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国藩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1]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然而黄修己先生却能“多掘数井”，并且每个井都能做到“及泉而用之不竭”，他在作家研究、文学史编纂、文学史编纂研究、文学研究之研究等诸多领域都收获了累累硕果。

关于赵树理，黄修己先生先后出版了《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赵树理研究资料》《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他本无意于某一作家的专门研究，却将赵树理这口“井”挖得深且透。1962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研究赵树理的第一篇论文《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民形象》，1964年用笔名方欲晓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赵树理的小说》，1981年出版了赵树理的第一本评传，1985年出版了赵树理的第一本研究资料，1990年对赵树理研究做了学术史考察。1985年出版《赵树理研究》时，他说“今后也不可能再有机会详细研究赵树理”[2]，但1990年又出版了《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出版《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时，他又说：“这回是无论如何要与赵树理告别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本有关赵树理的书了”[3]。事实是，他依然没有与赵树理告别，2004年11月3日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从显学到冷门的赵树理研究》。从1962年到2004年，42年间，黄修己先生在赵树理研究这一领域下了水磨工夫。赵树理说：“如只是注意分析人家的作品，跟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不发生感情，就很难从人家的作品中学到东西，而且有时候分析的也不一定就对。”[4]批评家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怀有深情，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亦复如是，黄修己先生对赵树理怀有深情，他不但没有轻易与赵树理告别，还不断地回望赵树理、研究赵树理。可以说，黄修己先生是不折不扣的赵树理研究专家，他的赵树理研究五部曲，为赵树理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深化了赵树理研究。黄修己先生持续研究赵树理，李存光先生持续研究巴金，商金林先生持续研究叶圣陶，他们从事相关作家研究所下的刻苦的水磨工夫，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品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黄修己先生喜欢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理时代的俄国文学概观》和别林斯基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钟情于“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5]，“在较长的时段里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花费了较多的精力从事文学史编纂工作，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他最初的文学史编纂实践，是参与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一员，执笔了《中国文学史》的“陶渊明、曹操、木兰诗”等部分。当然，黄修己先生投入最多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执笔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敌后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等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唐弢先生、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他负责撰写“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等章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许志英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他撰写了“左翼文艺运动”等章节。这些对黄修己先生来说，都是小试牛刀。第一次主刀，是他独立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总字数是34万字，印数高达40万册。之后，他又对《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进行仔细的修订，字数从34万字扩展到44.5万字，1988年11月改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出版，印数为38000册。1989年8月第2次印刷了50000册，1994年12月第8次印刷，总印数已达13万册。2005年2月第28次印刷，总印数高达393500册。2008年10月第3版，字数又扩展到52万字，第30次印刷，总印数402000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又出版了黄修己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04年8月又出了“新一版”。

 从参编到独撰，再到主编，黄修己先生对文学史编纂情有独钟，他“一心一意地投入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创新”[6]。《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不单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第一部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最早把张爱玲写入了文学史。关于张爱玲，黄修己先生在《简史》中这样写道：

这时上海还出现一位女作家张爱玲（1921-），一九四四出版了《传奇》小说集，一时也颇有影响。她的小说多围绕恋爱、婚姻表现城市中的上层人物。和现代派小说不同，她写城市生活用的是传统手法，很善于在平常生活中细腻地描写人物心理。从题材上看，她与凌淑华相近，但比凌的作品多了点市井俗气，格调也不高。太太们都关心在“大后方”的男人是否娶小，因为据说这是受到那边政府鼓励的。就在闲聊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这里反映了一群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色调。代表作《金锁记》描写一个叫七巧的富家寡妇，为了保护钱财而产生种种变态心理。因为反映了旧家庭的矛盾，有一定认识价值。后来张爱玲在为《传奇》写的《再版自序》中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担心“我们的文明”即将过去，“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7]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黄修己再次写到张爱玲：

上海沦陷区还出现一位女作家张爱玲（1921--)。她于1943年以描写战时上海、香港两地洋场生活的短篇《倾城之恋》,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女主人公白流苏，是旧式家庭中的离异的女子，在旧家庭感到窒息，便从上海来到香港，从封闭的家庭走上洋场。在那里遇到一位富有的华侨子弟范柳原。作品写他们二人的关系和战争促使他们的结合。这里既没有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恋爱中的纯真，也没有笼罩着古风的旧式婚姻的纯朴。表面上很开放，各有独立的人格，心底里不过是对于对方的不同的需要。从这方面反映了洋场生活的特色。1944年张爱玲出版了短篇集《传奇》,1947年做了增订，基本上包括了她这时期最主要的作品。既不同于左翼作家从社会剖析的角度写洋场，也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她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侧重于从家庭婚姻角度，来反映洋场生活，人物环境仍多封闭式的，市井的俗气也更浓些。

