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光年（右）和本文作者束沛德的合影

悠悠人生路上，喜怒哀乐或酸甜苦辣，往往不期而遇。我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人生中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麻烦、挫折，但由于缘分和机遇，我又有机会挑担子、负责任，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了一些自己喜欢且有益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实事，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相当幸运的。

在这里，我要记几件自己经历的稀罕而难忘的事情。

“资深”的科级干部

1952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宣部干训班进修两个月，随即被提前分配到全国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的前身）工作。1954年，我被定职为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秘书，是副科级；与我一同进入中国作协工作的几个大学生，都被定职为创作委员会秘书室干事。我之所以“高人一等”，可能是因为在大学时代就做过几年学生会、团委会的工作，学习成绩优异，组织能力和文字能力也比较强。那时，我确实是被领导信用的，不时负责起草创作情况汇报、参与编选创作年度选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编辑中国作协内部刊物《作家通讯》等。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反胡风斗争的风暴袭来，我不幸卷入其中。本来我与胡风集团没有任何联系，但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有人上纲上线，批判我泄露了反胡风斗争的部署，经过长达一年四个月的审查，上级才做出我“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的自由主义”的结论，并在1956年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胡风集团一案的平反，才撤销了我所受的处分。

当时，我还是接受这个处分的，没什么抱怨，抱着一种“将功补过”的心态，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力求完成好领导交办的任务。多年来，组织上也看到我思想、工作表现好，业务能力强，但碍于之前的处分，不能也不便提拔我。这样一来，除了1958年下放期间担任《怀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重新分配工作，到河北机电学院担任宣传教育科科长，我在职务上没有其他变动。中国作协恢复工作后，我从河北调回北京，1979年初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办公室副主任，升为副处级。从1954年到1979年，我当了二十五年的副科长、科长，算是“资深”的科级干部了。

二十五年来，我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喝了五口水”，尝到的酸甜苦辣，是一时半会儿倾诉不尽的。我深刻地领悟到，面对困境、逆境，不能逆来顺受，要沉着冷静，勇敢面对，不泄气、不抱怨、不计较、不攀比，永远向前看，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前行。

迎来一次“三级跳”

真没想到，只当了三年副处长的我，竟迎来一次连升三级的破格提拔。

1982年，中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要求把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推上领导岗位。在此之前，中国作协历届领导班子——党组成员，都是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同志、老作家，多半来自延安，要不就是“三八式干部”（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参加革命工作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党组立即把物色、选拔接班人提到日程上来。那年，我五十一岁，年富力强；在一些老同志的心目中，我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办事严谨细致，是担任秘书长的合适人选。经过中宣部、中组部的考察，广泛征求党内外的意见，1982年10月，我和另外两位五十岁左右、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同志被任命为新一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这在中国作协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是中管干部。我被任命为党组成员后不久，担任了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定为正局级。也就是说，我没当过正处级和副局级干部，一下子成为正局级干部了。这样的“三级跳”，可以说是罕见的，正因为贯彻中央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和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新陈代谢的实际需要，我才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走上党组成员的岗位前，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诗人、评论家的张光年，和我有过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他说：“作协党组应成为文学战线的神经中枢，责任重大，现在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作为党组成员，既要高瞻远瞩，又要从实际出发。眼睛不能光看到作协的小天地，要注视全国文学战线，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事业的兴衰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光年振聋发聩的嘱托，使我意识到自己将要挑起的那副担子的分量，我反复提醒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工作时要更加用心用情、不辞辛劳，力求有新的开拓、新的收获。

从会员到书记处书记

近年来，我在《作家通讯》上读到一些会员的《我的入会故事》，颇觉新鲜生动，而我的入会，可称得上“没有故事的故事”。我是1963年5月在河北工作期间，加入中国作协天津分会的，当时，河北省的省会为天津；加入中国作协，则是1978年回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记得时任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的葛洛对我说，你从事文学工作多年，从五十年代就写评论文章，在《文艺报》上发的一些文章很有影响，应当加入作协，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一些。虽然我也有加入中国作协的愿望，但因为自己在负责发展会员的部门工作，应尽量避免“近水楼台先得月”，故迟迟没有行动。如今，既然葛洛主动提出，我也就同意了。

