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我在八十年代当记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底召开的，宣布了“文革”的结束，而真正大步改革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全国已撤销“人民公社”，完成农村管理体制的转型。
我是在1978年8月由山西省委宣传部调入《光明日报》的，做一名基层的驻站记者（这之前我还在《内蒙古日报》当过三年记者），正赶上了八十年代这一段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见证了社会最底层的变化，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重塑。
一、解放思想，解放了谁？
经过十年思想禁锢，一声春雷，各业各层陆续解放。现在回忆，什么人最先得到解放？当然是上层那些直接受迫害的老干部、文化人等，他们陆续得到平反。但以我一个基层记者所接触的社会底层中，有三类人也明显也得到了解放。
第一类是那些出身不好，有“原罪”的身份的人。——一个会说英语、懂得统筹法的农民。
1980年春，我去山西忻州采访一个传奇式的青年农民岳安林。他在“文革”前就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是因为父亲曾是旧军官，入学后又被退回乡里。这种因出身不好而高考成绩无效的事，我也是五十五年后重回中学母校参加校友聚会时才知道的。教导处专有一个备用章“不宜录取”。那时我班学习最好的一位男生，到我们聚会时，仍是一位农场工人。像岳这个出身，在村里自然受到歧视，他母亲也被迫改嫁他乡。但他没有消沉，坚持自学外语，学科技知识。村里的一个女孩子是团支书，还勇敢地嫁给了他。打倒“四人帮”后，改革的春风一吹动，他就承包了公社连年亏损的养猪场，一年扭亏为赢。他到省城科技展上参观取经，与人家用英语交谈。我写了一篇稿子《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发在报上（《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引起极大轰动，竟收到五千多封来信。这篇稿子还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也成了我的新闻成名作。农民求富心切，有不少外省人背上行李来向他取经学习。他就顺势办起了养猪训练班，居然用上了华罗庚的统筹法。好风凭借力，他也是遇上了思想开明的好领导。承包之初，公社书记说：“不怕，如果失败了我与你共担损失。”他一夜成名，地委（比县大一级，当时叫地区，即市委）立即破格将他转为国家干部，并直接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还划拨了一块实验区给他。这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但这正是八十年代的上下一心的开放精神。
类似这样改变命运的例子，在采访中还遇到不少。比如一个山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二十多年白手起家，把一所学校办得十分优秀，但因出身不好，多年来凡出席劳模会或到上面汇报工作，总是由别人代替。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可以堂堂正正地当校长。还有一个人，被错划“右派”，长期下放在公社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知识专长发明了找水仪，帮农民打井，效率极高，也为乡里大量创收。1983年，我采访了他，稿子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后，乡党委立即开会决定给他每月发一百五十元的特殊津贴。这个大胆举动比后来国务院在全国推行的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津贴早了七年。大地回暖草色绿，春江水暖鸭先知。
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阶层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不只是“文革”中才有的问题，在“文革”前就一直存在，这造成了一段时期的社会分裂。但随着“文革”结束，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就得到了总的解决，这一类人彻底翻身，得到了平反和正名。“五类分子”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改革开放促成了社会的公平和谐。
第二类是基层知识分子。——一个矿长直接提拔为省部级。
1980年早春，我到地处“高寒”的山西大同采访，惊讶地发现在郊区有一个简陋的蔬菜暖棚，棚外寒风嗖嗖，棚内的大红辣椒有拳头那么大，浓艳欲滴。那个年代，蔬菜大棚非常少见。这是一对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小夫妻，利用当地廉价的煤炭供热搞的土大棚。稿子见报后，得到地方重视。男的叫仲济学，后来当了全国人大代表、省科协党组书记。当时被埋没的人才如珠玉弃地，俯拾皆是。
