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上海的教书经历
三位学生记忆中的好老师
1983年7月，汪曾祺以他1946年9月至1948年3月执教上海致远中学的生活为蓝本创作了短篇小说《星期天》，其中提到“我”所在的一家私立中学“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这可能并非虚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续编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又名《上海商用地图》）显示，当时上海各区临街商铺鳞次栉比，整座城市已达到很高的商业化程度。汪曾祺走出小小的致远中学围墙，满眼都是挤挤挨挨的商号，自然觉得这所学校学生都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其实也有例外。从山东青岛赶来上海与父亲汇合的诗人臧克家的两位公子，通过李健吾的关系借读（后来甚至借住）于致远中学，他们自然不是商人家子女，更谈不上“附近”。从学校到臧克家、郑曼夫妇居住的北四川路寓所将近5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为扩大社会影响，校长高宗靖经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这本身就有一种广告效应。此外致远中学每年还在各大报刊登载特别的招生广告，限额（不少于百分之三十）招收贫寒人家子弟做“减费生”或“免费生”。贫寒的暨南大学校友子弟还可优先享受同等待遇。臧家兄弟就是这样招进来并受到特别照顾的“减费生”或“免费生”。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汪曾祺班上还“有一个男同学，父亲是清道夫”。
1946年7月16日《民国日报》“致远中学近讯”称，“该校因拙于经费，下学（期）起，将撤销高中部，若教育局能予以津贴，则又当别论云”。汪曾祺这年9月来致远任教，学校确实只有初中部而并无高中部了。看来即使教育局局长顾毓秀是高宗靖老师李健吾的同窗好友，又是致远名誉校董，但并无津贴下放给这所私立中学。1947年10月，李健吾搬出位于陕西北路175弄（威海路路口）“华业公寓”，住进西宝兴路菜场附近较为低廉的一间屋子。“华业公寓”底楼大堂宽敞明亮，有两部电梯，在当时上海人眼里属于豪华住宅。李健吾拿到“顶”下这套公寓的著名演员金山、张瑞芳夫妇的八根金条，将其中一根赠给高宗靖，以解其燃眉之急。这个细节也说明该校确实“拙于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单纯为了扩大社会影响，致远中学一直坚持招收贫寒子弟为“减费生”或“免费生”，无论如何都算是一项十分难得的善举。
但这样一来教师待遇就不会怎么优渥了。小说《星期天》说赵宗浚校长每逢周末总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出去玩玩，逛公园，坐茶馆，吃小吃，“凡有这种活动，多半都是由他花钱请客。在这种地方，他是一点也不小气吝啬的”。校长此举既是团队建设，也是聊补无米之炊，稍稍减少一点教员薪水不高的遗憾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提到黄永玉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信中写道：“一月五十万，不可想像！”叶圣陶日记详细记录了1947年2月至10月上海如何“物价齐涨，如中狂疾”，其中仅大米一项，就几乎“每日改价”。2月5日十万一袋（估计十斤），2月11日“米价涨至十五六万，且无米可买”。5月6日涨到三十万元，5月23日涨至三十八万。1947年10月13日大米涨至八十万。专业记录显示，上海大米批发价1947年6月平均一石（百斤）427千元，7月平均407千元，8月平均409千元，9月平均528千元，10月平均662千元，11月平均670千元。看来实际售价要远高于理论上的“平均”市价，难怪汪曾祺说黄永玉的教师工资（低得）“不可想像”。
目前暂无材料显示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每月取酬多少。完成于1947年7月2日的小说《绿猫》，写小说家“我”和另一个小说家“栢”（汪曾祺在上海时曾用过笔名“方栢臣”）都从云南来上海，又都很落魄，有一天“我”去拜访“栢”，见“栢”的房间有四张床，“比我的房间还多一张”，其狭窄、拥挤、凌乱简直不可名状，“我想问问他是不是还是那几个钱薪水，得了，别问了”。这无疑可视为当时汪曾祺的自我写照——他的月薪肯定不会太高。他和穷画家黄永玉每次去见青年文友黄裳，总由黄裳会钞。黄裳担任《文汇报》编辑记者，又在“中兴轮船公司”兼职，笔头快，写散文赚稿费又远多于汪曾祺、黄永玉。
学生眼里“汪先生”相当贫寒（那时上海人都称老师为“先生”），“有一次，上午第一节课是国文，过了几分钟，汪先生还没有来。班长便去宿舍里看看，回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汪先生还在睡着，感冒了，身上只盖了一床没有被里被面的棉絮。同学们听了，心情黯然。可见那时候的中学老师生活是多么清苦”。如果这位学生的事后回忆属实，“汪先生”或许是把他在西南联大做穷学生时养成的习惯带到了上海，一遇困乏就“坚卧不起”，“被窝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条棉絮。我无论冬夏，都是拥絮而眠”。但不管是“感冒了”，还是因为“时常写一个通宵，到天亮时才和衣睡下”，反正一听到学生敲门，他还是立即“翻身起来，拿毛巾抹一下脸就上了课堂”。
