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古老的城墙染上战火的硝烟，北平的抗战岁月在文化人的笔端，化作了一部泣血的长卷。他们以文字为武器，在日寇铁蹄下记录家国之痛；以笔墨作星辰，于沉沉暗夜中照亮抗争之路。从“九一八事变”的阴霾到卢沟桥的枪声，从故都文人的忧思到敌后战场的壮歌，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勾勒出一座城市的不屈脊梁。

1933年3月，驻守喜峰口的第29军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资料照片）。

剧变之前的家国之叹

自“九一八事变”起，古老的北平城便笼罩在日本侵略势力的阴霾里。虽然此时的北平未失，但面对不断南侵、步步紧逼的侵略者，以及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北平民众的忧患情绪与日俱增，要求抗日救国的行动也在不断增加。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未久，文化人杨晶华便在一篇题为《西山之秋》的文章中写道：“故都的红叶，自然要算是西山了，久客燕台的我，每岁暮秋必作郊游几次；今岁呢！适逢辽吉被占，国难当头，一想到红叶，便会联想到关外无数落叶，染着被难同胞的斑斑血迹……”杨晶华眼中的红叶，或每一片都承载着东三省沦陷的民族之痛。而以这种借景抒情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会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如泉水般涌出。

东三省先后失去，热河省也被日本侵略者占据。接下来，便是长城沿线。1933年长城抗战发生地，就在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三年后，吴伯箫在一篇《我还没见过长城》的文章里，讲到他迟迟没登上长城的遗憾：“六年，西山温泉我都去过，记得就没去什刹海。为此，离开了故都曾被人嫌弃说‘太陋’。说：‘什刹海都没逛过，还配称什么老北京！’……现在想：什刹海不见算什么呢？没去看长城才是遗憾！啊，万里长城！”

之所以没见到长城，吴伯箫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说出了缘由：“朋友，我还没见过长城！但是，长城我是终于要见见的！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去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1936年的长城沿线，早已被日寇的铁蹄所践踏。吴伯箫并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他希望有血肉的国人能够清醒过来，收复长城沿线，光复大好河山。

在“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之间的将近六年时间里，日本侵略势力已然深入北平城区。对此，著名作家张恨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四十六岁的我,有五分之二的岁月,托足于北平,北平与我此生,可说有着极亲密的关系。可是在失陷前二年,我毅然决然,举室南下,含着隐痛离开这第二故乡。我并不是怕会沦陷在敌人的铁蹄下,是敌人给予我的刺激,无法教我忍受了。”

张恨水的感受，并不是文化人的过度敏感。在这篇名为《想起东长安街》的文章里，他描述道：“我的家在西南城角,而工作地点,却在东北城角,两下来往，使馆区内的东长安街,是必经之地。而在这一条街上走,就必有一个遇见敌兵的机会。马路与使馆区外的操场,只一短栏之隔。当我转过东单牌楼的时候,一眼便看到那穿黄制服、大马靴、红帽边的敌兵,约莫三五十名,架了机关枪,伏在操场地面上,向西城瞄准。”

“这一阶段,让我常常闪开东长安街,绕路他行。半年之后,情形更逼近一步了,报上常登着,某日某时,日军在东长安街、霞公府、东单练习巷战,临时断绝交通。是个稍有廉耻的中国人看到这新闻,怎不气炸了肺？当然,也没有谁去碰他这场巷战。但是在巷战二三小时后,东安市场的王府井大街尚觉杀气未除,徒手寇兵,每队六七十人,四人一排,在马路中心迈着便步,去逛东安市场,我曾两次遇见,都由车夫很机警的、老远避入小胡同里去。又半年之后,这练习巷战的范围,越发推广,东长安街树林里,随时可由寇兵埋伏做射击状,几乎那里不算是中国领土了。”

张恨水的感受，来自北平沦陷之前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其实，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军队在东交民巷一带进行荷枪实弹地演习，早已变得“司空见惯”。而当1935年的“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势力更是将北平城视为嘴边的肉。

北平沦陷的愤慨痛苦

关于“卢沟桥事变”当日的场景，文学家曹靖华曾这样写道：“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由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儿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

