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创设“诗苑译林”丛书，在中国当代诗歌出版史上意义深远。1984年版《中国出版年鉴》对此有所记述：“诗苑译林”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是对“五四”以来外国诗歌译介成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它将填补外国诗歌译介工作若干方面的空白，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加系统、全面与多样化。在丛书草创时期，诗人彭燕郊作为首倡者和组织者，曾致信联络众多文艺界名家，热情鼓励其整理旧译诗稿，并为丛书的规划设计征集意见——期间留存的书信遗稿，为回望彼时诗歌翻译出版实践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施蛰存也将这项译诗计划视为“极有意义的工作”，常写信与彭燕郊诚恳地讨论，或向其推荐译者，请他为这些翻译家“鼓鼓气”，尽量多写、多译。今见冯至致彭燕郊的一封未刊书信，正是对其约稿的答复，抄录如下。

燕郊同志：

7月15日 来函及“诗苑译林”三种均已收到，非常感谢。因事迟迟未复，甚以为歉。我过去的译诗杂乱无章，不足以列入名译家之林。如欲汇辑成集，须进行一番修改和补充。但这项工作目前还无暇及此，等到明年再搞，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解放前与解放后我发表过的译诗，我这里还能找到。初步设想，我的译诗将来可以命名为《德语六诗人选译》。这六个诗人是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里尔克、布莱希特。这六个人各有千秋，很少有共同之点，若把他们的代表作略加介绍，也要下一番功夫。

蒙问及海涅《哈尔茨山游记》，要做些修订，才能拿得出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如能列入“外国散文译丛”，俟将来修改后 自当奉上。

六届一次人大时，徐迟同志曾谈到您的工作，我以为非常有意义。“诗苑译林”如能按计划陆续出来，将会对新诗以及意识技巧产生积极影响。

月前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杨德豫同志来信，也谈及“诗苑译林”事，您能否把这信给他看一看，我不另给他写信了。

专祝 著安！

冯至九月 四日

冯至的回信未注明确切年份，彭燕郊的去信如今也已遗落，但从信中透露的时间线索可推测，这一书信往来应发生于1983年。现另存有彭燕郊于1983年7月15日致梅志与陈耀球之信，他在当日一并写了给冯至的信似乎合情合理，则其所寄“诗苑译林”三种，应指当时新出版的《梁宗岱译诗集》（1983年3月）、卞之琳译《英国诗选》（1983年3月）和《戴望舒译诗集》（1983年4月）。

彭燕郊在7月15日来函，冯至直至9月4日方且回信，从他近期所写其余信件中，常见因琐事繁忙而未能即刻回信等相近的致歉之辞，如1983年8月28日致信赵瑞蕻说自己“整整一个夏天，都在外边跑，六月在西德，七月在大连，回到家里没有住了几天，又到了西山”，直到现在“才拿起笔来写信”；随后又于9月16日称“近来很少外出”，“尽量使用残余的时间和精力，整理整理旧 日 的东西”。这释明了冯至为何“因事迟迟未复”，也暗示着诗人此时的心境。

从信中的描述可见，彭燕郊来信希望冯至能将过往译诗汇辑成集，“列入名译家之林”。冯至认为仍需“修改和补充”，且初步构想了具体内容与呈现形式：这些译作可命名为“德语六诗人选译”，在翻译文本的同时，还应对代表作略作介绍。冯至拟定的六位诗人分别是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里尔克和布莱希特，他们“很少有共同之点”，但冯至有意将其归为一集，实出于个人内心的审美偏向。这些“各有千秋”的德语诗人身后，隐藏着冯至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诗歌译介道路：他1924年在留声机上听歌德的叙事谣曲《魔王》且将其译出，1932年于德国购买《歌德全集》，并称对此书“充满了敬畏的心”；1925年便已翻译荷尔德林的《命运之歌》，后悉心研究其诗文，敬仰那“不可企及的纯净”；他自青年时期阅读海涅的抒情诗，又于1973年“怀着愤激的心情”翻译其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1931年12月所拟研究计划中，冯至视尼采为欧洲十九世纪三位伟人之一，“能使人敬仰，使人深省，并且在近代的哲学同宗教发生极大的影响”；他于1931年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将此译事视作启示、指引青年的“责任”，在其心中，里尔克正是继歌德与荷尔德林之后的重要德国诗人；1959年，冯至翻译布莱希特的戏剧与诗歌并结集出版，标志着国内布莱希特译介的关键“开端”。这些名字如同一个个象征性的符号，在此得到有意味的筛选和汇集，成为冯至“诗人译诗”的里程碑。

“诗苑译林”丛书各册诗集末页附有总目说明，标“*”号者为已出或即出，其余表示将陆续出版。1984年8月出版的《苏联抒情诗选》末页尚未预告“德语六诗人选译”，而次月——1984年9月印行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总目中便新增了“德语六诗人选译（冯至 译）”，这更加证实冯至此信必然写于1983年9月4日，也反映出丛书选目自讨论确认至正式预告之间可能存有的时间间隔。

