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歌和大众握手—— 《大公报》的《战线》副刊与大后方的诗歌朗诵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敌军的侵略、国土的沦丧对文艺界造成强烈的冲击，诗坛围绕“纯诗”形式的探讨、论争不得不画上休止符，救亡的紧迫性也使诗人们“肩负着以文艺为武器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伟大使命”。值此之际，一种以“声音”为媒介直接输送给大众的“听觉的艺术”——诗歌朗诵，被视为救亡宣传与动员的“利器”而广泛开展起来。臧克家在《诗歌朗诵运动展开在前方》中说：“诗歌，这大时代的号筒，在抗战中已经悲壮地在大众心间响彻着了。它的声音里迸着红的血，热的泪，迸着海潮一般的救亡热情。它呼号着，它愤怒着，它战斗着。”在他看来，抗战的烽火，烧化了诗歌“华贵的衣裳”，让诗歌终于“和大众在握手了”。
1937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汇集于武汉的作家们在青年会举行了一场相当规模的纪念会。此次活动除了演说之外，还添了一个新的节目，就是诗歌朗诵。在纪念会上，柯仲平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猫头鹰》，高兰的《我们的祭礼》一诗被作为祭文由知名电影、话剧演员王莹朗诵。尽管亲历现场的时人对柯仲平与王莹的朗诵评价不一，但这次纪念会上的诗歌朗诵实践无疑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先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又以武汉为中心迅速开展起了一场诗歌朗诵运动。
诗歌朗诵之所以能在武汉迅速“运动”起来，以“人—事—刊”为经纬编织的行动网络事实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由陈纪滢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是诗歌朗诵运动开展的重要阵地之一。《战线》副刊在汉口创刊之初就开始登载标注了“朗诵诗”字样的诗歌（虽然“朗诵诗”这一名称在之后产生不小的争议），譬如锡金的《老家》、高兰的《放下那枝笔！》《吊天照应》，以及署名“张洛蒂”的《永定河上的血债》等。1937年10月23日，《战线》副刊又刊发了穆木天的《诗歌朗诵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与陈纪滢的《关于朗诵诗歌》，后者还借此为诗歌朗诵运动“正名”。于是，在《大公报》的牵头下，其他刊物也纷纷配合响应，陆续登载标有“朗诵”字样的诗歌。《大公报》登载的“朗诵诗”极受广播电台的欢迎，陈纪滢在《新诗朗诵运动在中国》中写道：“几乎把每次报纸上登的朗诵诗都广播了。”
1938年10月汉口失守后，诗歌朗诵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纷纷迁移至大后方。虽然大后方的文化生态复杂，但因诗歌朗诵依然是“抗战宣传上一个大的推动力”（陈纪滢：《抗战第二期文艺之回顾》），加之众多文化人、文艺组织机构和大学的集聚，诗歌朗诵运动反倒更加蓬勃。加之彼时陈纪滢也结束了在新疆的考察抵达陪都重庆，于是，由其主持的《大公报》的《战线》副刊一方面依旧通过刊载诗作和诗论的方式，在“阅读空间”维持着朗诵诗的热度；另一方面还以作者联欢、诗歌座谈会的形式积极推进着诗歌朗诵实践与理论的探讨。
1939年1月初，《大公报》举办了一次“本刊作者联欢”，文艺界参加的有宋之的、胡风、老向、孔罗荪、高兰等人。在这次联欢会上，与会者针对“目前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对于“战线”副刊之建议意见等问题相继发言。发言环节告一段落后，紧接着便由在座的几位诗人进行诗歌朗诵。首位登场的诗人是程铮，他选择了自己的作品《不再流亡》进行朗诵。陈纪滢后来追述，尽管程铮的国语表达并非尽善尽美，但他所传递的诗意与情感却成功吸引了在场众人的关注，使大家开始聚焦于朗诵诗这一艺术形式。最后是高兰压轴出场，他所朗诵的是其发表在《五月》杂志上的长诗——《我的家在黑龙江》。高兰以其精湛的朗诵技巧，将诗歌中蕴含的深沉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得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深受触动。当他朗诵结束时，整个会场一片肃静，“大家都感觉心头上有一重压力”。