前些日子，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会员处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入会申请表是1980年8月填写的，“审批意见”一栏中写有“1980年6月5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批准为会员”。随后，我从手边保存的材料中找到一份1980年6月7日创作联络部给我的通知，说中国作协主席团已批准我入会，让我填写入会申请表和会员作品调查表，再写一篇着重谈文学活动的小传，连同两张照片一并寄去，以便办理入会手续。时隔二十五年，我弄清了自己入会的来龙去脉。原来葛洛是我未具名的入会介绍人，是他在主席团会上介绍了我的情况，主席团成员大多对我比较熟悉，也就顺利通过了。先批准入会，再填写入会申请表，这也算一个相对特殊的入会故事吧。

入会后没多久，我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那时，作协书记处的四位常务书记冯牧、朱子奇、孔罗荪、葛洛都已年逾花甲甚至年届古稀，尽管我也五十岁出头，但还算个“年轻人”，所以不断地往我身上压担子，让我抓书记处的运转，协助常务书记检查、落实议定的日常业务工作，实际上充当了“候补书记”的角色。

1983年下半年，作协“四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启动，党组让我担负组织设计的任务，包括推动各地选举大会代表，讨论商定特邀代表名单，提名新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人选。代表大会召开前夜，张光年又建议由我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并向三届理事会汇报作协“四大”筹备经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说明。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提供出头露面的机会，好让出席大会的代表和文学界的朋友更多地了解我、熟悉我。在选举新一届理事会理事时，共选出220位，票数最高的634票，我得了302票，位居中游；在四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我被推举为作协书记处的九位书记之一。从1980年6月5日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到1985年1月7日被推举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前后不到五年，这对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的我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我心里很清楚，若不是中央一再强调大胆使用中青年干部，怎么会轮上我呢？！我要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加倍努力工作，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组织和人民。

六十岁时首度出书

中学时代，我就为报纸写“学府风光”“校园花絮”之类的消息，小小说《最沉痛的日子》获《中学月刊》征文荣誉奖时，我才十七岁。此后，我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汇报·社会大学》的编者约我开辟“思想改造学习随笔”专栏，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连续写了三十多篇思想杂谈。新中国成立后，我开始涉足文学评论领域，1956年和1957年，先后发表了两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前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 被认为“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童话讨论的前声”；后一篇文章至今被文友视为我儿童文学评论的代表作，对儿童情趣的赞美与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与文字打交道，“写龄”不算短，为何出书那么晚，到六十岁才出第一本书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部分文友、同事不止一次建议我把自己的文章编选一下，出个集子。可我总觉得虽然自己投身文学工作三十多年，在创作上、理论上没什么建树，拿不出多少有分量和特色的研究成果；我希望自己的第一本书最好不是“大杂烩”“大拼盘”，而是一个研究、评论专集，可当时并没有写出多少像《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那样的文章，不够编成一个集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遭遇癌症袭击、又接近退休年龄时，我才有出书的紧迫感，在好友刘海栖支持下，仓促编了一本依然是“大杂烩”的《束沛德文学评论集》（明天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年满花甲的我，与文学新人的“崭露头角”可说有天壤之别。

此后，我一直在文学园地耕耘，至今已出版二十二本书，包括三卷本的《束沛德自选集》。第一本儿童文学评论集《儿童文苑漫步》出版时，我六十四岁；第一本散文集《龙套情缘》出版时，我七十岁。针对我的作品，举办过两次开诚布公、风清气正的研讨会，一次是散文集《岁月风铃》的研讨会，另一次是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的座谈会，这两次研讨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此外，评论集《守望与期待——束沛德儿童文学论集》，散文集《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等也受到好评。2022年出版的《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评说束沛德》（柳涓、林蔚编，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关于我为人为文的研究资料专集。

伴随岁月的流逝，年届九四的我日益衰老，这不可避免。但既然选择了以文学作为职业，只要脑子还清晰，精气神还可以，我就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笔。

随手记下我人生经历中这些色彩独特的往事，不是炫耀什么，也不是埋怨什么，只是为了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特殊年代、特殊情况下一名普通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