1981年初，临近春节，我冒着大雪去晋东南一个煤矿采访了矿长王森浩。这个矿企是全国标杆企业，背上了“先进”的包袱，总是不停地拼设备、赶产量。王一上任即发现生产安全和设备的隐患，于是在不减产的前提下从容调配，利用节假日更新设备，强化安全规程，又新建食堂改善工人生活。矿企的“内功”大大增强。我发表了通讯《一个冷静的企业家》。1982年，王被任命为煤炭工业部总工程师，后又任山西省省长、煤炭工业部部长。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知识分子被埋没得太久了，一经报上宣传即会受到重视、重用，仿佛报纸成了组织部的参谋处、人才库。短短几年，仅经我报道过的知识分子中就有四人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及各种领导职务，最高当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自珍有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时真是“忽然人间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又像恩格斯论文艺复兴时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文革”前，知识分子在政治地位上是比工农低一等的。而随着极左思潮的推高，其地位更急转直下，被一贬再贬。不用说一些专家、教授、权威受到批斗，到“文革”后期，连大学生也被称为需要接受改造的“臭老九”了。所以“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不管你学的什么专业，一律先到农村去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曾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牛田洋事件”（1969年7月28日汕头遇台风，牛田洋处海堤决口，官兵与下放到此的大学生手拉手组成人堤，高喊“人定胜天”，结果八十三名大学生丧生大海）。我当年学的是档案学，全国只有一所高校开设了这个专业，每年只培养二十人左右，为国家输送高端档案人才。1968年底毕业后，虽未被送去军垦（大学生和知青去军垦农场是1969年春才开始的），但却被分配到内蒙古沙漠边的一个村子里去劳动。是改革开放解放了这一批人，从根本上恢复了知识的尊严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让知识分子找到了自信，他们有强烈的独立人格和务实精神。当人才饥渴暂缓、提拔基层知识分子从政为官的小高潮过去后，八十年代中期又水归龙槽，许多人复归冷静，各攻自己的业务了。王晋益由林业工程师提任为副县长。他从农大毕业后扎根山区十八年，研究水土治理，指导农民种出了亚洲最大的刺槐林区，使当地降雨量增加了一百毫米而水土流失减少百分之八十，这在北方地区有重大示范作用。但是，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后，终日为行政事务所扰，觉得是用非所长，便毅然辞职，重回山林，突显出一种来而为公、去而无私的高风亮节。他的出山、归山我都采访并报道过，这正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第三类是那些农村基层的能人。——一个听了收音机就敢跑到北京去订货的农民。
“文革”前把农民自发的买卖行为、个体手艺人的打工赚钱都看作“资本主义萌芽”，严加限制。当时曾有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民不许私自出售农产品，手艺人不能随便走村窜乡打工，这些都叫作“投机倒把”。我的家乡是煤矿产区，矿工有钱却买不到肉吃，一个村民将自己喂养的猪杀掉后舍不得吃，拿到矿上去换一点钱，还不敢白天去卖，趁凌晨工人下夜班升井时到矿坑口去卖。天黑心虚，慌乱中砍肉，一刀下去剁掉了手指。这就是当时被极左思想所捆绑的农村，生产力受束缚，社会财富得不到流通。所以冲破对集市贸易的管制，成了农村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我记得大约是1980年，《光明日报》试探性地刊发了一条只有三指宽的“读者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批评限制农民赶集的现象。“呼啦”一下如春水决堤，农民纷纷涌向集市，并且把这张报纸卷成一卷，挂在扁担上，作为他们对付“城管”的护身符。一般来讲，农村中有商品意识或有一技之长的都是稍有一点文化、头脑灵活的能人，他们是最先冲破束缚的勇者，也是最基层的思想者，是活跃生产力的代表。
1984年，我到山西翼城县采访，惊讶地发现一个农民竟能熟练地通过信息致富，要知道当时农村人民公社还未解散，仍然在吃大锅饭。讲信息革命的名著《第三次浪潮》1983年才刚刚在中国翻译出版。“信息”这个词还是个陌生而时髦的东西。这个农民叫朱勤学，一天他无事躺在炕头上听收音机，说西安市芝麻酱上市。他腾地翻身坐起，想芝麻酱不就是芝麻做的吗，咱们村有的是。他立即手工做了两罐，到北京去探路子（他很聪明，不南下西安而是北上市场更大的首都北京）。食品公司的人员化验后大喜，说：“好，一点不掺假。”张口就订了十万斤。一炮打响，他回来就组建了食品加工厂，又推出各种食品罐头，很快带动全村人致富。他一个人交的税，是全村农业税的三倍。我问他有无遇到挫折，他说：“有。马克思说，实现商品价值是‘惊险的一跃’，我们上新产品也赔过钱，摔坏的不是商品，是我这个商品拥有者。”我大吃一惊，问他在哪里读的马克思。他说《山西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原来一开放他就订了一百多元的报刊，有日报，有科技报等。我问，还遇到过什么阻力，他说最怕政策变。正当他干得起劲时，上面突然说芝麻属统购物资，不能自营，还收回了他的执照。