“早晨起来，珍抱着彭儿刚来到前院的书房里，S穿着敞领白衬衣，推着自行车闯入到院里来：‘二十九军与日本军队冲突了……在卢沟桥上……’他手扶着车，站着，明确简短地告诉了他所要告诉的话，就匆匆地骑着车子走了。”这短短的几行文字，将中国军队迎战的信息，向读者们揭示出来。在北平地区进行着的漫长且艰苦的战斗，自此开始。

北平沦陷的七月很快过去了。一批批的文化人，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离开了这里，但他们的心却一直留在北平。作家杨刚在一篇名为《北平呵，我的母亲！》的文章里，如此写道：“十一月间的初冬开始降临了……北平应该用枯麻盖上颜面,她要用灶灰代替脂粉,度过这耻辱的日辰。珠和玉都不是我们所要的了……”

杨刚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将自己的悲愤与怒火投入到对敌人的“战斗”中。她的心，随着北平的痛苦呻吟而颤动着：“中国的孩子们，北平的儿女们！还记得古城里灿烂如流星的琉璃瓦脊么？为何容它以同样的辉煌迎接仇人？那高昂尊贵的白玉桥，岂能由屠人犯溅满淤血的狼蹄留下蹄印？让秽污的踪迹刻在端严崇伟的白塔上，让纯洁的玉泉为感染了敌人的淫秽而呜咽,这岂是我们做人的本分？”

痛苦过后，便是崛起。杨刚的笔触，也越发变得刚健：“起来！起来·中国的孩子们，上北平去吧，北平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一场争夺母亲的血战已经包围着北平，腾起了它的火焰·弟兄们，动身吧！今天晚上！动身背上我们的枪支，勒上我们的子弹，撒下马儿朝那北平道上驰去罢，和我们北方的弟兄们手拉手儿，跟北风再争一次生命锦标！打回北平去·我们必须要收回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母亲苦楚地倚着门儿在凝望……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敌后战场的形象描绘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偏居西南一隅的文化人，所能得到的北平信息毕竟有限。于是，如老舍、梁实秋等，便以思念北平、追忆昔日的北平为主要写作内容。

在冯牧所写《丰盛胡同——我从这里起步》一文中，讲述了卢沟桥的枪声给他的人生带来的巨大改变。此后，冯牧从古老的北平出发，走向了通往解放区、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就在临别之际，冯牧感慨道：“当我走出丰盛胡同，对它做最后一瞥的时候，我却流出了眼泪。”

在一篇名为《兔儿爷》的文章里，老舍先生用悲愤的语气写道：“听说敌人这些日子，正在北平大量的焚书，几乎凡不是木板的图书都可以遭到被投入火里的厄运。学校里，人家里，都没有了书，而街头上到处摆出兔儿爷，多么好的一种布置呢！暴敌要的是傀儡呀!”中秋时节供奉兔儿爷，似乎早就成为融合进北平市民血液中的一种传统民俗。但这沦陷中的北平，哪儿还有什么“佳节”可言，又哪儿还有心思去供奉兔儿爷？

当大后方文化人追思北平之春、感怀北平之冬的时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邓华等人率军进入北平地区，分别建立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平北抗日根据地。当时魏巍在冀中军区，他时而和民兵们一起战斗，时而活动在敌人“扫荡”受害最重的地区。

魏巍看到敌人“扫荡”过后被大火烧成的废墟，看到裸露在田野里的尸体，听着群众悲愤的哭诉、幸存者讲述惨案的经过。他从未停止写作，采访常常是在战前的吃饭、休息时或者就在战壕中进行。

有一次进攻河间沙河桥敌据点时，魏巍在战壕中认识了一个战士。在战前练兵中，这个战士投弹全团第一，被大家戏称为“投弹元帅”。冲锋开始后，他很英勇，可是没冲出多远，就身中数弹扑倒在地。等魏巍上去时，一看倒在地上的是他，就止不住流下泪来。

战后，魏巍在《黄槐花飘落的时候》中写道：“早晨，黄槐花飘落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战死了……/只有农民才有的淳朴的/圆大而温暖的泪珠，/在晨光的明灿里，/散落在他还没有停止跳动的胸口，/战士的心为群众的泪所温暖了。/……风吹着，/像种子默默地归还大地，/黄槐花又无声地飘落了。”在战争激烈的日子里，抗日根据地的群山和溪流，战士和人民就渗入了魏巍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