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与旧出版：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
目前，学界关于1949年后私营出版业的探讨，多从宏观视野出发，阐述行业巨变。如朱晋平的博士学位论文《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开创性地在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时代语境中，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政策演变为主线，完整叙述私营出版业所经历的扶植发展、整顿和大规模公私合营的历史进程。此路径启发了一系列后继研究，价值不容否认。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因果叙事，容易忽略内中的人事张力，导致结论略显直接、生硬。同时，在已有的个案考察中，研究者则往往聚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得以存续的出版社，对消失于书林的出版社缺少关注，历史的复义因而未获充分呈现。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聚焦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依托国家行政机关的政策命令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公函条文，结合出版社内部档案与当事人回忆，深描出版社从“仍准继续营业”，到“军管”，以至“接管”，最终“清理结束”的历史轨迹，立体化从政府部门领导，到出版社管理层，直至普通员工各种力量的对话与博弈，辨析世界书局在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回响，希望以此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史的研究，为深入讨论敞开新的可能。
一 从“继续营业”到“实行军事管理”
1948年12月29日，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新解放区出版事业的暂行规定。在这份指导性文件中，世界书局被归为“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可正常营业，书籍发售不受影响。早在规定颁布之前，山东济南、河南郑州两地的世界书局分店就已复业。
1949年2月22日，临时性的全国出版管理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下简称“出委会”）。4月25日，出委会调派徐伯昕、祝志澄、卢鸣谷、万启盈等20余人南下参加出版接管工作，南京解放后卢、万等人留南京开展工作，徐、祝率队继续前进。一行人至丹阳待命，与由王益带领的山东新华书店南下成员会合。出版工作队进驻上海西郊的交通大学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又准备了包括诸度凝、吉少甫、范用在内的20余人名单，三路人马共同组成上海市出版业接管队伍。
5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其中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文管会”）由陈毅兼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为副主任，新闻出版处是文管会下辖四部之一，周新武任处长，徐伯昕、祝志澄任副处长。新闻出版处设有出版室，由祝志澄和王益负责。9月，华东出版委员会成立，作为地区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它与新闻出版处一道成为上海出版业接管的领导机关。
世界书局的历史可追溯至1917年沈知方在上海创办的广文书局，他当时另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出版投机书籍。后因世界书局的图书销路最好，沈知方停用广文书局和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1921年世界书局由私人独资改为股份制。1933年出版社遭遇经济危机，翌年李石曾以世界社预备投资团名义签订50万元投资合同（实际投资5万元）。抗战期间，出版社在陆高谊的主持下勉力维系。抗战胜利后，李石曾通过增资手段排挤旧有力量，控制了出版社。在书局60亿元（金圆券）资本中，李石曾派系占一半，余下则是银行界与一般商股散户。最后一届董监事28人名单中，李石曾及其成员占三分之二，出版社由商业性书局转变为官僚资本出版社。
解放前夕,掌权世界书局的李石曾及其派系成员纷纷离开大陆或自行辞职，领导层溃散。1949年6月，留沪董事授权组织成立由董事2人、总管理处各部5人、发行所1人、印刷厂1人以及工会2人共11人组成的局务处理委员会，暂时处理出版社事务。出版社方面拟具《世界书局简述》向上级部门汇报。报告分6点，第一部分“世界社与世界书局”，自述“世界书局创立于民国十年，由沈知方先生创办”。在出版社陷入经济困难后，“李石曾代表世界社投入巨资。从此世界社完全控制世界书局，无异为其出版宣传之机构矣”。第二至第四点的“组织概况”“股东股权之分配状况”“负责人之分析”着重谈及李石曾及其派系成员。第五点“出版反动书籍之实况”概括在李氏掌控下世界书局“数年来新书出版者为数至寡”的窘境。第六点“最近状况”，认为出版社“虽生产能力无恙，然再生产之资金、原料，均付阙如，至今无法印刷出版”，“唯坐以待毙耳”。