一天，他翻看《山西农民报》上的《问题解答》栏目，说允许农民加工芝麻，还附了省里的文件。他拿上报纸就去县城打官司。县里的干部还装模作样地说内部有文件（多年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一招经常用来吓唬农民）。没想到今天碰到了“真神”。朱问他要文件，那干部又推托什么保密。朱将报纸一亮，把对方弄了个大红脸。他打赢了官司，要回了执照，思想解放、信息灵通让朱立于不败之地。他后来成了一个社办企业的经理。信息公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世界上最早的信息公开法是瑞典在1766年公布的《出版自由法》。美国1966年公布了《信息自由法》，我国2007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缺医少药，是农村长期落后的标志。农村管理体制松动之后，一些有这方面特长的人也有了用武之地，开办私人卫生所甚至医院。他们有的是家传医术，有的是当年毛泽东号召医疗下乡（1965年6月26日的批示，史称“626指示”“626下乡医疗队”），大批城市医生下乡巡回医疗时留下的徒弟。晋南农村出了两个名人，都是普通农民。一个叫任全保，专治痔疮，靠的是手术和传统秘方，省内外有名。农民戏说“修屁股富了一个村”。我去采访时，见到他的小医院病房整洁，院中间还有一个大鱼池，金鱼戏荷，病人环池闲步。还有一位叫杨文水，开了一家骨髓炎医院。他小时玩雷管炸掉两个手指，却不耽误他学成娴熟的手术技术，再加之特效秘方，远近闻名。连湖北那么远的地方都有人坐飞机来住院。他们都拉动了周围乡村的经济。
更有神奇者，有一次，我到翼城县中卫公社采访，一位青年听说来了记者就主动找来，举起双手，让我看他经过断指再植的五根手指。我问：“哪个大医院做的？”当时，断指再植在全国也是病例不多的大新闻。他说：“就是在本公社卫生院做的。”他是个木匠，那天在公社干活，一不小心，电锯一转，切断左手四指和右手拇指。卫生院的农民医生史铭可立即施行手术，耗时五小时，将断指一一接好，一百天后木匠居然又能干木工活了。我去时已过五年，他完全恢复正常。当时我正身有小疾，也为了体验一下他神奇的医术，就“以身试刀”，请他做了一个手术。在公社的土病房里静卧了五天，每天看他黑脸白衣托手术盘出入，绿荫扫窗，花香鸟语，别是一种医境。这让我想起古文里《庖丁解牛》之类的神人，世有奇术，民间真是卧虎藏龙。但史铭可仍是一个农民，改革开放后，公社卫生院让他承包了一间手术室，无病人时他仍种自己的责任田。
田鼠是农田的一大害，但又天降了一个神奇的除害人。天镇县农民赵生成，研究灭鼠十八年，还在中国科学院的《动物学报》上发过论文。他“口技灭鼠”可谓一绝。在春季田鼠发情时，他躲在树后学鼠叫，鼠应声而至，他用树枝一扫，一上午灭鼠三百多只。俗话说，狡兔三窟，而一个田鼠每打一个真洞，就配二十多个假洞，但他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真的，灌水必得。改革开放后，他成了灭鼠英雄，走遍全省五十多个县，帮助农民鼠口夺粮。政府颁给他诸多荣誉：省政协委员、省劳模，还兼县科委副主任。这在过去不可想象。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民群众，“遍地英雄下夕烟”。
二、十年寒冬后，拨乱反正时
——在郭凤莲像上画眼镜就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十年，冰冻三尺，虽然已打倒“四人帮”，但还有一些角落乍暖还寒。许多积案也不是一夜间就能全部处理完的。风暴过后，尘埃落定还要有个过程。
在正面报道、鼓舞正气的同时，记者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提供内参，反映民情，帮助政府落实政策。由于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想和社会动乱，留下了许多冤假错案，向报纸告状、来记者站上访的人络绎不绝。许多案子奇奇怪怪，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有一女子由母亲陪着来告状。原来是“文革”中她的领导住院让她去侍候，领导躺着让她喂苹果而趁机强吻。她挣扎时咬下领导一小块舌头。领导恼羞成怒，找了一个罪名将她送入监狱。“文革”结束，虽放了出来，但一直没有个说法。她拿着那小块“舌头”作为物证来告状。这本是一起性侵案（当时还没有“性侵”这个词），被害者反倒成了罪人。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文革”初期写了一部书稿，邮寄时稿子被邮局丢失，他竟连续告状十年，书生之迂若此。我不由拍案大喝：“你这样浪费时间值得吗？十年重写两部书都该完成了。”
当时有个“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确实可贵，对全国农业、农村建设也起了积极作用。但那个年代，常把先进典型神化。普通农民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大寨的村干部及所在县的干部也跟着飞黄腾达，一时纷纷升任省里或外地的干部（如我在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就是大寨供销社的一位女售货员，她人很好，我一直感谢她放我离开机关去报社当记者）。当时对大寨稍有不恭就是“反大寨”。如为了保大寨这个面子工程，全省九成的水利经费都拨给它所在的昔阳县一个县使用，而成绩都被说成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当时“学大寨”已经发展成“学昔阳”，昔阳县还搞了一个“西水东调工程”，就是把太行山西边的水调到东边的昔阳县，劳民伤财，还影响了上游几县的灌溉用水。