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我：新加坡“2025城市阅读节”举办王安忆文学分享会
7月2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邀请，作家王安忆携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参加新加坡“2025城市阅读节”并举办文学分享会，就“历史和我”一题分享创作心得，受到当地读者热烈欢迎。活动得到中国作协外联部大力支持。
分享会在新加坡首都剧院举行，是“2025城市阅读节”压轴活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主持，当晚有约600名读者踊跃参与，反响热烈。
在分享会上，王安忆表示，“历史和我”是费兰特2020年在博洛尼亚大学演讲的题目，来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小诗：历史上，巫术被处以绞刑／但历史和我／我们每天在身边，都能找到所需的巫术。她认为，在甲骨文中，“巫”字的上下和左右，分别象征天地和四方，故巫可被视为贯通天地四方，打破时空界限的人。在历史和小说之间，虚构比非虚构的境界高，因为小说往往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将普遍性变成特殊性。她表示，“历史和我”是小说家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小说写的是个体的命运，但个体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成为历史。人们现在所说的“历史”，都是有命名的、有概念的，而小说做的就是在命名和概念以外，书写局部和个体。文学不应该等到这段历史被命名了，才开始创作。“你千万不要徒然地等待你的当下变成历史，你的当下就是你的历史。”
《儿女风云录》作为王安忆驾轻就熟的上海书写，从上海老爷叔，交谊舞厅里的舞师“瑟”写起，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了另一种上海风貌。生于1940年代末上海豪门，瑟的大半生走过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他经历的悲欢离合，对照着上海在宏大历史洪流中的足迹。在小说的结尾，借阿郭之口道出：“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旧，一类新！”王安忆说，无论是《长恨歌》的王琦瑶，还是《儿女风云录》的瑟，两个人物都生活在旧时代的余绪中。对比《长恨歌》来说，王琦瑶是女性，女性在都市的命运更复杂；瑟的出身背景则带有阶级的普遍性，男性在历史变迁里更前沿的处境，遭际便更沉重。《长恨歌》更温柔、绵长、精致，《儿女风云录》则更直率。在两本书的对照上，因为自己是女性，所以写《长恨歌》时容易找到心理根据，书写男性角色则需要推测，故《儿女风云录》理性的成分更多。在写作手法上，《长恨歌》细节更多，篇幅几乎是《儿女风云录》的两倍，而后者语言比较精炼，结构也紧密。写《儿女风云录》，首先是因为王安忆至今并无衰颓的写作欲望，更具体地说，她想要“创造一个人物，在历史的夹缝里纳入不进任何命名”。
王安忆还以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为引，与自己创作《儿女风云录》的历程对照，探讨“历史和我”的小说理想。《我的天才女友》是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之首，是记录二战以后，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下，新一代女性的心灵成长路径。但王安忆没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我的天才女友》的女性关系，反倒认为它超出了现代女性主义观念，不只在女性处境中进行叙述，写的也不仅是女性和女性，更可能是自己和自己，或者历史和自己。在它生动具体的描写之下，又有一个强大的形式划定边界，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在王安忆看来，《我的天才女友》是21世纪最有趣的文本之一。她表示“小说的知识分子化，常常会削弱它的叙事性，到书店里去，很难找到一本有趣的虚构小说，小说的基本要素——人物、情节、细节都被解构。然而，《我的天才女友》却仍然保持着这些观念，同时又没有停滞思想的进步，实践了作者‘历史和我’的小说理想。”
在活动上，王安忆还回忆了自己与新加坡的深厚渊源。她原籍福建同安，父亲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1940年离开南洋。她回忆了自己1991年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参加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的寻根旅程。表示：“最剧烈的心理戏剧，还是第一次，对我而言，它是带有原乡的意思，许多亲属从未谋面。而现在，一方面来往已是常态化，另一方面中国走出闭锁，对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了解，不再像初始那么受震动。”在谈及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时，她表示，人工智能是基于数据和资料的分析处理，而小说的创作过程是非常个人的，是对于历史和个体的书写，因此人工智能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在问答环节后，王安忆为热情的读者们签书留念。
（照片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