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教初中二年级国文、初中三年级外国历史两门课程，“一星期教二十八课”，从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五到六节课，对年轻的中学教员来说也不算太繁重，但白天并无太多整块时间，而他从昆明后期开始就养成了一边教书一边创作的习惯，因此晚上熬夜写作便成了常态。
据说他教外国历史课，“只管自己滔滔不绝，丝毫不理会教室内学生因不重视辅课而有躁动，似已显示散淡的名士风度”。连给毕业生纪念册上的题词也与众不同。校长高宗靖的题词是致远的校训“任重致远，敬业乐群”。国文老师是“知足长乐，求学不可知足；谦让为本，当仁毋须谦让”。汪曾祺则从朱熹《近思录》摘出一段语录，“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这就令当时获赠此留言的中学生觉得“似含禅机佛理，难于参透”。
在当年学生记忆里，“汪先生”有一个奇怪的爱好（或才艺）：因为作文课总是连上两节，他在黑板上出好题目，命学生当场完成一篇习作，本人就蜷缩于讲坛后面，“用红笔在粉笔上画画儿。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那又长又圆又掉渣的粉笔上画出各种花、鸟、房子等等……非常好看的画”。学生们大概不知道，“汪先生”父亲汪菊生乃故乡高邮一名很有功力的画家。“汪先生”自幼向父亲学画，这方面有童子功。
汪曾祺在致远教书、尤其教“国文”的成绩颇为可观。“每当同学们的作文，有了较好的句子，他就会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有一个男同学，父亲是清道夫，本人学习又不好，很受同学歧视。有一次汪先生特别表扬他写的‘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柏油马路也一天天变软了’（那时的柏油马路天热太阳晒，便会变软）。还有一位女同学，形容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上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汪先生叮嘱大家要像这样细致地去观察生活，感受事物。”他甚至还教出过一名小诗人！这就是臧氏兄弟中的老大臧乐源。他在“汪先生”（当然还有父亲臧克家及其诗友们）的帮助和影响下，接连发表了两首小诗。
上述三位学生多年后的回忆或许都将往事蒙上一层美丽光环。实际情况以及汪曾祺当时的内心感受，自然要复杂许多。
“汪先生”的心事
汪曾祺在学生面前“炫耀”画技，是否因为上课总“讲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何其芳、巴金、鲁迅”等“新文学家”，曲高和寡，在刚刚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上海学生中间难觅知音？学生们虽然知道这位新来的老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但“我们当时一点也读不懂”。
其实来上海之前，汪曾祺就有当着别人的面绘画的习惯。写于1946年12月13日的一篇散文回忆在昆明时，同学“孟处”和“松”（女友施松卿）看他画百合花。后来天各一方，作者本人只记得那幅“百合的遗像”了。
他坐在致远中学教室里，一边看着低头写国文“习作”的学生，一边在粉笔上画画，很可能像这篇散文所写的那样浮想联翩，“到上海三月，孟自家乡北上，经过此地，曾来我这个暮气沉沉的破屋里住了一宿，谈了几次，我们都已经走了不少路了”，“这教我有了一点感慨。走了那么多路，甚么都不为的贸然来到这个大地方，我所得的是甚么，操持的是甚么，凋落的，抛去的可就多了”，“松远在南方将无法尽知我如今接受的是一种甚么教育”。“汪先生”这些心事，学生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这篇散文还说他有时“独坐无聊，想跟人谈谈，而没有人可以谈谈，写不出东西却偏要写一点，时方近午，小室之中暮气沉沉。雨下得连天连地是一个阴暗，是一种教拜伦脾气变坏的气候，我这里又无一分积蓄的阳光，只好随便抓一个题目扯一顿，算是对付外面呜呜拉拉焦急的汽车，吱吱扭扭不安的无线电罢了”。许多回忆汪曾祺在上海的文章都说他的居室常常高朋满座，实际上朋友固然有几个，但都为生活奔波，不可能一天到晚聚在一起，或寂寞时招之即来。多数情况下，致远中学这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只能独处一室，无人倾谈，以至于到上海将近一年之后，每逢夏日黄昏，既无处可去，也无访客来聊天，只能吃过学校的包饭，先睡两个钟头再说。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九点，“在我睡着了时一切都还在进行着的”，这个世界并非缺了他就停止运转。这时听到隔壁巷子里两个女孩在练歌，翻来覆去唱着同一首曲子。“汪先生”最后总结说：“这样的唱歌能使她们得到快乐么？她们为什么要唱歌？”