施工中又不讲科学。技术人员认真勘探地质后确定了坝址，请示县委书记批准。书记到现场用眼睛一瞄走向，说：“你这个不好。”便搬起一块石头，走出几十步放下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省水利厅的工程师只敢在晚上戴着大口罩，悄悄到记者站来反映实情。事关重要，我几经调查写成内参上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后即批示水利部钱正英部长调查处理。后在《人民日报》上进行了公开报道（《人民日报》1980年6月15日，消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配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这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实事求是，终止拔高典型、虚假宣传的一个标志。
一天，山西农学院一个姓武的工人到记者站来告状。只是因为他在学院浇水的机房里发现一张报纸，上面有大寨支部书记郭凤莲的照片。不知谁淘气，在郭的眼睛上描了一副眼镜，这就成了“反大寨”“反革命”事件（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时正式取消“反革命”罪）。当天正是武值班，有人怀疑是他画的，于是逼他承认。武不承认，被公安关押一年，回校后又遭受批斗，屈打成招，接着被开除公职，全家即断了生活来源。武1949年入伍，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65年转业，人老实本分，不想却受此不白之冤，还遭断炊之灾。我愤而写了一份内参反映情况，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多年后，我与郭凤莲同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个团成了好朋友，但我没敢告诉她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我还以中央报纸记者身份受任调查过吕梁山区蒲县的一起所谓“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案中，县委书记被逼自杀。因案情重大，上面要求省报也派一位负责人，于是我与张长珍副总编结伴上山。山上黑压压的柏树林里藏着一座远近闻名的黄飞虎古庙。庙中有全套的阴曹地府泥塑故事。有鲁迅在《祥林嫂》里写的下油锅、锯活人等场面，十分瘆人。这里就是所谓的案发地。案子牵连的看庙老人桑保珍，也是一位志愿军退伍老兵，极坚强。他被非法关押，每天傍晚时手摇铁窗喊冤，如困兽之吼。县城不大，满街声闻。当局无奈，将他放出，他即到北京告状，找不到人，就在长安街电报大楼给当时的中纪委领导发了一份千字电文，才引起这场调查。我上山时，老人在医院里已不能说话，但见来了记者，知事已解决，以手指心，表示其愿已遂。我曾就此事写过一篇散文《桑氏老人》。一段时间，记者站几乎成了信访站，群众对党报抱以极大的信任，上面也常直接给任务要报社配合督办。这也可以看出舆论监督的力量。
其实记者站反映的冤假错案（报社专有一个内参刊物《情况反映》）只是冰山一角。我退休后与时任胡耀邦秘书的张耀光先生同住一院，他说那时他们在中南海值班，每天都会到传达室取回大量申诉信件。开始他是用提包取信，后来干脆用值班室床上的大床单一兜，背了回来，可见当时这项工作之复杂繁重。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改正四十五万名“右派”，为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仅在农村，就有四百四十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因出身被打入另册。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迎来新的曙光。
三、手脚一松绑，万事都可能
——承包承包，一服几乎万能的灵药
实现经济体制的大改革是后来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先开始的是在旧体制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承包试验，踩着石头过河。“大锅饭”体制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民过着苦日子。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秘密签订“大包干”的生死契约，开了承包责任制的头。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甚至与农村相关的科技、企业管理的改革都是先从责任承包开始突破的。一段时间内，这几乎是一服万能的灵药，迅速解放了生产力。