6月5日，北京的出委会发布《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称誉世界书局“福州路中有八开间四楼大厦，为上海原有书店中门面最堂皇者”，初步判定资本“除一般商股外，有李石曾等官僚资本，李之资本又系从世界社转来，世界社经济为中法庚款”。因此，世界书局不再被归类为“私营大书店”，而是被划为“半官僚资本及部分官僚资本出版机关”。同日，上海市出版业的接管工作开始，其中国民党的出版机构被一律没收，民营出版机关则在清查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区别处置，一般是没收官僚资本改作公股继续营业，情况复杂者向中央汇报申请实施军管。
7月13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对世界书局的调查结果，“资本中李石曾占一半以上。董监事大半为著名反动分子（如张静江、吴稚晖等）”，建议“暂时实行军事管理，以便清查其中的官僚资本，保护其中的私人资本，并作妥善处理”。10日后，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上海市委的军管请求，并要求“官僚资本的范围必须作具体研究，并将材料选送中央审核”。
8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联合签发世界书局军管令，全文如下：
查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局有反动官僚资本，兹任命祝志澄为本会军事代表。在军事管制时期，代表本会在该局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军事管理事宜。仰该局所有人员，照旧供职，安心工作，切实服从领导，遵守革命法纪，保护资财，机器，图书，仪器，账册，档案，车辆，用具及其他各项设备等，并应由该局负责人员造具详细清册，确实报告。
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阴谋捣乱者依法惩办，仰即切实遵照为要。
此令
主任 陈毅
副主任 粟裕
一九四九年捌月拾五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军管目的是清查官僚资本股份，将其没收改作公股，而出版社可照常营业，北京的出委会对世界书局等旧出版机关也特别作出“组织他们参加印行教科书，引导他们开始做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的说明。因此，在即将建政的中共眼中，世界书局还是可以存续的。
对于勉力维系的出版社，新政权给予相当程度的支持。时代鼎革之际，教科书是不多的能有销售保障的出版物，为配合发售，1949年7月，出委会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华北联合出版社，负责华北地区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参照此法成立面向华东地区的上海联合出版社。因为有政权的强力保障，华联和上联业务开展顺利，世界书局以私营身份成为两家机构的创始股东，获得可观收益。8月，世界书局又与安徽宿县专员公署订立承印小学课本54万册的合同，担负皖北各县秋季开学所需新编课本的任务。业务之外，世界书局积极加强与新政权的各种联系。10月，出委会组织召开茶话会讨论行业发展，世界书局代表针对各项政策法规的印刷品需求量大的现状，提出可否由出委会编排制型，民营书店租型印造的建议。同月，出版社还向杨尚昆赠送《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和《左拉小说选集》，向冯雪峰赠送《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1月，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北上考察团参观学习老解放区出版业，世界书局派出俞鼎梅参加。上述诸种行动表明，世界书局积极作出融入新国家的努力，以至于出版部主任朱联保在军管后相信：“世界书局为出版界一分子，当遵从政府政策，追随同业之后，努力工作，为实现文化建设高潮而服务。”不过，军管彻查出版社资本情况后，世界书局的命运被改写。
二 “由军管到接管”
在宣布世界书局军管后，据1949年8月底的详尽调查统计，世界书局总值人民币15.5亿元（旧币，其中书店部分占3.5亿元，印厂部分占12亿元），官僚资本占53.6%。数月后，华东局宣传部将世界书局及大东书局情况一并汇报中宣部。11月8日，中宣部做出三点指示，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如其可没收之官僚资本，确各在50％以上，即将两局私人资本完全转作印厂股份，仅留印厂以公私合营形式，继续经营，两书局书店部份即行取消”。换言之如若官僚资本过半，世界书局将取消出版与发行两部分，仅留印厂。
