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参与了《诗刊》编辑工作吗
沈从文先生是极具个性的现代作家、学者，“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他是乡土抒情的诗意构建者，是用文字与生命探索人性、文明与美之永恒的思考者，也是学养深厚、贡献卓越的文化学者和编辑家。在浩繁的沈从文研究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围绕他的编辑工作展开，探讨其编辑生涯、理念及贡献等。一些学者认为，沈从文作为“旧友之一”，参与了1931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诗刊》编辑工作，还为其撰稿。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成为沈从文先生研究的一大疑案。
沈从文参编《诗刊》的观点，较早见于李端生著《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一书。后来学者多引用此书观点，沈从文参与编辑《诗刊》说遂广为流布。李端生认为沈从文作为“旧友之一”，参与了《诗刊》“组稿、审稿和有关编务，还为其撰稿”，且举卞之琳为例，说明沈从文作为《诗刊》编辑对青年诗人的提携照顾。沈从文的确是新月派“旧友”，但并非李著所述因常投稿《晨报副刊·诗镌》那么简单，而缘于林宰平、徐志摩等人对他文学才能的发掘与生活上的帮助，关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与诗坛的关系。至于卞之琳活跃于《诗刊》，主要是因徐志摩的赏识。
沈从文并未参与《诗刊》编辑工作
《诗刊》的创刊背景，是1929年4月后《新月》杂志选稿旨趣的变化。《新月》创刊于1928年3月，坚持纯文艺办刊方针，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主编的一年中，文学样式取道多元，重视新诗及新诗人的培养。1929年4月第2卷2号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主编后，谈政的调子浓了起来。闻一多、饶孟侃相继淡出编辑团队，徐志摩“颇想另组几个朋友出一纯文艺期刊”。他首先想的是延续《诗镌》的探索，“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并在1930年4月10日《新月》第3卷2号刊登了一则《〈诗刊〉出版预告》阐述缘由：“四年前我们在北京晨报出过十一期的《诗刊》。这四年内文学界起了不少的变化，尤其是理论的方面。诗却比较的冷静。有人甚至怀疑新诗还有任何的前途。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创作当然最注重，理论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诗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已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子潜（大雨）、饶子离（孟侃）、胡适之、邵洵美、朱维基、方令孺、谢婉莹、方玮德、徐志摩、陈梦家、梁镇、沈从文、梁实秋诸位，盼望陆续更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李端生认为沈从文参编过《诗刊》，缘于这则预告。
事实上，直到1930年秋，闻一多、徐志摩的学生陈梦家带着方令孺、方玮德等南京“小文会”同仁创办《诗刊》的愿望到上海找徐志摩，另创新刊的想法才真正落实。徐志摩“马上发信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两地路上来回的颠簸中，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这首诗刊登在《诗刊》第1期上。徐志摩在创刊“序语”中申明《诗刊》脱胎于《晨报副刊·诗镌》：“五年前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十一期诗刊。那刊物，我们得认是现在这份的前身。”结合徐志摩1930年后与胡适、曹葆华、傅斯年等人通信，闻一多、沈从文1930年前后公开发表的信件等资料，可以肯定《诗刊》前3期的组稿、编辑工作主要由徐志摩承担，孙大雨、邵洵美、陈梦家参与，第4期由陈梦家主编，沈从文既非《诗刊》编者，也没有为之撰稿。
现存《诗刊》并无沈从文作品
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的《诗刊》原刊资料可作参照。1931年1月20日第1期《诗刊》，徐志摩在《序言》中写明该期由徐志摩、陈梦家、邵洵美集稿，徐志摩、孙大雨、邵洵美编辑，邵洵美、萧克木校对。1931年10月5日第3期《诗刊》，徐志摩在《叙言》里指出，鉴于第2期有三百多处错，“从本期起编者决定兼负校对的责任”。此后，他将编辑工作交给陈梦家、邵洵美负责，很少再回上海。1932年7月30日第4期《诗刊》，陈梦家的《叙言》写于1931年12月，本欲出“志摩专号”，因“稿件关系和付印日期急迫，临时又加了普通诗件，所以第四期诗刊只好改为志摩先生的纪念号”。本期共刊载17人诗作34首（含1首译诗），1篇诗论。胡适的《通信》是1931年上半年给徐志摩的复信，未完稿。信中他反对梁实秋在《新诗的格律及其他》中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承认“对于诗的基本观念大概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强调“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写诗的人自己创造格调”。