山区水土保持是个老问题，过去植树靠搞运动，年年组织大批人马上山，但春天栽树秋天死，山就是不绿。因为没有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严重，1982年山西沁水县（作家赵树理的家乡）发大水，卷走半个县城，毁了一万多亩耕地。县委立即拍板荒山承包，办家庭林场，合同一订五十年。几个月内就有三千多户农民上了山，连几千公里外的浙江省都来了五户人家上山承包。我在山上采访了一户农家，女主人叫李琴。她说：“上山头一年，靠育苗收入一点二万元，当年就成了万元户。今年整地三千亩，植树一万株，收麦子五千斤，山楂、山药蛋各一万斤。明年三千株梨树就要挂果。这样的好日子谁不愿上山？原来给儿子说了个媳妇，娘家嫌穷要退婚。一看这好光景，立马把姑娘送来了。”只推行了这一项政策，原来三十年绿不了的山，三年就普栽了一遍。林权改革是比农田经营改革更复杂的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2006年，我在《人民日报》值夜班，发现一篇福建全省推行林权改革的稿子。这在全国省级林改是第一例，我立即批发头版头条，标题为《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建全省推行林权改革制度》（200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虽然已到凌晨时分，我还是难以抑制兴奋，亲手配了一篇评论《栽者有其权，百姓得其利》。当时，全国正开林改会议，这篇稿子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当地农民则将《人民日报》标题上的这几个大字“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刻成碑，立在山上。这是后话。
在农村推广新技术是很艰难的事，一要让农民相信，二要技术员敢于担责任，能吃苦，愿意下乡。其中的关键还是双方的利益。山西忻州农技推广站站长郭蒲生从1982年就开始大胆试验科技承包。全站二十一人分成三片，人人头上有合同，分别联络六百多个科技户，每户又联络七八十个普通农户，在全县铺开了一张农技推广网。引进许多新技术、新品种，坚持五年，全县粮食增产六千多万斤。站里除留够发展基金，技术员每年分红最多可达八百元。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技校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大收入。因这项创举，郭被评为“全国农技推广先进个人”，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篇稿子也产生了连锁反应，地方上专门作出推广科技承包的决定。
承包，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制管理、效率管理。西方早就采用，我们改革开放后才刚发现。“文革”前的管理只讲精神，靠劳动者的自觉、牺牲、奉献，但这靠不住。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管理只有与利益挂钩、落实责任才能出效率。
山西交城县产一种骏枣，个头特别大，每个一寸多长，过去农民赶集卖枣不用秤，而是用尺子量，一尺七个。但“文革”十年，地荒人疲，这个品种严重退化，全县枣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改革一起，林校毕业的青年技术员解进保就向林业局借了两万元承包了一个研究所，主攻快速育苗和老树更新课题。我采访时亲见了他们上天入地的认真精神。为了观察花期变化，他们专人、专树，定时爬到带刺的树梢上去观察记录。而为了观察根系，又在树下挖出地沟切面。我爬进一个类似地下室的方坑，只见玻璃贴面后的土层里主根虬劲，细根如麻，原来每一棵大树下面还藏着这么多根系，真佩服他们竟想出这么个观察研究的好办法。我想起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故事，为观察一只昆虫，他能在一块石头旁蹲一上午。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全所育苗四十亩，二十一棵多年不挂果的老树结了果，有一株产了一百六十四点九斤果。他们还清了借款，还余收入三万元。这事发生在1980年，属于科技界最早的承包案例，轰动全省和全国林业界。这篇稿子见报后获首届“全国林业好新闻奖”。解进保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枣树苗一直卖到新疆，他作为优秀引进人才，全家落户北京。
改革前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不高。当时流行一句话：“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出工不出力。”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当年正主政安徽，他对上黄山的邓小平说，农民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所以，安徽最先出现签生死合同承包土地。那时我在北方农村、城市采访，也处处看到这种承包的积极性，真可谓一包就灵，这对解放当时的生产力和以后的改制起到重要的过渡作用。当年有一篇写工厂管理改革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曾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旋风。四十年后在一次采风活动中，我见到作者蒋子龙，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忆起当年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文学界感受到的这股改革热潮，仍然激动不已。
四、底层卑贱者，最是可爱人
——一个备好棺材去栽树的人
