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传记文的精神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情怀、道德操守，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要素。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续中华民族精神命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我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中蕴藏了大量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还需回归到传统文学作品中。传记文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其价值在于其精神内蕴与文化魅力，即通过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技法，在传主形象的塑造中，表现真善美，传达积极的思想精神，从而起到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桐城派作为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流派，其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应用性，继承并发扬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与民族性格。本文尝试从爱国情怀、民本思想和讴歌亲情三个方面探究桐城派传记文的精神内核，以展现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情怀是历代传记文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支撑中华民族延绵不绝并不断发展兴旺的重要精神力量。通过传记文记录和塑造爱国英雄正是将这种精神力量传承并发扬下来的方式之一，也是桐城派传记文精神内核的最主要方面。
童庆炳先生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中对“文体”的概念进行界说，“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传记文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就需承担负载社会文化精神和个体人格内涵的作用。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在继承《史记》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义法”说，作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石之一，其中“义”就是要“言有物”，即文章要包涵一定的精神内蕴。故而无论是从文体角度还是桐城古文理论角度，桐城派传记文都需展现出一定的精神内核。桐城派传记文中体现出的爱国情怀就是“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精神内核的重要体现。这在姚门弟子的传记文中体现最为明显。姚门弟子许多都活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经历时代巨变，所以他们在传记文中抒发爱国情怀，坚定民族立场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梅曾亮在《王刚节公家传》中赞扬了杀敌牺牲的英雄王锡朋。在歌颂王公“所亲率及身自荡杀数十百人”的英勇行为后，更是直接披露了清总督和巡抚见死不救的行为，并指出这是导致战斗失败、爱国将领牺牲的主要原因，“是役也，贼可三万，我兵计五千。公檄请益兵，大府不应。战且五六日，势足以待救，亦坐不救”。赞扬与批判兼备，更加警醒人心、发人深思。《陕西巡抚邓公墓志铭》记载了邓廷桢的一生，特别突出其任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时帮助林则徐整顿海防、抗击英军的事迹，同时也为林、邓积极禁烟，抗击侵略而反遭诬陷鸣不平。在《徐柳臣五十寿序》中梅曾亮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我国落后且被动挨打的原因，“中国非兵不多，粮不嬴，患气不振”。作者的爱国、伤时、忧民情怀跃然纸上。
姚莹的《陈忠愍小传》以歌颂陈公抗击英国入侵者的英勇行为和痛惜他为国捐躯为主要内容，也是一篇弘扬爱国情怀的传记文。这些文章中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桐城派传记文的精神内核之一。
无论是梅曾亮还是姚莹，这类传记文的精神内核都不仅在于歌颂爱国抗敌英雄，还在于揭露了清廷的腐败。许多失败都是缘于自己人的背叛倾轧和懦弱。这样自我揭发的勇气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这样的记录也有一定的补史价值。通过这些传记文，历史的真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
民本思想
桐城派作家的传记文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当时的官吏而作，其中有能力、主张经世致用，有仁心、以民为本的官吏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为官吏所作的传记文反映出的是作者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和对社会的思考，也是其传记文重要的精神内核所在。
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为代表的唐宋古文运动大家高举“文以载道”的大旗，注重文章的补益于世之效和“载道”之用。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桐城派作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目标。桐城派在传记文创作中，注重反映民本思想成为其“载道”的重要一面。如方苞的《少京兆余公墓志铭》，传主余公作为一方县令却敢于为人民的利益不理权臣年羹尧额外加赋征税的无理要求。“年羹尧巡抚四川，加正赋，通私茶，犹不足以奉战士，多额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应。乃遣内丁持印文告谕。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哗乃开门坐正堂，命反接。众相视不敢动。君冯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签，丞、簿皆曲跽为请。须臾，士民集堂下者，数百千人。”余公不畏年氏的强权，无视其无理要求，刚正不阿，以法度和百姓的利益为准。从丞、簿以及数百千的百姓为他求情的行为中可见其深得民心。