1940年初，《大公报》又邀请文艺界人士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关于怎样推进诗歌运动，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发挥意见很多，决定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领导之下先恢复诗歌座（谈）会。”（陈纪滢：《新诗漫谈简纪》）此后不久，又有人提议：“我们组织诗歌朗诵队吧：叫诗歌直接和群众见面，来促进诗歌语言大众化。诗人们都赞成。”（臧云远：《雾重庆朗诵诗小记》）于是，在“文协”的支持下，1940年11月12日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诗歌和音乐界的茶会上正式成立了诗歌朗诵队。大会由陈纪滢主持，并报告朗诵队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研究诗歌朗诵的方法和技术；其二，推广诗歌朗诵运动，使之大众化。有学者曾对“诗歌朗诵队”的成立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梳理，在此不赘述。诗歌朗诵队的成立不仅是对诗人激情的唤起，某种程度上为诗歌朗诵运动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可能与保障，如陈纪滢在《祝诗歌朗诵队成立》中所说的：“诗歌朗诵队的成立，不但是要扩展诗歌的领域到各阶层去……更（要）由于可以朗诵的诗歌，训练出无数的朗诵专家。”故而在朗诵队队员的招募上也相应放宽了要求，《大公报》刊载的《小消息》中有：“凡对诗歌朗诵有兴趣并对音乐发音有素养，经文协会员二人之介绍，可加入诗歌朗诵队。”诗歌朗诵队当时在重庆确实开展了几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活动，“各大学纷纷响应，组织了诗歌朗诵会，一时山城夜夜诵诗朗朗，青年诗歌爱好者，排练背诵，登台表演，或在饭厅，或在礼堂，或在操场；诗情高昂”。（臧云远：《雾城诗话》）然而既因国民政府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也因诗人们的四处奔波，诗歌朗诵队最终宣告解散。即使如此，诗歌朗诵在大后方并未消失，而是在各种纪念仪式、活动上依然进行着。
除了对诗歌朗诵实践开展的助力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之于“朗诵诗人”高兰的诞生也有所推动。若以“人情之机微”观之，可以说，与陈纪滢的相交结识，对高兰的“朗诵诗人”之路有所助益。据陈纪滢在《忆高兰》中回忆，他与高兰初晤于在武汉的一次“躲轰炸”，之后就朗诵诗的创作与实践，“我把我的意见，说给高兰，他很赞成”，并称赞高兰“声音洪亮，音色感人与优秀话剧演员可以媲美。他不但把每个字，每个词汇送入听者的耳鼓，而每句诗的感情，他也能予以适度的表达；所以在他朗诵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吸引住每位听众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在《大公报》举行的作者联谊会、诗歌座谈会上，陈纪滢都多次相邀高兰参加并现场朗诵其作。而高兰在将自己的朗诵诗歌重新整编后也是交由陈纪滢负责出版。
抗战胜利多年之后，陈纪滢如是说道：“朗诵诗之名，在抗战前就有，并非我首创，但朗诵诗兴旺起来，却不能不说由我倡导始。”的确，书斋中的诗歌朗诵早在新月社时期已有尝试，但早期实践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人圈子，是“客厅朗诵”而非“舞台朗诵”，并未面向大众。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让诗歌从“少数人”走向了“多数人”，伴随着锣鼓声和喧闹声，诗歌靠朗诵的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不仅实现了战时宣传的效果，而且培养和成就了更多的诗人，并推动朗诵技法和理论研究走向深入。《大公报》的《战线》副刊对早期的诗歌朗诵运动以及诗歌朗诵实践在大后方的持续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今学界凡论及抗战时期的诗歌，特别是诗歌朗诵运动与“朗诵诗”的流行，《大公报》的《战线》副刊都是不能绕过的重要史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诗歌朗诵已然逐渐从一种“文学运动”变为了“文艺活动”：战时文艺宣传的意识形态需求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而逐渐淡化，诗歌朗诵承载的文艺表演和文学交流的日常属性日渐凸显。通过“朗诵”，传递声音与感情，让文学抵达最广大的读者，已经成为普遍的综合艺术表现方式。重新回顾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充分重视让诗歌“和大众握手”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当代文艺工作者加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立场，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
［作者系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讲师，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术研究一般项目“听觉政治视域下郭沫若的抗战演说研究”（SC24E02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