由于是驻站记者，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是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那种不求闻达、默默牺牲的精神，总给人一种仰望星空似的崇高感，但这却常使记者陷入一种尴尬与内疚。因为新闻只报道那些不平常的事件，最好是石破天惊，所谓“记者唯恐天下不乱”。而这些劳动者平静得出奇，没有惊天事件，只有无名精神。这与上面说的改革开放无关，而是千百年来就默默存在的一种劳动本色。
山西雁门关外以风沙、高寒著称。我工作的那个年代，风吹沙埋，小汽车都能顺着沙坡开到城头上，可知庄稼和民生受沙害之烈。1983年，我在神池县遇到这样一件事。村里七位平均年龄已七十一岁的老人，觉得在生产队干不了什么重活了，七年前就自愿组织了一个植树队到村子上游去植树防沙。他们绿化了八条沟，造了七条防风林带，改善了小气候，创造了大量财富，只油料一项就增产了十七倍。一次林木间伐的收入就给全村每户人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这还不算什么，最感人的是他们内心的境界。我去时只有一位老人还健在，名高富，已八十一岁，孤身一人。城里的女儿接他去住，他坚决不走，说要坚持栽完最后一棵树。我是在他的小院里完成采访的。一排三间土房，院子空空荡荡。我盘腿坐在土炕上，山高屋小，风吹树响，四面凄清孤寂。而高富老人却很兴奋，说起他东沟西坡的树如数家珍，一会儿又举起手里那杆北方农民特有的细长的旱烟杆，敲着墙壁说：“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了，就放在那边屋里。哪一天栽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他说完爽朗地大笑。这种轻松随和，好像明天要出一趟门。闻之，我肃然起敬，一下想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小人物庞德与关羽打仗，关羽是一员名将，但庞毫不畏惧，上阵时身后抬着一具棺材。而史上还有一个更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清代左宗棠以花甲之年带兵西行收复新疆，为表还我河山之决心，西出阳关长长的行军队伍中抬着一具醒目的黑漆棺材。人不遇最重之事、不到最后之时，是不会备棺明志的。而我面前这位瘦小的老农民，虽在做着极普通的栽树之事，却也已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可与沙场上的统兵将帅相比，而且谈笑自若，如话家常。为了锁住风沙，让家乡变绿，当初与他一起奋斗的几个老兄弟已一一离去，他还在一往无前。多么可爱的农民兄弟！尽管我内心升起无限的敬仰，但作为记者我无法下笔。栽树这种最普通的事，几乎构不成新闻，无法见报。我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有一种见义而不为的窘迫。我知道基层有许多这样的无名英雄被长久埋没。
那天我回到县里仍然心有不甘，便向县里建议：应该为这七位老人立块碑，以示表彰。栽树不是新闻，但为普通农民立碑却从未有过，这就是新闻。县委欣然接受。于是我终于发了一条消息见报。后来又将这次采访所感写成一篇散文《青山不老》，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现在还在使用。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山西吕梁地区山高沟深，干旱少雨，一向贫瘠。这种地方办学最难，没有人愿意上山教书。但是方山县一小学教师李健，却在这里扎根二十多年。从一开始只身上山，一孔窑洞办学，到后来盖起了一所学校，又兼科技推广带领全村致富，其中辛苦一言难尽。当年山上有狼，为保孩子安全，他早晚一个一个地接送。遇下雪天就早早起来，扫出一条条小路，从学校连到各家门口。1985年我去采访时，村里仍然不通公路。县委书记刘则民陪我上山，弃车爬山十多里路。虽然我十分激动，但采访结束后仍然无法写稿，因为这样的山区学校在中国农村太多太多，算不上新闻。但我心有不甘，我知道吕梁山区曾经为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曾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吕梁英雄传》。李健堪称现代版的“吕梁英雄”。下山时我与刘书记商量，你们能不能授予他一个“山区办学英雄”称号。他说：“县里太穷，实在没有钱。”我说：“不要发奖金，供销社五分钱一张奖状，这总买得起吧？”他说：“这好办，我明天就开常委会。”我说：“等你电话，你一通过我就发稿。”回到记者站驻地太原，我写好稿，等他的电话。书记没有食言，电话一响，我即把稿子用传真机传到北京。1985年9月20日《光明日报》罕见地在头版头条以大标题为一个山区小学教师发了一条消息《小学教师李健被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
以上两例是颇费周折发出去的稿子，而大多时候仍是“眼前有景道不得”，留下无尽的遗憾。直到二十年后我已在京工作，山西电视台找我做一档《往昔岁月》的访谈节目，我又想起当年采访的这些普通劳动者。太原五中有一位女教师，“文革”中挨斗留下腰伤，仍一直坚持登台讲课，还兼班主任。我去采访时，她从床下拉出两大箱教案本，每本左右两面，两种墨色笔迹。蓝色为课前的教案，红色为课后学生的反馈及改进方案，就这样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她单身，爱生如子，极受学生尊敬。有一年，她带的高三班毕业了，两个女同学已考上大学，怕她以后孤单，征得家长同意愿认她为母亲，她也高兴地答应。谁知第二天这两个学生带着鲜花、小礼品来看她时，她却反悔了。她说，想了一晚，还是师生之情最纯洁。两个孩子大哭而去。二十年后，山西电视台到北京做回访节目，我对着镜头讲述这一段往事时仍不由失态而泪下。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为《事业便是你的宗教》。我暗下决心，记者就是在为“隐者”立传，为无名者传名。八十年代在基层当记者，也是我人生观成熟的阶段。
