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思想的转变带来行动上的变化，“无知无识”的普通老百姓被革命感召，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展开了英勇斗争。

战争小说往往比较严肃，为了冲淡这类文学作品带来的紧张感，莱曼特意挑选了一些黑色幽默小说，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博读者一笑，如V.S.普里切特、格雷厄姆·格林的讽刺小说都正中他下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也是如此，小说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讽刺了“华威先生”之流，他们是战争中自诩为人民服务，却不做实事，破坏人民利益的官僚，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了官僚主义的象征性符号，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流行。白平阶的《沿着滇缅公路》的讽刺则超出了文本，与现实产生强烈的“互文”关系。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络的交通要道，在二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日本法西斯的施压下，英国政府于1940年关闭了公路缅甸段的通行，严重打击了正在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小说围绕修建滇缅公路的工人和他们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展开，好在官员明察秋毫、体恤群众，宣布卸任指导员的职务，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文本内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人民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依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渡难关；英国政府却为了一己私利实施绥靖政策，以邻为壑。仅仅相隔一年，该小说就发表在了刊物上。

还有作品折射出对战争及战后社会转型的深思。莱曼第一次阅读张天翼的《仇恨》时，惊叹于它“比任何直接的宣传更能有效地传达其隐含的教训”，即“被压迫的受害者之间诞生的兄弟情谊”。小说中流离失所的乡民们将兵油子视为罪魁祸首，欲杀之而后快，但是与三位受伤的士兵发生交集后，才发现士兵不过是战争的执行者，罪恶的根源另有其人。叶君健的《梦》发表在1946年的《新写作》上，故事隐含着超越战争语境的社会思考。小说结尾，老汉抵不住战争的压力，将大女儿兰妞卖给了地主老爷，小女儿春妞只能通过幻想麻痹自己的心灵，她想象自己学会了读书写字，还为姐姐编织了一个“与大学生结婚”的美好结局。此岸是封建社会残余的婚姻制度，彼岸是新社会自由平等的生活，如何自渡？需要叙事者“我”的抗争决心，也需要春妞心心念念的文化教育的牵引。

跨文化的传播意义

《新写作》丛刊的中国叙事具有跨文化的传播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故事，也不是为了满足西方对“异国情调”“古香古色”的猎奇心理而设计的，相反，这些故事传递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与观念。如，中国在战争中团结一心、共同御敌的场景与英国抵御法西斯别无二致，中国人民遭遇的苦难与压迫也是西方人民正在经历的现实，中西方都对战后社会的未来抱有困惑和希冀。《新写作》丛刊最初拟定的标题为“桥梁”（Bridge）正有此意，它以中国文学为沟通的桥梁，唤起英国的共鸣与同情，激发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斗志与决心，由此发挥杂志“汇集我们自己阶级的作家和工人阶级的作家、我们自己国家的作家和国外作家”的联结作用。

它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莱曼等左翼知识分子，也与中国抗战期间“文章出国”的举措息息相关。叶君健最初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贝尔结识，在后者的推荐下将《王德胜从军记》发表在《新写作》第一期上，后来他投身于中国抗战事业，与岭南大学的唐纳德·艾伦共同翻译抗战小说。萧乾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与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关系甚笃，二人为莱曼译介、润色中国小说。随着中国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寻求反法西斯盟友的心情愈发迫切，需要“主动宣传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和抗战”，“文协”的抗战宣传工作化被动为主动，于1939年创办了英文机关刊物，通过翻译作品塑造民族形象，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频共振。可见，莱曼与中国抗战文艺的邂逅并非偶然，而是双方积极寻找精神盟友、凝聚抗战共识的必然结果。

因此，《新写作》丛刊可以视为中英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英国知识界长期秉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强调中国神秘、宁静、和谐的东方文明古国形象。直至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率先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颠还沉浸在帝国主义的幻梦之中，陶醉于古典中国的乌托邦氛围里。莱曼的创举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关注“新中国”而非“旧中国”，“活着的中国”而非“死去的中国”，他将现代中国置于世界政治变局的现场做同步报道，见证和推动着中国从现代性语境的边缘位置走向对话的中心，从沉默的对象性存在转变为发出自己声音的主体。立足今日，世界局部战争不断，对和平的吁求强烈，《新写作》丛刊的跨文化案例经历百年时光，对当下的国际传播秩序重构、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软实力建设，依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值得学界进一步探析。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