综上，《诗刊》的撰稿人有28位，沈从文并不在其列；以篇目数量论，比较活跃的是陈梦家（18首）、徐志摩（12首，含译诗1首）、卞之琳（12首，含译诗3首）、方玮德（8首）、林徽因（7首）、孙大雨（6首）、方令孺（6首）、邵洵美（6首）、饶孟侃（5首）、梁镇（6首）、梁宗岱（5首，诗论1篇）等。
沈从文未在《诗刊》发表作品主因
与新月诗人过从甚密、旨趣相投的沈从文，为什么没有在《诗刊》上发表过作品？ 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1930年前后沈从文创作重心由多文体并重向小说转变，新诗的创作量锐减。沈从文的新诗创作集中在1928年11月前（共发表新体诗39首，民歌体诗7章70首），1929～1931年底没有新诗公开发表。同时期，沈从文已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1930年沈从文已出版文集20余部，享有“短篇小说之王”美誉。1930年6月他写信给胡适表示将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小说创作，“计算再写十二年小说，把小说写好”。1931年11月给徐志摩的信中，他也说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一年写六个”。
几次声明不懂诗却写了不少诗评、诗论的沈从文，显然对诗歌创作缺乏信心。除了1926年11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收录新诗5首，至1949年前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他都没有再收录新诗，也未单独出版诗集。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从《诗镌》《新月》和《诗刊》中选出18位诗人80首诗作，收录沈从文7首诗。沈从文看到《新月诗选》深感不安，在11月13日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你怎么告梦家去选我那些诗？ 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
其二，《诗刊》存续的时间太短，仅4期，且注重创作、诗艺研讨。沈从文1930年后新诗创作热情减弱，但他写了一系列诗评、诗论文章，偏重印象式评论，往往颇具慧眼。如前文提到的《〈群鸦集〉附记》似不是对卞之琳的推重，而是他对30年代初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派诗潮南北（京海）迥异诗风的捕捉及其诗歌观，即“把诗的趣味，放到新诗最初提出那个方向”“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他的《论闻一多的〈死水〉》，闻一多认为句句中肯，“没有偏见的说中了我的价值和限度”，引为“知音”。倘若照徐志摩《诗刊》第3期所说将“刊登散文稿”或“另出一本论诗的专号”，擅长多文体创作的沈从文极有可能成为《诗刊》的主力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徐志摩罹难不久写过两首悼亡诗，但没有标题，其中一首还是未完稿，自然更没有收录在《诗刊》第4期徐志摩纪念组诗中。1934年11月21日，徐志摩离世三周年，沈从文才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1期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当初赶赴济南与徐志摩作最后告别的情景，其中写道：“纪念志摩的唯一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的话。”半个世纪后，谈及与徐志摩的友情，他再次说：“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这恐怕就是那两首悼亡诗没有写完、更没有发表的主因。
沈从文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也是知名编辑。自1923年在陈渠珍所设报馆校对未名刊物，到1958年挂名《装饰》杂志编委，他的编辑活动历时30余年，其中1930～1940年编辑刊物多达10余份，不乏在诗坛影响较大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文学杂志》《益世报·文学周刊》等。针对学界关于沈从文先生是否参与《诗刊》编辑工作的种种歧见，笔者通过查核《诗刊》原刊缩微文献，以及现已公开的徐志摩往来书信、沈从文往来书信等史料，确认沈从文先生并没有参与《诗刊》编辑工作。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