自始至终，汪曾祺并不知道这两个唱歌的女孩是谁，却作出如此推测，这无非表明他很厌烦那“围绕”着他的整个“世界”。他对在他睡着时“一切都还在进行着”的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以至于连小女孩的歌声也觉得难以忍受。
“汪先生”终于起床了——从“听雨斋”那张属于他的小铁床上爬起来，觉得“天真闷，气都不大透得过来。什么地方一股抹布气味，要下雨了吧”。
1947年初夏一个平凡的日子，从傍晚到晚上9点之间，昏睡中醒来的“听雨斋”五分之一主人（还有另四位住客）汪曾祺心神不宁。这虽然只是一时的感受，但郑重其事写成文章，用一个大家都猜不出是谁的古怪笔名“方栢臣”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无疑是在传达作者对蜷曲沪上一隅做中学教师的真切感受。
他深感茫然。他不知道这个暂时的职业有何意义，恰如他想象中隔壁女孩子都不喜欢各自所作的事，都不明白这些事的意义，却又不得不煞有介事坚持着去做，似乎因此就能维持整个世界正常运转，似乎整个世界的运转就是依靠每个人这样盲目的坚持。
这种心态也影响他对自己所教中学国文课的认识。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青年作家教一班上海中学生“国文”，尽管有些屈才，但起码胜任愉快，师生之间时常迸发智慧的火花，也未尝不是一种乐趣。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他觉得当时没人关心所教的“国文”是什么，也没人在乎教得好不好，只要“在那儿‘教’”就行了！他认为当时教育制度连“‘国文’究竟是个甚么东西”都没搞清楚，甚至“根本就没有甚么制度”。因此“我”怕进教室。“一走进教室，我得尽力稳住自己，不然我将回过身来，拔腿就逃。不过我的‘性子’常常很好（我这一向睡得不错），我走进去，带上门（我把自己跟他们一齐关在里面），翻开书（一切做来安详从容），我讲了……”
接下来一段写“我”给学生分析自己最有心得的明代散文家归有光《项脊轩志》：“我思想活泼，嗓音也清亮；但是，看一眼下面那些脸，我心里一阵凄凉，我简直想哭。”学生们“全数木然。这分析得比较细，他们不大习惯？那他们至少该有点好奇，我愿意他们把我当一个印第安人看也好。可是就是木然，更无其他。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整个的社会。我的脚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无所攀泊，无所依据，我的脑子成了灰濛濛的一片，我的声音失了调节，嗓子眼干燥，脸上发热。我立在这里，像一棵拙劣的人画出来的树。”
总算上完了“国文”课，“我”回到“听水斋”或那间“铁皮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没有一篇“作业”令“我”满意，“一边批削着一边恨恨的叫苦，忽然伤狗似的大吼一声，用力抓揪自己的头发，把手里的红笔用力摔去，平常决不会有的粗野态度这时都来了；这样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
在“一本本‘作文’”中，“我”偶尔也会“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当垃圾堆中忽然发现一点火星；即使只是一小段，三句，两句；我赶紧俯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来，烧起来”。激动的“我”把这篇“不错奥？”“很有希望奥？”的“作文”当宝贝遍示同事，得意非凡。
这是初中二年级某个女生交上来的草稿，“说到家里几只小猫，一回家她总是先去看看小猫，跟它们玩半天，她说她老想小猫要是老不大起来多好啊。我想：这孩子！我好好的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眉目间有一种秀气，美起来了，说：‘很好，拿回去抄吧。’”这位女生确实给“我”带来莫大的欣喜，“下了班，在饭后的闲谈里我不知在谁的话后插了一句。‘许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艺术，大概真是一种本能。’我躺在椅子里，抽着烟，对这个世界很满意的样子”。
汪曾祺来致远中学之前，已经在昆明郊区西南联大同学自己创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一年多“国文”，但跟这篇散文写于同时的回忆“中国建设中学”的小说《老鲁》并未流露任何颓丧失望，尽管那所昆明郊区的中学条件远不如“上海市中心区”的致远中学。《老鲁》写那所学校经常不能给教师发薪，只能保证老师们有饭吃，但“我”和同事们乐在其中，竟然有闲心考证所挖野菜可能就是《庄子》“逃蓬藿者闻人足音则然喜”的“藿”，甚至戏称这种挖野菜度日的行为是古圣先贤的“采薇”，“日子过得极其从容”，就连从部队“下来”的老兵（50岁左右的“老鲁”）对未来也抱有坚定不移的希望。他在云南刚开始教书时还说“教书不易偷懒，我在一个制度之中，在一个希望之中，在一个隐潜的热情环围之中”，为何到上海后却怀疑究竟有没有一个教育“制度”，教育工作究竟有没有“希望”？是否值得为之付出“热情”？
