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文章家费孝通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费孝通与本文作者摄于北京三联书店
费孝通的名字一直罩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影子里，文学天赋反而被淡化了。如果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从其文章的体式和韵律看，与民国的京派文人的笔记比，并不逊色，有的甚至还颇多神采。而他的《乡土中国》一直在流行，半是因了学问之好，半是得益于文史的修养，其述学文本可作文学作品来读。这种现象，说起来颇有意思。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的文章便已经显出特质来，行文轻松，谈吐自如，冷寂、清幽的笔调散出鲜活之味。精神扩散于象牙塔外，看人看事，都在开阔的时空里。这避免了一般文人的过度内敛，而是能够在不同的语境里发现己身和世界的隐秘。他幼时在苏州一带受过良好的古代辞章的熏陶，江南水乡的文气渗入到生命的深处，出笔之处便有灵动之思。如果不是到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以及后来留学英国，他也许会成为江南名士也说不定。
严格来说，散文随笔写作，他只是偶而为之，并不倾注于文学创作。内心所思，多为社会生命形态与文化形态里的经纬，常常在田野调查与风物考古中思考世相。这是西方知识人才有的方式，学理的层面仿佛有无限深远之地，吸引其探之、究之，于是描前人未见之景，听到他人难明之音。但这种考察，与太史公的云游，徐霞客的行吟，未尝没有相似的一面，即便是学术味道很浓的著述，我们也能闻出诗的味道，和画的情境。也由于此，他的写作，科学理性之旁，不仅仅多了鲜活的实证精神，有时候不乏古人文章里的意象。那么说他既会概念演绎，也能形象思维，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看他三四十年代的散文，明显带有京派文人的气息，西学的痕迹泛出智性，内觉中也有深意，并无激进的冲动和轰鸣。这或许受到英国学人的影响，视角与国内文坛中人并不一样，思考现象界的问题，有外在于既定经验的眼光，但这种眼光也带有中土的色调，与西化的思想略有差异，这是冯至、杨绛的文章偶能见到的片影。在动荡的二十世纪的烟云里，他眼里的世界不仅有恒定不变的民族性的光点，也能够看到不同文明碰撞时的莫测的风向，环顾四野，定位己身，在古今中外多个维度思考问题时，其文词中波动、变换之影里流动的情思，叠印的光泽是忽明忽暗的。
就写作而言，费孝通的母语是被异质文化之风吹拂过的，他不仅仅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学到人类学的要义，也由此接触了非洲同学肯尼雅塔，这位后来成为肯尼亚总统的学者，以自己的人格和情怀，改写了祖国的历史，对于费孝通的冲击可谓不浅。他在文章中礼赞过许多域外思想者。锡德兰·韦柏、鲍尔温、圣雄甘地等，都在思想层面给东方人颇多启示。费孝通描述这些人物，能够捕捉到精神气质中核心的元素，态度也非传统文人那种温吞和暧昧。这些逆俗的理念也成为他映照国内学者与思想者的另一面镜子，而他的文章所以耐读，常常有镜内之像和镜外之像。
所谓镜内之像，是存在的本然之色，他的乡土调查和实地体验，所获的知识带有泥土气，而非书卷气；而镜外之像则是汉文明之外的它者之形，其中包括民俗、信仰、宗教、哲学等等。后者使他重新发现了母语和故土文明的特质，而改变其落后之处，发扬其固有之光，便有了可能。所以，他的写作不是自我的倾诉、自恋之语，而是寻路与筑路之劳作。发现的快慰与创造的快乐，在文字间常可感受到。
倘若要了解现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费孝通的散文提供的话题不无价值。他的文章记录了自己与学界的多重关系，那些关于吴文藻、顾颉刚、闻一多的文字，描述了现代学术在中国建立的多难过程。他受益于前辈的智慧，但也不同于许多京派学人。比如他谈及顾颉刚，就批评了那治学方式的简单化，显然视野殊异于前者。这些文字是他短章中精彩的部分，于学理中见卓思，在读人中有智慧。他的《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人不知而不愠》《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记录了一般作家未见的另一知识群落。就方法与趣味而言，在二十世纪皆非流行的灵思，但内中涵盖的思想，则往往又是知识群落最为忽略的遗存。礼赞龚自珍、闻一多，而描述这些人的辞章又非文人的调子，在格调上与同代作家颇为不同，古风之中有人类学的元素，境界上也就溢出传统路径，有了一般文章所没有的宽度。