彭燕郊在1988年前后写下“《诗苑译林》尚未出版的二十七种”，其中“已列入计划，译者尚未交稿”栏内记有“德国六诗人选译”，即指此书。对照冯至同时期书信内描述的境况可见，此时他工作繁杂且稿约众多，经常难以“集中精力写稿”。冯至曾在1983年春夏之交应允编写关于歌德研究的文集 （ 即1986年 出 版的《论歌德》），至1984年2月说预计“年底交稿”，又在1984年10月19日告诉编辑赵南荣“一年多来净在应付其他刊物要求又无法谢绝的‘文债’”。1983年12月，当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韩世钟问及“德国诗歌选”，冯至回信说因杂事纷纭、身体欠佳而未能具体落实。至于彭燕郊提议的德语译诗集之事亦然，冯至尚无空暇顾及此项工作，致使出版计划最终落空；但这封书信解答了“六诗人”的身份，也对考察冯至译介外国诗歌的心路历程有所启示。

除为“诗苑译林”丛书组稿外，彭燕郊又询问了冯至翻译的海涅之《哈尔茨山游记》，计划将其编入“外国散文译丛”，冯至的答复同为“俟将来修改后自当奉上”。彭燕郊在1982年夏天拟编“外国散文译丛”，使之与“诗苑译林”丛书交相辉映，且已开始征稿，暂定有梁宗岱的《蒙田散文选》和罗念生的《希腊罗马散文选》。这套“散文译丛”1985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彭燕郊曾被寄予“策划者”之名。虽然冯至修改书稿的承诺未能兑现，但《哈尔茨山游记》是其重要的翻译实践。冯至早在1924年逐字逐句地阅读海涅游记，希望仿照此风格写一篇离别家乡时的文章，后于1927年初译《哈尔茨山游记》，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题为《哈 尔 次山旅行记》），1948年经修改连载于《文讯》杂志，又在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记中说1927年版译文里“有许多不能容忍的错误”，故重新校改订正。现通行冯至译《哈尔茨山游记》即1954年译本。三十年后，对于彭燕郊的约稿建议，冯至称“要做些修订才能拿得出去”，这出于他在语言形式上精益求精的意图，也侧面表现了其文艺创作观念的演进。

“诗苑译林”丛书中另有一册综合性德语译诗集，是绿原所译《德语国家现代诗选》，彭燕郊在1982年9月15日致梅志的信中提及绿原已答允翻译且“己动手”，他在一年后又写信邀冯至整理旧译德语诗，或许与其1983年6月赴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经历相关。在京期间，彭燕郊拜访了艾青、陈敬容、聂绀弩等著名诗人，其中也包括徐迟。在1984年12月出版的《法国七人诗选》序言里，徐迟回忆了会中情形——他与彭燕郊同住北京市第三招待所，每天见面“谈诗”，彭燕郊赠徐迟“诗苑译林”丛书数册，并请他相助约稿。冯至同为此届人大会议代表，两人却未能当面交流，他在信中说徐迟谈起彭燕郊为外国诗歌译介所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这验证了徐迟的“中间人”身份。但冯至和彭燕郊的交集实际上可追溯至更早以前，如1949年12月在北京举办“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时，冯至、彭燕郊及徐迟等均为参与者；1950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新诗歌的一些问题”笔谈，冯至与彭燕郊也撰写了文章。两人后续的通信往来如今暂时未见，但往后数年内，彭燕郊还曾寄赠冯至《国际诗坛》《宗岱和我》等书册。在一定意义上，以“诗苑译林”丛书为契机，此封信成为冯至和彭燕郊两位诗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交往的证明。

冯至在信末提及“月前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杨德豫同志来信”，杨德豫作为彭燕郊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内的密切协作者，除编校书稿之外，也曾凭借他在国内翻译界和学术界的人脉策划了部分诗集选题。从现存冯至1978年10月9日致杨德豫（江声）的信件可见二人此前已有过联络，冯至当时称杨德豫“若能在有关外国文学的研究机构或编辑部门工作”将会有更多贡献，这仿佛预指了其未来的道路，因而杨德豫写信与之谈“诗苑译林”组稿事宜也在意料之中。

1987年，《世界文学》第一期新辟“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专栏，冯至撰文指出国内近年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虽“色彩缤纷”，但仍需综合性的介绍、较深入的研究与更科学的阐述整理，对此，他赞许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的“诗苑译林”丛书——“因为在这样的‘诗苑’里，读者能有所‘了解’和‘认识’，不至于眼花缭乱。”由此可见，对于彭燕郊的译诗邀约，冯至设想的《德语六诗人选译》虽未得以问世，但他高度认可了“诗苑译林”丛书之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将会对新诗以及意识技巧产生积极影响”，这同样强调了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的互动，正如他在1982年5月27日致屠岸的信里说：“1978年以来，诗坛上无论是创作或是翻译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诗的复兴。”

在中国新时期初期文学语境中，彭燕郊期望实现新诗的“艺术更新”，外国诗歌的系统译介正是重要路径，也开启了翻译与创作的“新的阶段”。这封佚信关涉数位人物（冯至、彭燕郊、徐迟、杨德豫）、两册译著（《德语六诗人选译》《哈尔茨山游记》），呈现了“诗苑译林”丛书编辑进程中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往轶事，潜藏着写信者的生活境况和心路历程，为这段尘封的译事增添了更真切、生动的历史细节，也具有了观察文学翻译出版史现实侧面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