再如姚鼐《顺天府南路同知张君墓志铭》中的张同知，“君以淀水涨，亲往护文安隄，自夏迄秋，昼夜劳惫，隄得固而君得疾，次年疾进，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卒于官，年四十五。”《蒋君墓碣》的蒋同知，“值水涝，君行视救溺者，中湿，未几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他们深入调查水患，身先士卒的救人护堤，也因此而得病，均四十岁左右就为百姓献出了生命。姚鼐《兵部侍郎巡抚贵州陈公墓志铭》中的传主陈公也是一位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官员，“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饥，米升至钱五六十，暴民胁众为攘。公遍至所部，颁布上恩，督吏赈恤，防捕盗贼，全护疲困，自夏迄秋，安徽得宁，而公劳瘁成疾。其后擢贵州巡抚，抵治所，旧疾大作，遂薨，为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饥民暴乱，身为兵部侍郎的传主并没有采取常用的武力镇压的方式，而是体恤民情，赈灾、捕盗，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最终“安徽得宁”，而陈公却积劳成疾，为一方百姓而牺牲。
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官员的远见卓识方面，方苞在《广东副都统陈公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位临终不忘留下遗言为沿海人民请求开海禁的官员。陈公体察民情，至死都在为一方百姓考虑。从现代的角度看，陈公反对海禁也是十分有见识的观点。这些传记文所传达出的为民请命，为民谋福祉的思想，正是桐城派传记文的精神内核的体现。
亲情讴歌
亲情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情感，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亲情的滋养。对亲情的赞美是传记文的重要题旨，也是展现真善美、体现传记文精神内核的重要方面。
桐城派作家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均学习归有光散文表现人间真情的写作方法，方苞专门将这一类文章命名为“事关天属”类。这类文章往往通过记录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于生活细微处表现人间真情。如刘大櫆的《章大家行略》通过一个细节描写表现了老人对孙子的关心，“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僮奴皆睡去，独大家煨火以待。闻扣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曰：‘若书塾否？ 先生曾扑责否？’”一位失明老人于雪夜艰难地为孙子开门并关切地询问其一天的读书情况，老人的一片关爱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这篇传文的笔法与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酷肖，都选择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亲人细微处的言行来表现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与期许，其细腻而真挚的细节描写，藏情于微处，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
方苞的《弟椒涂墓志铭》，选取自己与小弟一起玩耍和弟弟生前独自承担家务重担、侍候父母的生活片段描写来表达对亡弟的思念和歉意，从而体现兄弟之间的感情：“时家无僮仆，特室在竹圃西偏，远于内，余与弟读书其中。每薄暮，风声肃然，则顾影自恐，按时弟必来视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间忘之矣。”“弟性警敏，鸡鸣入市购米薪，日中治家事。”简单的读书场景中兄弟之间的默契与感情便跃然纸上，无需再过多渲染。传文对弟弟每日劳作的描写虽未曾作浓墨重彩的记录，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为兄长的歉意。正是因为行文中的感情铺垫，结尾的铭文中爆发出的悲痛尤为真挚自然：“天下之于吾弟酷矣！使弟与兄死而余独生，于余更酷矣！ 死而无知则已，其有知，弟与兄痛余之无依，母视余之自痛而更酷邪！”这类传记文通过具体日常生活场景来写亲人，其中没有说教，少有功利性目的，以抒发感情为主。
还有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遗憾之情的，如曾国藩的《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寿序》：“夫亲之所赖于子者，定省甘旨，疾痛苛痒，请席请衽，亦不必名位而后能给也。求而不得，远游迟滞，而父母之年加老焉。至于衰髦，而心思一见其子而口不言者，往往然也，人坐不察耳。国藩窃禄冒利，去家十年。西垣羁留京辇，亦越七载于兹。此又吾两人所每怀内疚，而未敢须臾忘者也。”曾国藩和友人曹西垣有着相似的经历，不能尽孝于父母之侧，忠孝难以两全，愧疚之情贯穿于字里行间，这既是写传主，也是作者自己的切身感受。
在讴歌亲情的传记文中，以塑造母亲形象为最多，如梅曾亮的《周石生授经图记》，梅曾亮回忆母亲教他读书时的情形，“曾亮年十三四，家大人方试礼部，留京师，每从塾归，则吾母课诵，必问所习者师讲解否？能记忆否？背师作游弄否？自塾归适他所否？”母亲关切地询问孩子读书的情况，几句简单的日常话语中，可见慈母爱子之心，语浅情深。此文写法同样与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和刘大櫆的《章大家行略》相似，通过普通的日常话语，通过细致入微的白描描写，不动声色地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打动人心，引发共鸣。
更难得可贵的是在这些讴歌母亲的传记文中，桐城派作家没有仅仅着眼于母亲们的辛劳和艰苦，也没有仅仅将她们放于家庭之中，而是通过母亲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们不输男儿的胸襟和魄力，如姚鼐的《章母黄太恭人墓志铭》，章母面对汹汹而来的灾情，迅速尽自己所能调配物资以帮助灾民，“江淮大旱，民死亡相济。太恭人适在里，睹大哀之，尽分藏廪与族戚故旧，以书速于子于浙江购山芋、玉米数千石，杂钱米济赈，所费万金”。对章母勇气和能力的记述深化了传文的思想内涵。更有传记文在表现亲情的同时展现出当时女性普遍生活处境的艰难，方苞在《谢季方传》中记载了妹妹在夫家饱受家暴的虐待，“妹始嫁，家中落而未尽，妹夫尚多纨绔之好。妹性简默贞静，不相中，时被陵暴，戒女从者勿闻于二亲”。妹妹甚至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娘家人。而作为兄长，面对妹妹受欺辱却什么也做不了，“余闻讯之，含泪终不言”。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生活环境的险恶也于细节处被充分揭露出来。这些讴歌亲情的传记文并没有停留在只赞颂亲情的表面，而是有更深刻的精神内核。
桐城派传记文中包含的爱国情怀、民本思想和对亲情、对真善美的赞颂等都是对历代传记文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其精神内核的体现。优秀的传统文化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民族发展延续的精神命脉。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增强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