费孝通一生走过许多偏僻之地，年轻时就深入云南瑶寨作风俗调查，后来研究江村经济，对于苏南、长江三角洲都有细心的研究，而晚年又几去新疆，访问雪山大地，对于华夏地理沿革，颇多心得。他记录所走之地，常有发现，读出深层的文化肌理。所写风景不是蜻蜓点水，每每有精意闪动。他自己喜欢司马迁、苏轼这类人物，历史在心头不是几条概念，而是风声水声与人声的交织，精神之旗是飘动的。与现代散文家的风物描写不同，他的文章透出学识、智慧，可称得上寓识于美，转智成趣。所以，那些山水之作，就跳出一般文人感受，村落与古街背后的历史之影，悄然而来，在与古人对视的片刻，道出淹没的遗存里的幽魂，那就比一般游记多了知识考古的趣味。
除了山水之乐外，费孝通对于美食的描述，境界上也别是一格。他的陈述带有亲历性的直观，而口吻里却多为学识。写那些天下美食，不是沉醉其间，而是带出社会学家的才识，告诉生活的美之外，还有创造的快乐。那里有考据，含传说，带追问，将社会这个课堂的声音变为思想的流水，滚动着诸多巧思妙想。所以不觉得轻薄单一，总有背后的旋律在。这是深味民俗的审美，而非审美中的民俗。后者是京派文人常有的叙述逻辑，而费孝通则与之相反，由宽而窄，举重若轻中，隐含也款款而出。这种写法，看似平常，实则出奇的地方很多，对于生活的体味，不在狭窄的趣味里，而是带出盘诘、自省和梦幻。既是审美的独白，也是学识的弥散。现代以来，如此风格的写作，的确不多。
在费孝通的作品里，多为传统士大夫漠视的存在，衣食住行、生死信仰，谣俗之风，在他笔下获得另一种意义。他很少讨论六合之外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对于生态文明的一种调适的态度，积极用世，又非功利主义；爱智多识，且不满足以往。这就不同于胡适传统，和鲁迅传统也有很大的距离。他的思想，从人类学的谱系中回到儒家，但又非经学里的孔学之意，而是在更高的层面的仁爱思想。孔子的从正面入手研究事理的方式，影响了他进入学术和写作的方式，但他又觉得延伸孔子思想，当有世界主义意识，这就是在差异性文明中，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主张。可以说，传统思想资源，在他那里不再是没有活力的死水，而成了流动的精神之河。
也由于此，费孝通贡献给学界与文坛的是有着生气的文本。他笔下的边寨、古镇、荒原，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寻常之物，亦有可为者。于是目光所及，常含佳趣。这佳趣不是悬挂在空中楼阁里的飘渺之美，浪漫之美，而是在复杂经验里升腾的一种人文之梦。山水之于他，不是静的存在，自己也非乡土的过客。他的生命深深地介入到广袤的土地，那些草木河流，都与自己有关。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异样的文格：困而不悲，难而不惧，苦而不哀。读先生的文章，可得学识，不乏真气，周身是纯然之风。这让人想起柳田国男、柳宗悦的写作，思想来源于大地，智慧得之于生活。古都知识人习以为常的书写习惯与思想习惯，在他那里被颠倒过来。许多年后，重读先生的文章，不觉得过时，原因大概在此。
我认识费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由吴志实先生介绍，曾经见过几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智慧，目光里有儒雅的东西。记得他九十岁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会议，他的文集也是那时候出版的。那一天他很兴奋，和众人说了许多趣话。他说自己近来头发开始由白渐黑，看来还能握笔几年。先生笑的时候很是天真，红润的气色印证了心态的年轻。那一天钱伟长先生也在场，并和大家分享了对于费孝通文章的心得。同代人对同代人，毕竟是了解的。费先生的人生之道，也注释了他的文章之道，许多人欣赏他的笔墨，不是没有原因，这些已不仅仅是审美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