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祖慈：年届七十，“爱上”翻译
竺祖慈，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爱上翻译的，做翻译是自己的兴趣吗？
竺祖慈：我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属于“老三届”。毕业后即赴苏北农村插队务农，1977年参加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届考试并被录取。毕业后教了半年书后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杂志任日文编辑，自己也做一点翻译的愿望，就是从这段伴自己终身的职业生涯开始的。最初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积累一定的经验和体悟，以期提高对翻译作品的鉴别力，增加自己与译者朋友的对话能力，而非仅做一个眼高手低的编书匠。与其说自己文学翻译的起步是出于爱好，倒莫若说是职业使然，如果不是从事翻译文学出版编辑工作，作为一个中文专业出身的人，仅凭自己自学日语的经历以及对于自小对于文学的爱好，我应该是难有动机和机遇介入文学翻译工作的。
20世纪80年代前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余年中，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百余万字作品，虽没耽误编辑工作，但还是担心予人不务正业的印象，于是都以笔名发表（退休后一次偶遇当时还在译林社工作，已经声名鹊起的青年翻译家陆大鹏，我不无艳羡地告诉他现在这样开放宽容的职业环境值得珍惜，希望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在译事方面更上层楼）。之后的二十年中，因转事出版社的行政和经营管理工作，一心投入各种日常事务，便完全中止了自己的译事。66岁结束退休后的返聘工作，又专心照顾老父，直至他以百岁高龄辞世，此时已届七旬的我才应译林同事的鼓动和安排，开始拿起译笔重作冯妇，以至这个没有多少嗜好的无趣之人因此有了一种近乎上瘾的感觉，一方面希望能把译事作为自己打发退休时日的一件“正事”，同时也希望借此不使头脑锈结而更快老衰，而且由于敝帚自珍的人性使然，常常会从自己的翻译文字中多少获得一点心理的满足。我觉得大概这时才能说自己对文学翻译达到了“爱好”的境地。
中华读书报：您曾提到自己最喜欢活跃在一线的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为什么您特别喜欢推理小说？推理小说是您最喜欢的阅读类型吗？
竺祖慈：前两年获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后，在一次与媒体的访谈中我提到希望能译一部推理小说，尤其是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的东野圭吾的作品。推理小说在日本文学中属异类，从取材来说，它们完全跳脱个人体验、日常琐事和内心感受，多围绕重大事件展开情节，尤其是社会派推理作品，常以个体事件反映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制度问题，以至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推理作家已被公认为左派作家。从写作手法来说，推理作品也一反日本文学作品常见的节奏缓慢、文字艰涩等特点，常常给人一气呵成、目不暇接之感，而且较易引起影视业关注而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甚至反复被改编成不同版本，包括不同国家、语种的移植版本，从而形成一种IP（知识产权）资产。
从数量来说，以我的感觉，现今日本推理、悬疑（mystery）作品的产量在日本国内的文学种类中应是最高的，在中国的译介量应该也超过了其他日本文学种类，并形成了不少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活动频繁的“日推”粉丝群体，其中包括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我有好几位中学同学常向我借阅日本推理小说，其中不乏各个行业的专门人士。这可能也是我想译一本推理小说的动机之一，觉得到时送书给朋友熟人，受欢迎的程度可能会好过其他书，这些年来最活跃和高产的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尤应如此，于是便有了我接受采访时的那段话。
中华读书报：能顺便谈谈自己的阅读情况吗？在翻译中，有哪些作家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
竺祖慈：我的阅读生活其实集中在中小学时代和“文革”初期停课无所事事的那两年，也是因为父亲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有了借书的各种方便（也正因如此，那时家里基本没有藏书）。青少年时代的阅读自然是从《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之类开始，继而是《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等，然后是中国古典名著和外国名著（当然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一类）。待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父母亲都先后下乡务农后，就基本结束了读书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书源。
中华读书报：大学时期的阅读呢？
竺祖慈：1977年上大学后的读书主要迎合中文系的课业需求，相对比较系统，而且主要是补自己在中国古典阅读方面的短板。从事出版工作后则忙于应付各种事务而没有较系统的阅读。完全结束职业生涯后，头几年是全身心照顾刚刚病倒的高年老父，待老爷子离世后，自己已是七旬之身，且又重操译事，于阅读可用的体力、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多的一点阅读又难置身于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之外，反倒冷落了家中几柜大多未曾认真读过的纸书。这几年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文学，包括日文原著和中文译本，其中大多是当下的话题作家和话题作品，借以了解日本文坛的一些现状，也想为自己的老东家出版社物色一点合适的作品。二是中国文学，此时已主要着眼于寻求语言文字方面的点化，以用于自己的译作文字。鲁迅、张爱玲等人的一些作品反复读过，已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实在折服于其中的文字表达，多少已沦于一种“技术流”的追求了吧。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竺祖慈：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带着提高写作水平的目的，常常会做笔记乃至自己认为的妙词佳句摘抄，曾经积累了几大本。进入“社畜”生涯之后再无暇余做读书笔记之类，及至老年，会将喜爱的作品或篇章多看两遍，但也不做笔记了。青少年时期习惯快读多读，如今已是慢读细读。与多数读书人不同，如今比较习惯用电子阅读工具，一是轻便，更是因为视力不济，喜欢电子阅读工具可将字样放大到自己方便的尺寸，不亦乐乎。
中华读书报：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竺祖慈：鲁迅著作是我读的遍数较多的。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竺祖慈：一个电子阅读工具带到无人岛则可足矣。呵呵。若只能带纸质书，可能会选一本尽可能厚一点的鲁迅杂文集，一本《红楼梦》和一本《聊斋志异》。
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竺祖慈：宴会应该是个轻松场合，我大概会邀妙语连珠的马克·吐温，一肚子故事的冯梦龙、蒲松龄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