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熊十力、梁漱溟交往始末
钱穆与汤用彤的交往，多为学人所知，并有专文阐述。钱穆与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却少为人知，即便有所涉及，也是散落在不同的作品中，未见有人专门探究过。
究其原因，钱穆与熊、梁二人虽然都在北京大学任过教，都是倾心于东方文化且卓有成就的大家；然而，他们任教北大的时间并不一致，尤其是钱穆与梁漱溟，根本没有交集，也没有合作过。钱穆与熊十力虽然曾为邻居，有段时间往来甚密，但他们终究各行其是。
即便如此，钱穆与熊、梁二人的交往仍有很值得回味的地方。
在北平的交往
钱穆与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始于1933年。
那段时间，钱穆正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同时，还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课程纲要》等讲义，很受学生欢迎。他与北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字锡予）交往密切，成为挚友。1933年春，汤用彤的好友熊十力从杭州来京，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住处。汤用彤知钱穆所住的二道桥住宅面积很大，有三院四进，便和钱穆商量，安排熊十力也住了过去。这样，熊十力成为钱穆的新朋友。而梁漱溟、林宰平等人，与熊十力相交最为密切，一有机会便聚在一起，故而，钱穆也就很自然地与这些人有了交往，而且对此颇为重视。
据钱穆晚年回忆，他先是和母亲住在西城二道桥，年假时将母亲和家眷送回苏州，春节后独自返京。汤用彤见钱穆一个人饮食不便，就劝他搬到南池子汤家寓所，安排他住在前院一个书斋。钱穆搬离二道桥后，偌大的住宅只有熊十力住在第三进院子了，汤用彤便又邀一位北大学生住到第一进院子。不久，蒙文通也因汤用彤的推荐到北大历史系任教，于是有了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一次彻夜畅谈。蒙文通与熊十力当年都在欧阳竟无的内学院同时听讲，二人是老相识，只因熊十力正写《新唯识论》，蒙文通不以为然，所以二人见面后总是互相争论。钱穆则为他们做缓冲。这样，他们几人很自然地组成一个朋友圈。而这个朋友圈里，不久后还加入了林宰平、梁漱溟。正如钱穆《师友杂忆》中所忆：“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按理说，钱穆与梁漱溟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钱穆早在1918年便出版了《论语文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孔子研究》《孟子要略》《王守仁》等书，对孔门儒学有很深的情怀。梁漱溟对孔门之学的情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18年秋季，梁漱溟在北大校园内刊载启事，征求同好，对孔学做不定期研究。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是指出人类文化不久的未来，将转向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复兴，提振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无论钱穆还是梁漱溟，他们都不是固守旧思想的人，而是要从旧传统中开出新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光芒。所以，如果钱穆与梁漱溟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相遇，必定会有很多深入的探讨，有极大的可能成为莫逆之交。然而，他们偏偏是在1933年才开始交往，显然有点晚了。从1924年开始，梁漱溟便辞去北大教职，致力于救国救民的社会活动。1931年，梁漱溟开始在山东邹平县推行乡村建设；1933年，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漱溟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奔走于全国各地。所以，他每回北京，虽然都要与熊十力等人见面，并由此与钱穆有了交往，然而，他们之间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也没有儒学方面值得提及的往事。
有趣的是，《师友杂忆》中倒是记载了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小事：“某日，有一人自四川来。其人善相，家世相传已三代矣。其来特为梁漱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锡予同余俱至其家，请相士一一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来南池子锡予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谓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
抗战胜利后，钱、梁的四次见面
在北平交往过一段时间后，钱穆与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便非常少了。
在往后的岁月里，钱穆与梁漱溟则有四次见面。
前两次是在1945年11月的成都，见面时间非常短暂。不过，细想起来，很有意味。
当时，抗战已经胜利，国共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决定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为多党派合作提供新的舞台。钱穆当时任教于华西大学，他虽然始终一书生，向来不从事政治活动，但授课之余，还是撰写出版了《政学私言》。《政学私言》收录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国社会之剖视及其展望》《农业国防刍议》《战后新首都问题》等多篇政论文，是钱穆结合现实，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出发，为理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所作的探讨。说来也巧，该书的样书刚到钱穆手中，梁漱溟便来拜访。
对此，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称：“一日晨，方出门去上课，梁漱溟忽来访。余告以正值有课，漱溟曰，无妨，我来成都小住有日，并暂居君之隔邻。遂约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学私言》一册与之，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梁漱溟阅读钱穆关于国家大事的见解后，颇感高兴，认为钱穆与自己有了更多的相合之处。
自1937年日军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很快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无法继续下去。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随后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促成团结抗敌的局面。他还与黄炎培等人发起创立了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民盟报纸《光明报》，把自己与中国问题的解决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局基本已定，决定不再参加现实政治，转而要搞文化研究工作。然而，当他于1945年11月到达重庆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想要接收东北的复杂局面。在他看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 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梁漱溟便是在这个时段来见钱穆的，而且想要钱穆与他一起做事。由此可见，梁漱溟对钱穆还是很有期待的。不过，第二天的交谈终究还是让他们分道扬镳。