以上只是略举数例，九牛一毛，冰山一角。这些社会基层的最可爱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彻底洗刷了我的灵魂，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只要一想起他们就照见了自己的渺小。此生唯有奉献，只有勤奋。
五、沉浮与关爱，难忘那段情
——怀念那种工作和生活状态
大凡一个社会处于革命或变革的上升时期，其世情、风俗、工作作风、人际关系、办事效率等，也都是明朗、和谐而令人愉快的。因为这时大家都为着一个大目标，容易形成合力。
记者站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单位，它有两个工作环境。一个是驻地的相关部门，一个是北京的报社。《光明日报》主要面对知识分子，所以和省科技、教育、宣传部门打交道多。向上主要是与记者部对接，也涉及其他如科技、教育、内参、总编室等编辑部门。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当时改革开放，八面来风，地方领导很注意自觉吸收最新信息。而大报驻站记者上通中央，下接基层，信息灵通，又是在为地方宣传，双方已主客不分。比如经我报道的某个基层的人才，同时就成了他们的储备人才。而外省有什么经验也常与驻站记者沟通。省科委主任李光耀是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极重视知识分子，经常找我去了解情况，甚至让我列席他们的党组会。
“文革”十年埋没积压人才太多，记者站终日接待信访，人来人往，里面有许多人才。我就大胆提出，不要等靠上头安排，要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一个“晋光人才开发公司”。晋，指山西；光，即《光明日报》。省委非常支持，随即拨款四十万。这大概是全国第一个人才开发公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报在同一天（1984年1月26日）报道成立消息，可见当时的重视程度。记者站初创，没有办公场地，市长知道后把我叫去，当即让城建局局长拿来市区规划图，亲自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小方块，当场敲定基建。他们完全把记者站看成一个能发挥特殊作用的编外单位了，也可见舆论对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至于说到报社编辑部的信任支持，至今回忆起来心里仍是热乎乎的。记者部主任卢云先生是个老报人，作风干练，宽以待人。每次电话里听我汇报完选题后，他当即拍板，声音洪亮：一千五百字，头版右上，三日内发来，等等。让我感到，做这样的工作真是一种享受。编辑部对记者的建议充分体谅，大多能接受。像前面提到的对栽树农民、山村教师报道文章的发稿，都是不按常规出牌的。
还有更特别的一次。“文革”十年，教育是重灾区，乡村学校更是缺物少人。1984年，我在曲沃县采访，意外发现全县集资办学，每个农业人口十三元，修了三万平方米校舍。省政府还给县里送了一块“兴学育人”的金匾。特别是在采访中，农民说的话十分生动。这简直不是新闻采访，而是文学采风了。比如说“家里没有文化人，发家致富没有门”，“哪村学校烂摊摊，哪村干部没远见”。有个马庄村有钱，没有文化人，买了个拖拉机不会用，别村人就挖苦说：“你马庄不是有钱吗，能买机器咋不买个人？”有一个村集资建校后还立了一块纪念碑，乡村秀才写的碑文竟十分有文气：“队穷排除万重难，心齐酿造千条计，集资筹料，遣匠施工，百日内危房全无，三月中桌凳皆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今撰文树碑以昭示后辈，流芳百世。”文后附一百七十四名捐款人名单。
只要看着这些鲜活的文字，一个个朴实的父老就在你的眼前浮现。我不愿把它们硬揉强拧成一篇所谓的消息或通讯，决心保持原汁原味，便整理出两个大队支书的谈话、一组新民谚和一块碑的原文，编成一版组合式新闻稿。又在县委办公室找来一张大白纸，画了一张我设想的版面草图，塞进信封，连同稿子发往北京。按说这样做有点犯忌，画版是总编室的权力，就是报社一般业务都不越雷池一步。从来只有司令部发电前线，没有前线的小兵向司令部发电提方案的。我一个驻站小记者真是无知无畏。一周后，这组稿子真的在头版头条见报（《光明日报》1984年3月29日），版式竟也是采用我的草图。而且报社内部的业务刊物还专门对此稿作了推荐、研讨。那时，上下左右就是这样一种鼓励创新的空气。
有一次，我在晋北采访遇雨，回到招待所把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到炉子上去烤，人光着身子钻到被窝里，一边与县委通讯员聊天。他无意中说到，他们书记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奔着上大学的，不切合农村实际，应加强职业教育。我觉有道理，一骨碌翻身坐起，披着被子，就着炕桌，写了一篇内参稿，让通讯员当天寄走。没想到当时正开全国教育工作会。会议闭幕时，请当时分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讲话。万说：“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内参，我念一下。”正是我那份在山区小城招待所里打赤膊写的稿子。“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改革忽起，那时候真是上下都没有什么固定的规矩和架子。第二天，此稿以“记者来信”的形式公开见报，发在头版头条（《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当时举国上下，无论社会的大环境还是报社的小环境，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解放思想，不拘形式、大刀阔斧地改革创造的氛围之中。
