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信古的史观及反疑古史学
编者按：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区志坚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该书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及史学思想，同时分析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对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书中以南高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爬梳学刊、校史等文献资料，整理出南高史学思想及发展脉络。他们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与北大“疑古”史学和“窄而深”的治史思路截然不同。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信古的史观及反疑古史学》发布，以飨读者。
《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5月。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田家炳孝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香港地区历史教研工作。
柳诒徵治史的态度，基本上是信古的。所谓信古，就是相信古代的史籍及史籍上所见的古史均正确无误。但他的信古观点，不是盲目地认为凡古皆是，而是从道德文化的立场，认为古代史事均可信。因为他认为孔子确立了中国礼乐文化的思想，故孔子之言论均可信；而且一切史籍均是圣人载道的工具，所以他反对顾颉刚疑古史的论点，也反对批判孔子的言论。
柳诒徵在1926年时认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柳氏把孔子放置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考察，肯定孔子的地位。孔子成为“东方文化之祖”的原因，不是出于民众的崇拜或政权的影响，而是在于孔子开启了未来的道德文化。
柳氏总结孔子的贡献时，认为孔子删《诗》《书》《礼》《乐》《易》，订《春秋》，主要是借这些经籍传播伦理教化，使这些经籍得以继承先民“人类道德伦叙”“教化善本”的美德，孔子“著述之功，关系绝巨。……使任其放佚，则浸衰浸微，古代之文化复何从考见乎！”
柳氏从开启中国礼教文化的角度而言，特别重视孔子提倡建立道德人格的学说及恕行之道的教化思想。他认为孔子办学的目的，在于完成美好的人格，“孔子为学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后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满其心性之本能，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现于外”；又说孔子“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尽己。……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是历万古不可磨灭”。孔子提倡个人修善道，同于柳氏提倡的史学研究应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此外，柳氏又从教育的观点，肯定孔子的价值。他认为孔门教育尤重开发人们道德修养的情操，以达到变化社会风俗的目的。他说：
(孔子)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天地，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巨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者，无不可以实现，正不必以国家人类为界；而区区于知识技能，以为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论矣！
孔子主张教育应“以学辅仁”“以学辅礼”，以教育改善人性恶习，由是教育具有“尽物性，参天地，倡言道德教化”的特色。因为孔子教学传承周代礼教文化，提倡知行教育的宗旨，讲道德而宽裕安和，从而民间社会受德化的感染，使中华民族形成一个“道德团体”，归结而言，“孔门教育，真道德团体之教育，非徒教育专家之教育矣”。故处于20世纪初的柳氏面对五四运动激烈的反儒家思潮时，自然会反对这些激烈的批判中国文化的言论。
柳氏认为：“一切史书所载圣哲语录，历历如绘，未尝有误。”古代史书均为圣贤传教的工具，既然圣哲言语没有伪造，一切古代史书的内容也不是伪造，因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也是没有伪造的。此外，古代帝王的史事记载，为“集全体之所为书”，三皇五帝及四方的志书，重人民财用，农牧并耕、利害得失均为“史所取资不容伪造也”，历代建立的信史，乃是“萃群策群力而成”。记述古史的人物，均是“秉心持正厚者，能尚友而畜德赋者”，圣人借古史宣扬道德教化，故史书成为圣人托言的工具，一切史书上所载的史事，也是圣人载言的工具，圣人处事无误，故其所撰成的史籍及其所载的史事，也是“圣人托言，无伪无误”的。但后人只知“疑漂杵之过当。后人不师其发言之本旨，惟截取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一语，则专以索瘢吹垢为事矣”；“以他族古初之蒙昧，遂不信吾国圣哲之文明，举凡涉天治地，经国临民，宏纲巨领，良法美意，历代相承之信史，皆属可疑”。若只言古人所撰述的古代史籍全是伪造的言论，实不明圣人立教的意义。
为了批判顾颉刚的疑古史言论，柳氏于1924年发表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批评顾颉刚有关禹帝是九鼎上所铸的“虫”之说法。柳氏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可专信文字，即使要从文字证史，也应通晓文字的通例，不可据单字只例，便妄下结论。他说：
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涂(途)术，要当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煞。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虽第举一字，必证之他文而皆合，此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也。不明乎此，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甚少不为通人所笑矣。
《说文解字》一书，属于文字解释的工具书，只是说明文字本源及字义，书中只是说“禹”字的本义是虫，但没有说出“禹帝”的“禹”字就是“虫”的意思，而顾颉刚只取《说文解字》中言“禹”字的本义为“虫也，象形”，及出土的钟鼎文字及甲骨古文，相为引证，便说“以禹为虫”，以为“禹帝”的本义是出自“虫”的意思。其实《说文解字》只说出文字的源流，书中所言“故于字之形谊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证。如尧、如舜、如汤、如弃、如昌、如发、如旦，皆不释为某帝某王”，说明《说文解字》一书没有用这些文字指称某一君主或人物。因此顾颉刚疑禹帝为虫，是不明白《说文解字》为一本解释文字的工具书，强作附会，不知道《说文解字》只说及文字的源流及古义，而不是以文字指称某些特别人物：
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盖先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
要知柳诒徵不是反对以疑古态度治史，而是反对盲目的疑古，反对抹杀中国文明的疑古。柳氏在1935年发表的《讲国学宜先讲史学》中指出，其时学术界往往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书，多半是伪造的，甚至相传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后来的人附会造作的。此种风气一开，就相率以疑古辨伪，算是讲史学的惟一法门。”疑古史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史书，是没有多少神话的，而古代史书更是“以道术为采言”，只是一种载道及教化的工具。古人总观了历代成败变化、人事进退的关键，借史学著作提出一套治世安民的良策，他们所思所言均是“立旧典，显万方”，“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观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者，盖莫大乎此”。古人借史著“正君臣父子兄弟之伦，非区区志人之相杀”，史学便是一种“鉴戒之学”及防微绝乱的治术。柳氏着笔之处，不是从治史的方法，反对疑古史的真伪与否，而是从史学为“鉴戒之学”的观点做引申，因柳氏认为圣人言论是可信的，而圣人借史书以宣扬教化，所以史书成为圣人载礼的工具，而一切史书也就是可信的史料。
此外，从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言，柳氏认为尧、舜、禹的言论，是“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所以，不论尧、舜、禹的历史是否为人们所伪造，以上三帝都确立了国民谦逊的德行，三帝行事成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历史人物影响于国民性者”的代表；再加上，尧、舜、禹立教化、行车服制，“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而天下为之变化焉，则执简驭繁之术也”，均上承上古三代立教化的宗旨。以上三位圣帝都是替人民求福利，求道德伦序，故三帝所立法度为“吾国吾族天道自然之秩序，凡人立国之根本不可变”，三帝行事，实验了王道纯善美及“顺教化”的特色，故不能否认三帝建立中华民族德性，甚有重大的贡献。“我们不说中国的史书，比外国的史书是可以算得信史的，反转因为外国人不信他们(尧、舜、禹)从前相传的神话，也就将中国的人事疑做一种神话，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
总之，柳氏认为一切典籍均是圣人“立旧典，显万方”，“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观伦理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古代史籍成为圣人传道的载体，故古代史籍均是可信的。也因相信孔子为传前朝礼教文化的重要人物，及相信古代史籍为圣人载言的工具，所以在五四激烈反孔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中，柳氏便借撰《中国文化史》，以明“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福吾族姓，抚有土宇，推暨边裔，函育万有，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并要求学者静心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要强行批判，以“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