最可靠的解释只能说是被上海的新的环境刺激所致。在云南时虽然经常“穷出骨头来”，但毕竟还有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内地的希望。如今到了大上海，有幸住进“上海市中心区”，当初朦胧的希望反而被冷酷的现实所击碎，“我”由此认清此时此刻自己真实的身份与处境。
“教员检定”及其他
还有一桩烦心事。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教育局举办过两次中学及师范学校教职工“检定登记”或“检定试验”。第一次是1946年夏秋之交，第二次是在1947年夏汪曾祺执教致远中学之后。当时报纸报道，“市教育局于昨日下午三时在教育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检定委员会议”，“中学及师范学校教育检定，决于七月廿一日开始申请检定，八月九日截止申请，八月十五日揭布准予参加试验检定名单，八月廿一日举行考试，九月五日揭布全部合格教员名单，发还证件，十月一日发给合格证书，十月十五日呈文教育部报告办理经过”。
半个月之后，亦即1947年8月5日，“检定”活动进展又见诸报端：“（本报讯）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第二届国民教育工作人员检定登记，已于七月底截止申请，索表申请者约万人，已填就表格连同证件缴局者八千四百余人，现正由市教育局加紧审核中”，这是针对“国民教育工作人员”的，针对教员的“第二届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登记，将于本月九日截止申请。迄今索表者已有二千余人，呈缴证件登记者计五百余人。检定试验，定于八月廿一日起举行”。
致远中学校长高宗靖1946年已顺利取得“中学师范教员检定合格”证书。1947年暑假期间汪曾祺却大为窘迫，因为他手头并无报名申请所需“证件”。早在1947年7月16日他就给沈从文写信说：“上海市教员要来个什么检定，要证书证件，一讨厌事，不过我想当无多大问题，到时候不免稍稍为难一下而已。我已教书五年，按道理似已可取得教员资格。果然有问题，再说吧。”说得轻松，其实很棘手。他在西南联大只是肄业，所谓“我已教书五年”（“五年”或为“三年”之误）当指在昆明郊区“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将近两年，加上来致远之后的一年，但这些经历都需证书或文件来证明。
1947年9月25日上海市第二届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结果公布，共计951人合格。《世界日报》1947年9月26、27、28、29日连续发表合格者名单，其中并无汪曾祺。
《世界日报》26日“本报讯”，“教育局举办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登记及检定一案，经该局多日之积极工作，其审核手续大致业已竣事，除非现职人员尚在复审中，及现职中尚须待审人员应俟提出有力证件后，再行补予审核外，已先将现职审查合格人员，于昨（二十五）日发表。”汪曾祺就属于必须“提出有力证件后，再行补予审核”的“非现职人员尚在复审中，及现职中尚须待审人员”。
不知汪曾祺有没有因此想起他1941年发表的一篇小说，其中提到主人公“荀”讨厌同室（原型为西南联大校舍）几位同学，不管他们学甚么专业，“谁都知道，需要最多，薪津最多，事务最无枝蔓的是会计人员。诸同学都有志会计，但学校里不发‘该生已修会计，可以发卖’的证件，这是疏忽的地方。但他们都很聪明，有人找到四年前某上海私立会计学校的肄业证书，找熟铺子镌个印，照样发他几十张好了。而缮写证件是早就看上了荀的，荀的字不坏，且在他们眼里他是个极随和的人”。讨厌归讨厌，“荀”还是答应了这几位同学的请求，这比钱锺书《围城》中方鸿渐伪造“克莱登大学”毕业文凭早了五年多，但此时此刻正在上海为“教员登记检定”苦恼的汪曾祺本人自然不能如法炮制。
这种情况似乎并未给汪曾祺造成根本的麻烦（他本人和高宗靖校长或许曾为此付出许多努力），1947年秋新学期开始，汪曾祺照样在致远中学上课，但上海市教育局这次“教员登记检定”肯定给他的教书生涯投下一团难堪的阴影。
汪曾祺来致远教书原非长久之计。1946年9月他进致远不久便颇感不适，仍请沈从文帮他在上海另谋职业。沈从文1947年2月初，写信托上海的朋友将汪曾祺推荐给考古学家李济（字济之），“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直到1947年7月，汪曾祺从沈从文处仍未获得任何消息，他又给沈写信说“我实在找不到事，下学期只有仍在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课，在准备一套被窝让它发霉，准备三颗牙齿拔，几年寿命短吧”。这又是“发孩子气的牢骚”，但他确实感到自己就像一株北方的植物，“强为移植南方，终觉不入也”。何况北方还有苦苦等待着的未婚妻呢。
也许正是在李济的帮助下，汪曾祺后来果然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一份临时工作，1948年3月初终于离开上海，告别了“上海市中心区”这所不怎么起眼却别有一种安定和温馨的“弄堂中学”，乘船经青岛、天津，于3月10日到达北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