同时，世界书局内部状况日益惨淡。出版方面，时代风气和读者趣味的转变，导致旧有出版物被淘汰，世界书局共出版过图书5 580余种，经审查尚可销售者仅1 000余种，合格编辑的欠缺更致使出版业务完全中止。经济方面，书局日拆借款高利贷部分达人民币5 000万元，每月利息支出2 500万—3 000万元，实物借款未归还金额将近1亿元，职工薪金欠发两个月。虽然有主管部门指派的印刷业务，但难以支撑运转整个出版社日常开支，世界书局只能依靠变卖机器和材料维持。在此境况下，出版社职工纷纷要求接管以解决生存困境。
1949年11月16日，华东出版委员会根据中宣部指示出台关于世界书局接管的初步处理方案：
（一）举行商股登记（附通告内容及表格式样），召开股东大会。
（二）按照最近物价情形全部资产予以重估。
（三）贷款5 000万元，以阻止该局出售机器原料及安定工人生活。
（四）租用该局发行所全部房屋供新华总店应用，以减轻该局清理期间之开支。
（五）各地分局（即分发行所）由各地军管会按照统一的清理办法派员清理接收，并将清理结果造表通知上海军管会。
（六）速令世界电促外埠各分局，将其财产限于七日内列表寄来。
同日，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王益与卢鸣谷联合致信由出版委员会改组成立的中央政府出版总署，提出接管后的结束步骤：“世界商务股登记后，如我们股额超过70%以上时，即在股东大会中宣布书店部分资产全部归我们，工厂部分资产为公私合营。以后世界书局名义取消，印刷厂改为世界印铸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结束。人员部分转业或遣散。”12月19日，出版总署回电同意。20日，出版总署致电各地军管会及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派出专员接管世界书局分店，做好人员的安排工作，以与上海总局的接管工作相配合。
接管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却因1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的到来而暂停。董必武在听取汇报之后，认为除世界书局外，世界社资产还涉及疗养院、银行、学校等，而相关产权材料并不完整，决定暂不接管世界书局。董必武返京听取胡绳的汇报后，改变初衷同意世界书局接管与否交由上海军管会作最终决定。1950年1月12日，华东出版委员会就此与负责世界社相应资产的高教处、卫生处、金融处等单位交换意见，相关单位均表示不反对出版社单独接管，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50年2月1日，《请求接管世界书局的报告》呈递至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出版室。2日，世界书局实际行政负责人副经理沈思期、襄理沈季湘“亦因无法维持局务，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来函请求接管”。2月3日，夏衍在《请求接管世界书局的报告》上签署“同意照办”。同日，上海文管会拟具《统一接管世界书局各地分支机构办法》，呈报出版总署。2月4日，陈毅与粟裕签发“接文字第一号”令，卢鸣谷被任命为军事代表，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接管事宜。2月11日，世界书局上海总局收到“接文字第一号”令。2月18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联合签发《出版总署为统一接管世界书局总局及各地分支机构的指示》，委托各地军管会或人民政府代为接管所在地区出版社分支机构，整个世界书局正式由军管转为接管。
三 接管工作与清理结束
1950年2月开始的接管，在安置人员、印厂改组、书籍处理、商股登记等四个方面逐次展开。
出版社编辑、发行、印刷三部门的人员安置是接管后的重中之重。按照计划，自2月11日起编译、发行停业，印刷继续运转。上海总局各部门人员的反应迥异：“同人方面反映，印厂工友情绪甚为热烈，总各处室及发行部同人对‘世界书局’名义之取消，表示伤感及幻想恢复外，尚无其他不安情绪。”总务及发行有员工超130人，接管后自愿退职60人，每人发放2—3个月退职金，其余人员全部转至新华书店工作。嗣后，世界书局印刷厂原计划公私合营，但对外承接业务无法持续，为避免机器闲置损耗，经军管会介绍，新华印刷厂与世界书局印刷厂于6月签订租厂合约，所有工作人员一律留用。至于各地分支机构，则依照《统一接管世界书局各地分支机构办法》，物资房屋地产等项拨交当地新华书店；自愿退职者给予最高3个月退职补助金，愿留职者则予以适当安排；债务往来由各地军管会或人民政府自行决定或偿付、或拒付、或收受。