这让我想起了革命先烈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改革开放真是那样一个好时期。
六、随着社会转型的个人转型
记者身处社会，三教九流，无所不近，上雅下俗，皆有接触。我因写作长篇《数理化演义》，连续复写抄稿（当时还无电脑），突然右手肌无力，不能提笔、握筷，到各大医院看了都不见效，心想这右手完了，已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用筷。忽一日，一人来站里信访，谈完正事，见我手的症状，便说不妨让他父亲来给我试一试。其父是山西榆社县的一个村医，八十一岁，正来他这里探亲。翌日，老人来了，打开老花眼镜盒，抽出几根银针，也不消毒，先轻咬于嘴唇，接着在我的右肩连下几针，然后掏出一罐黑膏药，沿针的外沿抹了一圈，又取一个大罐头瓶子当火罐加热吸了上去。如是者连续三天，我右手康复如初，如此神奇无法解释。后来我因在报上发的一篇文章，有缘被邀参加钱学森组织的一个思维科学筹备会。他这样解释：“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它只是经验。阴阳五行，现代科学解释不清楚。客气地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这是恩格斯的话，自然哲学不是科学，它有猜想因素。但这不是说它不重要。我们有许多知识就是经验。……可以叫‘前科学’。”（这是一次没有公开报道的小范围会议，有高士其、吴运铎、李泽厚等五十九人参加。为存史料，我后来整理了一篇《钱学森在一次思维科学研讨会上讲话的原始记录》，见《书屋》杂志2023年第五期。）我讲这两个自己曾接触最下层和最上层的例子，是想说明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记者站就是一个实习所，记者有最好的学习、磨砺机会。只要留心，时时处处皆学问，勤奋努力必有成。
但是从某个角度讲，记者如运动员一样，也是年轻人的职业。特别是基层记者，总有跑不动的时候，转业换岗是必然的。当我接受八十年代改革大潮的冲刷、洗礼时，随着岁月的斗转星移，自己也渐渐地被重新塑造和改变着。
一是从新闻转向文学。正所谓“歌咏之不足，则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新闻囿于事实、限于时效，常不能尽抒胸臆。而它最近的一个邻居就是文学，同为文字工作，记者很容易转型为作家。我的文学创作完全脱胎于新闻这个母体。素材为新闻采访时所得，而目的则是为我的采访对象继续深层服务。我的文学创作高峰是作品入选中小学课本。从1982年《晋祠》入选课本始，至今已连续四十多年有作品收在课本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22年还特别为我颁发了一个“连续入选教材四十年”纪念奖杯。而四十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则是因为采访学校时见学生读书太苦而写，不想阴差阳错，成了一本四十年不衰的畅销书。
二是从记者转向学者。信息虽然新鲜、快捷，但它的缺点是浅而短，瞬间即逝。总是与信息打交道不免就有顺藤摸瓜、探本求源的好奇心，会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首先完成了新闻方面的四本学术著作《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评委笔记：新闻绿叶的脉络》《署长笔记：新闻原理的思考》《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分别研究采访、写作、管理与编辑。后又因采写人文古树出版了《树梢上的中国》而创建了“人文森林学”，还登上了林学院的讲台。其他还有一些如写作、审美方面的杂七杂八的研究，本来记者就是杂家，新闻就是杂学。但学术很有意思，它是开拓者，好比探险的尖兵、煤矿的掘进队，艰苦而有刺激，常常会有惊喜。
三是从平民转身为官。这一生我本从没有想到为官，但命运阴差阳错，跌宕起伏。正当我笔下报道的人物被官场不断地选用时，我也被组织选为后备，但随即又因一封匿名信而被罢“候选”。我曾有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正欲去埋头治学，这时又一纸调令调我回京，参与筹建新闻出版署。说来有点宿命感，我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站是黄河上游的内蒙古临河，而在记者任上的最后一次采访是在黄河中游的壶口，正是在那里接到要回京的电话。我在任上写的最后一篇稿子《壶口瀑布》发在《人民日报》上，后入选教材，如今还在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算是我基层记者生涯的一个句号。这一去就彻底离开了我心爱的记者岗位，也告别了难忘的八十年代。但我一直是个业务型官员，也从不敢扔掉手中的笔。曾有诗：“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