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星元，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小城的年轮》《大地契约》《尘与光》，曾获三毛散文奖、东坡诗文奖、滇池文学奖、山东文学奖

让每篇作品都呈现出鲜活独特的面貌

王文鹏：星元好，很高兴又能和你聊创作，特别是聊你的散文创作。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2023年夏天，你、我与张立军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时，你说你特别关注各地的桥，廊桥、天桥、跨河大桥等，希望以这些桥为链接，写一篇散文。这篇文章目前写完了吗？

刘星元：谢谢文鹏。经你提醒，想起那些与朋友们相聚的时日，那时有更多的空闲，对自己的创作也有诸多思考。你提起的桥，只是当时构思的一本书中的一个部分，当时还想到车站、机场、街巷、博物馆这些地方取材。我许久之前就在刻意收集去过的城市的资料，想着写一写不同城市的不同物象，对简短时间内事物呈现的状态进行观察、描摹与书写，可长可短。作为一名观察者和缘分浅淡的在场者，我想写表象、写细节，写微小浮冰之下的巨大冰山，写即时背景下各色陌生人相似或不同的状态，企图虽然片面但相对真实地刻画当下。刻画当下即是刻画我自己。遗憾的是，这个构想尚不成熟，我的创作节奏又比较迟缓，还在不断积累素材。

王文鹏：我曾经也写过几年散文，觉得散文创作对个人经验的消耗十分严重，你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你在日常写作过程中，如何拓展散文素材？

刘星元：如你所说，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散文对个人经验的严重消耗。事实上，有位老师就曾指出，我在两篇不同的作品里，曾出现相似的情节。我们的经验相互勾连，并不是独立的，有时候，一些情节无可替代，你会反复提及。但这件事也给予我告诫：要丰富自己的阅历，提升自己处理素材的技艺，尽量做到避免重复自己的经验，让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鲜活而独特的面貌。

说到拓展散文素材，每个写作者会有相似的路径，比如生活经验和阅读消化。我也一样，平时利用各种方式收集觉得有价值的素材，期待什么时候用得上。文学作品是作者对自身经验的提取和挥发，一个人几乎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去书写完全陌生的题材。但人的经验毕竟有限，况且，全知全能者未必就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写者。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多的经验素材，而是不断磨砺自己的技艺，让相似的素材在不同文本中焕发出不同质地的光泽。

真实触摸到当下的县城悲欢

王文鹏：今年《十月》第1期发表了你的散文《剧院词典》，这篇文章被放在“‘县’在出发”栏目，让我联想到你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提到县城，大家联想到的或许是“土气”，县城在文学场域内的位置就像它在现实中一样尴尬，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跳板。但如果真的下沉去了解，县城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早已超脱所谓“跳板”的功能性，是真正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的另一种呈现。在文学的呈现上，县城不算醒目，与乡土和城市都若即若离，你觉得“县城”与所谓的“城市”是否存在差别？县城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滋养？

刘星元：在我看来，县城与乡村、城市拥有很多共同特征，但差异性也特别明显。与乡村相比，县城是一座臃肿的大村落，也是一座发育不良的小城市，它的组成结构更加繁杂；而与城市相比，因为地理上的浓缩，县城人际关系更为集中且复杂，家族、姻亲、同学、同僚……盘根错节，就算是与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谈，顺着他的关系链条往下捋，不出三四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人。县城的这些特点让我着迷，《小城的年轮》为证，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县城。尽管县城的某些属性可以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属性一起，被归纳到普遍性之中，但我仍想去窥探那些稍微具备一点特殊性的东西。

县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的确很“土”，这两年，用短视频、图像、音乐作为表达手法的“县城文学”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它们聚焦的人和物，斑驳、昏暗、破旧、窘迫……渲染出时光的粗粝感。这些所谓的“县城文学”，实际上大部分是县城艺术，或者说是冠以县城之名的流量艺术。我在《小城的年轮》里写道：“作为百里空间里一处聚集人与物的核心区域，县域如一片小小的海洋，县城就是于波涛汹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断转动的漩涡。漩涡以发展的名义，在旋转中吸附着各个乡镇以及乡镇所辖的众多村庄的事物和资源，将他们招引或驱赶到自己怀中……作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因此，作为自愿的“投诚者”，我从不觉得它是“土”的。从整体上看，县城似乎总是那么旧；但从不同的个体构件上瞧，县城却一直都在更新。那些如拆迁等相对零散的小规模的更新，尚不能明显地改变县城的整体面貌，它于相对的不变中不断变化，就是这么一具常旧与常新持续并存的容器。

县域给予我的滋养太多了，一言以蔽之，县城是我非常重要的写作经验聚集地。县城生活是我无法作伪的当下状态，我尽量避开回忆、怀旧式的书写，将关注点更多聚焦当下，希望以自己为触角，真实触摸到当下的县城悲欢。我告诫自己要目光平视，内心悲悯，不避疼痛，写出当下县城的部分影像、问题、矛盾，写出一些看似可有可无，但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

王文鹏：在《小城的年轮》之前，你还有一本散文集《尘与光》，这本书聚焦乡土，观照了很多乡村风物。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写作的目光远离乡土，无论河南还是山东，乡土文学留给我们这代人的园地已经极为有限。你怎样理解“乡土文学”？