对接管人员来说，最难处理的是存书及书稿问题。清点总局存书共计基价1 050 5000余元，其中淘汰者约230余万元，抵扣版税存账26万余元，剩余图书一度托大东书局、儿童书局代售，但销量不佳。此后接管人员制定《世界书局简明书目》，按照甲类四折、乙类二折、丙类一折交予新华书店设立的实用书店代售，丁戊己类则照废纸作价。各地分店存书按三折计算亦高达3亿元，在出版总署的指示下，各地军管会参照上海办法予以处理。同时，对保留著作权的书稿，则通知著作人办理清转手续。据朱联保回忆，其中可为代表者，芳信所译《俄国名剧丛刊》移交海燕书店；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本与开明书店达成初步意向，后依军代表意见交国营出版社为宜，最后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则交还作者。1951年2月10日，出版总署一并出台《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书稿修订补充暂行办法》《世界书局、正中书局著作权及纸型转移租赁暂行办法》，对书稿的修订、著作权归属、稿酬、纸型租赁等问题做出细致规定。依照两办法，《英汉四用辞典》《诸子集成》移转中华书局，《元曲选》移转文学古籍刊行社，《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移转人民卫生出版社等继续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书面定价4％的价格租用《范氏大代数》、《葛氏平面三角学》、《高中新物理学》（上下）四书纸型。至此，书稿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商股方面，1950年8月5日起，新闻出版处在上海各报刊总共刊登6次商股申请登记公告，要求自即日起商股股东在一月内“携带原股票（或收据）印鉴及其他有关证件至本市福州路第三九〇号该公司军事代表室办理申请登记（九月五日截止，但外埠股东如因交通不便不能依限办理者得视其具体情况延长之）。若逾限不来登记作放弃论”。登记工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截至该年10月16日，登记股份约56%，未登记股份约44%。在总共6亿股中，依照股份不同性质区别处理，其中没收转为公股25.52%，代管冻结股10.63%，未登记代管股7.71%，私股56.14%。在此之前的1951年3月，世界书局曾召开主要私股座谈会，多数股东提出发放历年积欠股息的要求。即使不考虑1950年接管后暂停营业的年份，如每股发1元人民币，仍需6亿元，接管人员不敢贸然决定。1951年12月，世界书局陆绍宗通过陈叔通致函胡愈之询问结账进展，胡愈之于次年回函告知：“拟截至11月15日止，将该局全部财务状况做出结算，再召开股东会，讨论处理办法。”
1952年11月15日，军管会如期完成总结报告。据统计，包括总局、分店（除香港、台湾两地）、印刷厂在内各类资产共计总值115.14亿元，减去负债准备金9.44亿元，计全部净值为105.70亿元。报告还宣布由公股、私股双方代表合组委员会负责接管结束之后的工作：
世界书局原董事会及监察人，在接管时即已解散，现仍在沪者，只有董事三人，监察人二人（董、监原有廿八人），故私股董、监实已无法召集开会。□拟依照政务院发布的《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由公私两方协商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并拟定：公股委员六人（华东新闻出版局二人，上海市新闻出版处二人，交通银行华东区行一人，上海市工商局一人）、私股委员五人（即现有的私股董监任之），主任委员由公股委员中选任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军管会接管工作即告结束，其后一切清理、改组以及其他业务，统由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处理之。
1953年7月23日，世界书局临时管理委员会（下简称“临管会”）成立，处理私股及资产，成为工作重心。
世界书局私方股东亦多次召开座谈会，就出版社未来前途进行讨论。1953年7月12日的私股代表扩大座谈会中，与会股东就复业、投资副业、解散三种方案达成初步意见，希望清理解散出版社，发还股金。1954年2月7日，时隔5年后召开的股东临时会正式通过结束出版社决议：
本会对于本公司今后处理办法，一致同意清理解散，收回股金。并授权临时管理委员会处理一切，并变售所有资产，按资负情况，照六亿股分期摊还，以资结束。并由临时管理委员会在结束后，作出书面报告，通知各股东。
有意思的是，此前1954年1月24日的第四次私股代表扩大座谈会已预先对各股东的股金用处提出富有时代特色的建议：“各位将来领到股金后，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请酌量购买国家建设公债，帮助国家经济建设，表示各位的爱国精神。又绝对不可利用余资，作屯货、抢购等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行动。如股东中竟有作此非法行为，应请随时检举。”1954年3月，出版社以每万股人民币5元的价格发放第一次股金，共计发放30万元。
此次股金发放还引发一段插曲。1934年，杜月笙因李石曾关系，向出版社投资5万元，1947年又办理增资扩股，合计持有42 071 700股，他本人还于1948年当选为世界书局最后一任董事长。杜月笙名下的股份因无人前往登记，以“怀疑股份”名义由交通银行代为托管。1954年6月，杜月笙之子杜维翰、杜维宁联合致函申请1947年股份权益：
关于一九四七年前后之增资部分，其手续经过，股票凭证明确具备，自应提出主张由继承人予以应得之权益。同时附带说明，先严尚有欠国家应还债款部分，由翰、宁等负责办理，此项股款将转作还债款之一部分，为帮助解决先严未了问题，决非为个人利益着想。此点立场，请你局于处理上根据实际情况，与〔于〕规定手续外加以照顾者也。