在钱穆回忆中，第一次见面后过了一日，钱穆前往梁漱溟住处。见面后，梁漱溟告诉钱穆，他打算创办一文化研究所，邀请钱穆与他合作。钱穆当即同意，并问此事将于何时开始。梁漱溟说：“政府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此事有结果后，当即进行。”又说：“《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钱穆否定了梁的说法，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显然，钱穆不认为当时的政治协商能有什么成果。梁漱溟对此很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地站起来说：“我很不同意你说的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如果不能结合，他日国事又如何可望？”钱穆回答：“你说的话固然对，但也须有缘。你是想要做父母之命呢？ 还是仅仅为媒妁之言？ 如今方盛倡恋爱自由，你怎么不知道？”梁漱溟当然听得出钱穆的言外之意，怫然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就这样，二人话不投机便分开了。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钱穆与梁漱溟的不同。钱穆虽然关心国家大事，但他始终一书生，把自己完全定位于文化担当上；他虽然也密切关注现实，写出《政学私言》这样的政论作品，但始终不愿意直接参与政治。而梁漱溟，则向来有“吾曹不出若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认为自己被赋予一种伟大的天命——那就是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历史使命。为此，他不只是要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震古烁今的巨作，更要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上。这就是两人在根本上的不同。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之间无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合作。
此后，钱穆还在京沪列车上两次巧遇梁漱溟。当时梁漱溟常往返京沪间，出席旧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见面时，梁漱溟告诉钱穆：“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巧遇时，梁漱溟告诉钱穆：“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语不多时，钱穆便下车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钱穆晚年回忆此情此景后感慨：“京沪车上之最后一面，则犹时时在余之心目中也。”可见，他是何等重视与梁漱溟的交往！
钱、熊最后一次见面及三人日后情形
《师友杂忆》中最后一次提到熊十力、梁漱溟，是1949年发生的事情，也是钱穆与熊十力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正是新旧政权即将交替之际，钱穆与唐君毅一起抵达广州，遇到张晓峰，又打算前往香港办学。在这样的情况下，钱穆仍能想到熊十力、梁漱溟，称：“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由此可见，钱穆1945年虽未能与梁漱溟合作办文化机构，但内心始终留有一些期盼。而梁漱溟，自然不会和他一起离开内地。
此后，钱穆前往香港办新亚书院，后来定居台湾，撰写出版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朱子新学案》《师友杂忆》等许多著作。在其身后，《钱宾四先生全集》出版，其他著作亦不断再版，产生深远影响。
《师友杂忆》中，钱穆不仅回忆了与熊十力、梁漱溟的交往，而且在回忆自己受马一浮邀请到复性书院讲演时，将熊十力与马一浮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称：“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暌违终不能免。”
而对于梁漱溟，钱穆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评价过梁的作品，称：“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这样的评价，看似有贬低成分，但也蕴含着重视的态度。
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钱穆南下，熊十力、梁漱溟则北上，受到新政府的礼遇。
熊十力先在北京居住，1954年移居上海直到病逝。在此期间，完成了《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重要著作。在其身后，《熊十力全集》出版，许多专著也不断出版，影响广泛而深远。
1949年八九月间，熊十力给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信件中提到“钱先生”“宾兄”，有的信件还有“转钱先生”等文字。例如，1949年9月16日给徐复观的信中，熊十力写道：“宾兄、君毅等数人来一次而外，并少人来。你想今日何时，谁到四五十里之乡而视吾乎？”这里的“宾兄”，就是指钱穆，因为钱穆字宾四。1949年9月19日的一封长信，主要就是写给唐君毅、钱穆的，起笔就是“君毅与四兄同看”。这里的“四兄”，显然就是“宾四兄”的简称。信末文字为：“四兄学问自有专长。不谈佛法不为有损，多谈佛法不必有增。此在佛门中，为极高无上之归宿处，很不易说，不可随便谈谈引起世人误会。今人一切无正知见，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随触谈及，非故意与你起诤也！ 我和你究是多年心契，故不妨谈谈。”这可以视为熊十力对钱穆学问以及自己与钱穆交往的整体性评价。
梁漱溟则一直定居北京，虽然经受过一些磨难，但初心不改，仍然时刻关注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撰写出《人心与人生》《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在其身后，《梁漱溟全集》出版，各类专著也是一版再版，深受读者青睐。
通读《梁漱溟全集》，里面有两次提到钱穆。
一次是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提炼中国文化的第十三特征时，称：“往年历史学教授钱穆先生曾有一论文，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三十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近则哲学教授谢幼伟先生，又有《孝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
另一次是在1976年回复友人胡应汉的信中，梁漱溟称：“弟批评钱氏著作，我看甚好。”这里的“钱氏著作”，就是指钱穆所写的《论语新解》。至于胡应汉究竟是怎样批评钱穆著作的，笔者未能查知。所以也无法得知梁漱溟对《论语新解》的看法。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确认，梁漱溟阅读过钱穆的《论语新解》，否则不会这样答复。
以上这些，就是钱穆与熊十力、梁漱溟的全部交往。虽然他们没有合作过，但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做出卓越的成就。他们留下的思想和著作都是极具生命力的，直到现在仍能提供给我们不竭的知识能量、深邃而活泼的智慧能量以及解决现实问题与长远问题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