刘星元：有一段时间，我很排斥“乡土文学”“乡土作家”这样的标签，迫切想要逃离。后来慢慢领悟，一部作品不是看你写了什么，而是思考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并以怎样的文本呈现出来。那些我喜欢的作家作品，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算不算是乡土文学呢？如果是，那我觉得乡土文学挺高级的；如果不是，那么那种看似命中注定的阴影本就不该存在。

我注意到，许多写作者写到乡村时，仍旧停留在乡村牧歌式的咏叹里，似乎外面的风永远吹不到乡野。于是，我坚持在作品里用大篇幅书写当下，写乡村正在发生变化的事物及人物。比如，我写到了智能手机扫码支付功能：农村老人喜欢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带到集市售卖，以此补贴家用，但他们用的都是老年机，没法开通收款码，就算是开通了，那些虚拟钱币，进入的可能也只是儿女的账户。我以自己的手机为证，五角、一元、三元、五元……我手机上每日收到的二三十块钱，正是父母摆摊所得，并被我冒领。便捷的支付方式，固然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进步”这个词并不具备全民性，它以自行的推广标准，礼貌地拒绝了小部分人的参与，而这些被限制入场的人，往往滞留于旧的生活方式里，是时代的脱节者。我更希望自己能将这些当下的变化写下来，写下彷徨无措，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我个人偏执地认为，这才是“乡土文学”的价值所在。

不同写作技法的融合会相得益彰

王文鹏：《清明》2024年第5期发了你的一篇小说《骑士地图》，但我了解到，这篇作品你是以散文文体投稿的。散文被以小说发表，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你这篇文章以“我”和邱永杰双线叙事，围绕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延展，开放式的结尾颇为点睛。你怎么区分散文和小说？小说技法对散文创作是否具备侵略性？

刘星元：散文当作小说发表这事，我感觉挺有意思。这篇作品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我自己的作品，若非必要，绝不再去读，毕竟挺难为情的。这篇作品发表之后，因为背后有段这样的趣事，我又读了一篇，的确，我不经意间运用了过多的小说技法，说是散文可以，说是小说也没错。正如沈从文、汪曾祺、史铁生的诸多作品，文体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将它划为什么，它就是什么。我记得咱们闲聊时曾短暂说起这个话题：说到底，并没有严格的文体之分，要说区分，不如去区分好文章或坏文章更有价值。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区分散文和小说。我私下揣测，文体概念，可能更多的是批评家、编撰者为了方便自己的梳理和研究而弄出的分类，就像亲情、友情、爱情文章那样的分类。作为写作者，不应被这种分类所拘束，不能躺在笼子里面雕琢事物。但这并非说散文与诗歌、小说、剧本没有任何区别。相比其他文体，散文的文风更倾向直接和生活化。

我不觉得小说技法对散文创作具备侵略性，相反，两者融合会相得益彰。我写过许多年的诗，尽管技艺不佳，但不影响我对诗歌的基础审美。也读过一些小说，它们教会我如何处理散文文本里的写作难点。甚至，电影技法对我的散文写作助力也很大。在散文写作中，我不可避免地蒙上了诗歌与小说的影子，尝试在叙事中交互运用虚构和非虚构手法，尝试用诗性元素建立起不同文体的互援关系，以期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虽然这些尝试尚未抵达我想要的效果，但我心向往之，并且坚信，已经有更优秀的写作者到达。

王文鹏：提起生活，很多细节都呈现出来。我记得你有一个小爱好，听悬疑故事，还因为耳机坏了而着急。听悬疑故事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你在不写作的时候，会时常将生活与写作链接吗？

刘星元：这点儿小癖好被你揭开，还挺难为情的。听悬疑故事对我来说纯粹就是消遣，对写作也没有什么助益，为此还消磨了大把时间，与大家刷短视频上瘾类似——懊悔浪费时间，事后依旧不改。尽管会在作品中无数次提及生活，但我从不愿将生活过成创作素材。实际上，我始终不愿将生活圈与写作圈混为一谈，不愿生活圈里的朋友知晓和关注我的创作与作品。说个经常遭遇的事：有几个熟人，电梯里遇见，时常会聊起我的作品、获奖消息，或者询问写作计划。他们并不一定是对写作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许只是找个话题，避免相顾无言的尴尬。这样一来，他们不尴尬了，我却待不住了——电梯里还有数位认识或不认识的旁观者，尴尬至极的我只能打哈哈搪塞过去，期待电梯迅速到达指定楼层，我和话题操控者中有一人抬脚离开。固然，写作是正大光明的事，但在那一刻，我只感到羞耻和难堪——似乎自己一直在做丢人现眼的事，而有人恰好在此时揭开了真相。

王文鹏：我一直信奉一点：一个作者的写作才华几乎等同于他的阅读才华，所以与朋友在一块儿时，我总喜欢探听他们的阅读视野，让他们吐露一些阅读感受。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又从这些书里得到了什么？

刘星元：我在《蒙尘的故人》这篇短文里写到与你的交往，并提起你推荐给我的经典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安东尼奥·塔布齐、萨曼塔·施维伯林、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理查德·布劳提根、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我试着读了一部分，有些的确对我颇有裨益。

之前读书广撒网，摸到什么就读什么，这两年更希望对某几个作家进行较为深入的阅读。目前手头在读的其中一本书是杜拉斯的《情人》。二十多岁初次阅读它时，并未感到如何惊艳，甚至觉得乏味。看了同名电影后，找出来重读，那种叛逆又节制的感受，以及更多难以言说的情愫，让我着迷。毕竟啊，时境不同了。

（王文鹏系《大观》编辑部主任、开封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