考虑到申请补办登记的情况存在，1955年第五次临管会上通过决议“今后如有未登记股份的股东要求补办登记，检明有关证件无误后，可允予补办。所有经过补办登记手续及经审查通过的股份，其应发还之股金向交通银行领回转发给股东”。杜月笙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本人被视作“世界社份子者”，杜维翰、杜维宁的主张是否得到支持，还在于能否通过审查。因相关史料缺乏，此事后续目前难以推断。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发放股金已显得不合时宜。1956年1月，负责清理工作的出版社职员主动致信方学武、诸度凝，希望停止发放第二次股金，而将其用于国家投资：“世界书局现存资产，据估计约尚值人民币六七十万元。我们认为，发还股金，已不适合目前情况，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妥善地安排这笔资金。为此，谨以我们的立场，建议将这笔资金合并于其他公私合营企业，使之既能为国家增加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照顾到私股的利益。”就此问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也有讨论。1956年3月29日，该处拟定以每万股1元最后发放一次股金，剩余资产改做投资。在与私股代表交换意见后，出于照顾，每万股股额增加为2元，其余细则不变。12月4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12月29日，临管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发放总计12万元的第二期股金和剩余资产“投资国家企业，用定息方式处理以资结束”的处理方案。
在多次商讨和协调后，各方决定将世界书局剩余资产投资于承租出版社印刷部门的上海新华印刷厂。1957年9月27日，临管会召开最后会议，通过结束方案。10月25日，临管委通告各股东：“本公司经清产核资后，将全部资产除去负债后的余额，计人民币77万余元，投资于上海新华印刷厂，每万股净值12.86元，自1957年起，由该厂按定息政策，发给定息。”自此，世界书局彻底结束。
结 语
1962年，朱联保完成《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一稿，作为供职近30年的老员工，其文对旧东家颇多肯定。但此态度无法获得认可，周予同在审查文稿时就对朱联保赞许创办人沈知方表达了不满：“朱文对沈知方不免有点涂脂抹粉之嫌，因在出版界，沈以滑头书起家，目的不在文化，和商务、中华不能并谈。”评语“目的不在文化”如实反映世界书局股东投资的趋利面较重，因此才在1953年集体议决解散，而不是谋求出版社复业。同时，“和商务、中华不能并谈”一定程度上也透露新政权对世界书局的评价并不高，所以不会如对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般需要充分考虑外界影响，能予以各种实际扶助，以保留出版社招牌。因此，20世纪30年代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鼎足而立的世界书局，在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势下，私股股东解散变现的声音占据内部主流，最终决定了出版社彻底退出舞台,成为历史名词。
1949年后，上海私营出版业需要因应来自行业和地方的双重体制化变革。一方面，新政府通过“利用、限制、改造”渐进整合私营出版业，最终目标是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另一方面，为配合以北京为中心、各省市为支撑的出版格局，上海私营出版业经历了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的变迁。世界书局自然内在于此，更值得讨论的是，它对此历史进程的正反馈效应。早在1949年底，出版总署在批准华东出版委员会接管世界书局的方案之际，就特别指出“吸收经验，作接管大东之准备”。大东书局此后从军管到公私合营，直至撤销，其步骤与世界书局大体一致，可见上海出版管理部门积极总结世界书局改造经验并将其体现在对大东书局的妥善安排中。1954年，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展开，各大小私营出版社所经历的从人员安置、资产处理、股东领导层区分核定、基层职工组织动员等等诸番规定动作，均可从中辨析出世界书局接管的先行经验。世界书局的接管拉开了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成功改造的大幕，为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全面建立做了准备工作。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80-63253003）。并承世界书局副经理沈思期哲嗣张平先生提供家藏出版社方面档案，特此说明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