张爱玲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金锁记》。作品写一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嫁给患了“骨痨”的富户少爷。她在富家受歧视，只等待着老人和丈夫死后分家。这个目的实现后，为了保住财产，便对周围的人怀着戒心，包括向她求爱的小叔子，和自己的儿女。并且亲手破坏了女儿的幸福，毁灭了儿媳。作品写七巧的粗俗、鄙陋和变态心理，都能入木三分。《金锁记》以其对旧中国市民阶层的深刻描绘，成为新文学中有特色的一部小说。它在艺术上继承传统小说的手法，尤其善于在旧式家庭生活中细腻地刻画人物，使其艺术风格上接近《红楼梦》。

沦陷区的环境使张爱玲这类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的小说，得到了滋长的机会。但让她显露才华的时间并不很长。到了她为《传奇》写《再版自序》时，她已有预感地宣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担心“我们的文明”即将过去，“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反映在抗战胜利后，在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时她的思想情绪，已经预告了她后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8]

将这两部文学史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一是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关于张爱玲的篇幅有所增加，字数从401字，增加到了783个字。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更为客观也更为深入。三是黄修己先生对张爱玲及其作品并非都是褒扬，也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笔者还注意到黄修己先生主编过《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2月版）。他在前言《为市民画像的高等画师》中称赞张爱玲“不仅非常熟悉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特征”，“而且有着深厚的、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是艺术地运用汉语言高手”[9]，她“恰是现代市民文学的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是为市民阶层画像的高等画师”[10]，并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创造作了深入解读。如何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如何给张爱玲定位，黄修己先生是反复思考过的。他坚持自己的定见，不盲从别人的看法。他不是做重复劳动，而是坚持文学史编写的创新，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不停地“重写文学史”，不止一次地重写他自己的文学史。

黄修己先生不但自己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关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初版，2007年10月2版），对新文学史编纂的艰辛、曲折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对数十部有代表性的各类新文学史著做了细致分析，如樊骏先生所言，“尽管由此得出的并不一定都能成为人们的共识或者定论，却能言之有物又有理”[11]，“凡有所论，不是泛泛而谈的空话，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捕捉对方的特点，进行独立的审视透析”[12]，他不但对具体的文学史著作了分析，还“注意从较为宽广的视野考察编写工作的发展演变，梳理其中的线索，划分发展的阶段，区别不同的类型等，力求从不同的侧面与层次”[13]，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工作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

黄修己先生不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他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还带领自己的学生一起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进行总体考察，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分上下两册，共计100万字，以“研究史”为题，系统地梳理、评介大约9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基础上，“重新查阅、研究史料，进行增补、修订，扩大内容，有的重整格局，开辟新篇，将五卷独立成册”[14]，总字数增至161万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架构完整、规模浩大，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创获。

黄修己坦言：“我国古代有着不断修订学术作品的传统，一部作品可以由作者本人或后人们，一遍遍地考订、修改。有的修订的内容多了，居然可以单独成为一本独立的著作，而且学术价值很高。书总要不停地改，才能不断地提高。什么叫‘十年磨一剑’，就是不断琢磨、修订的意思。我们现在学术著作的出版多是一次性的，书出了就万事大吉，修订再版的机会少之又少。”[15]他不但这样说了，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学术理念，不断地修订他的文学史、文学史编纂史、文学研究史等各类著作，使之臻于完美。

此外，黄修己先生具有强烈而且自觉的理论追求。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现状有清醒的估计，能够对“现代文学的整体，对其中的一些具有全局性的或者根本意义的课题，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概括与深入的阐释”[16]。他呼吁“要改变人们普遍的重研究实践、急于出成果而不注意总结经验、不重视休整的偏向，把本学科学术史和学科理论的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上”[17]，从而建立“于学科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学科理论”[18]；倡导科学精神，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培育一种理性的文学史观”[19]；坚持论从史出，呼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能够“通过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立的创见，或者能够提出理论上的问题来”[20]；提倡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并行；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双线论，主张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要注意“文学的多民族性（重视记述少数民族的文学）、多区域性（包含台港澳文学）、多品种性（雅俗文学一齐入史）”[21]；倡导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打通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限，“走向古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22]，“奔向大学科”[23]。黄修己先生具有整体性俯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眼光和敏锐性，他的这些思考不是对细枝末节的小修小补，而是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全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他的这些思考和结论是“从实证中归纳出来的，具体切实，不流于空泛，以言之有据来实现言之成理”。

黄修己先生除了自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非常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比如吴敏、刘卫国、陈希、姚玳玫、刘进才、丁力、陈少华、肖百容等，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非常重视学问基础的夯实，给学生开的书目中，不止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还有外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伍塞特·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和艺术史（《剑桥艺术史》、《美的历程》）。

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一生不断地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他将自我生命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融为一体，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并在赵树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等诸多领域做了大量扎实而有效的工作，令我们感动不已。他是一个永远的探索者、思考者，他用个性化的方式响应了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注释：

[1]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青岛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3]黄修己：《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4]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03页。

[5]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9页。

[6]黄修己：《黄修己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7]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第355页。

[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页—478页。

[9]黄修己主编：《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0]黄修己主编：《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1]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2]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3]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14]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一卷，1917-1927：喧闹中的开辟》，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15]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6]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

[17]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18]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19]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

[20]黄修己：黄修己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21]黄修己：《黄修己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页。

[22]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23]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