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编辑体例刍议
距离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1年6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已超过20年;距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的“新版《鲁迅全集》新书发布会”,已将近20年。20年来,2005年版《鲁迅全集》曾多次重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案头必备。20年来,鲁迅的佚文、佚信又时有发现,《鲁迅全集》中注释的条目也有了不少新的增补成果,在鲁迅文本的校勘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展。因此,对2005年版《鲁迅全集》进行修订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即将修订的《鲁迅全集》而言,校勘文本、增收佚文、补正注释都非常必要,但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定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体现科学性、规范性、统一性,最终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完备、可靠、实用的版本。现就平时阅读和思考的情况,略陈管见。
一、关于《鲁迅全集》的收录范围
1938年6月,在鲁迅去世一年八个月之后,许广平等人编辑出版了第一部《鲁迅全集》,这部全集分为20卷,最大限度地收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和辑录古籍,限于当时的条件,鲁迅的书信、日记未能收入。这部全集的编辑体例基本是求“全”,意在反映鲁迅一生的业绩。
1958年版10卷本《鲁迅全集》与1938年版的20卷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书信,其编辑体例是求“专”,意在反映鲁迅的文学成就。此后的1981年版、2005年版基本沿袭了这个体例,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日记以及新发现的佚文、佚信等。但实际上,这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所收录的也不完全是鲁迅的文学著作,比如,收在《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收在《集外集》中的《说鈤》,收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中国地质略论》《生理实验术要略》(此篇被2005年版删除)等就不属于鲁迅的文学著作。另外,鲁迅的辑校古籍序跋、翻译作品序跋、日记以及大量的书信,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因此,这几个版本的全集就不免存在“自乱体例”的问题。
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巨人,他的主要成就固然在文学方面,但是,他在翻译、科学普及、古籍整理以及美术推介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全集》就应该是在收录鲁迅全部文学著作的基础上,尽量扩大收录范围,将鲁迅的原创性作品全部收录进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迅全集》。
具体而言,新版《鲁迅全集》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敩》。《中国矿产志》是鲁迅和顾琅合著的一部地质学著作,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上海普及书局和日本留学生会馆联合出版,经清政府农工商部和学部鉴定,被推荐为“国民必读书”和“中学堂参考书”,此后再版三次。《人生象敩》是鲁迅1909年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理学的讲义,反映了鲁迅的早期教育实践活动。这两种著作虽已历经一百余年,但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不应该被长期排除在《鲁迅全集》之外。
第二,鲁迅书信所附录的文字。鲁迅的一些书信往往要附录一些内容,有的是文稿,有的是抄录的资料,有的是补充说明,有的是他人的书信。这些文字都和鲁迅书信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密不可分。遗憾的是,《鲁迅全集》在编辑时并没有做严格的界定,有些被收录,有些被剔除,不仅造成体例上的不统一,关键是人为割裂了这些文字和鲁迅书信的关系。比如,鲁迅1912年7月27日致周作人信后有一个附件,涉及两个日文词语的解释,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将其删除。再比如,鲁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信后附了一篇《斯拉夫文学史》译文片断,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一并收录,附在书信正文之后。但是,1921年8月25日鲁迅致周作人信后附录的有关《斯拉夫文学史》中三个名词的译文却均被删除。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鲁迅的这封信,就会发现这个附录的重要性,因为鲁迅在据德文翻译捷克作家约瑟夫·凯拉绥克的《斯拉夫文学史》时,颇感吃力,尤其是对其中的一些词语没有把握,于是抄下译文求教于周作人,鲁迅在信中特意提示周作人“名词一纸,望注回”。如果将附录删除,就不知道鲁迅在翻译上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再比如,鲁迅1927年10月4日致台静农、李霁野的信中说:“蔼覃的照相,我以为做得很不好看。我记得原底子并不如此,还有许多阴影,且周围较为毛糙。望照原本重做一张,此张不要。我前信言削去边者,谓削去重照后之板边,非谓连阴影等皆削去之也。总之希重做一张,悉依原来的样子。”(1)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7页。鲁迅在这封信后特意附了一张蔼覃的照片,在右方注明“此各处似乎还有阴影”,在下方注明“原图似乎没有如此之光滑,如刀切一样”(2)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39页。。这张照片和注文都非常重要,和原信密不可分,可惜的是,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将其遗漏了。再比如,1935年6月24日鲁迅致曹靖华信,其中有这样一句:“E.君信非由VOKS转。他的信头有地址,今抄在此纸后面。”鲁迅所抄录的这个地址是“Paul Ettinger Novo-Bamannaya 10—92 Moscow(66)U.S.S.R.”(3)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89页。,却被1981年版和2005年版删去了。
还有更重要的遗漏。鲁迅1935年9月11日致郑振铎信中谈到了编印瞿秋白的译文集的事,除了告知郑振铎上下册所收录的内容之外,特意注明“草目附呈”。信后就是鲁迅编写的瞿秋白译文集(即《海上述林》)的目录,上册包括:“1.现实(现实主义文学论) 2.论Trotsky(Lenin) 3.M.Gorky论文选集 4.M.Gorky论文拾遗 5.译文杂拾”,下册包括:“1.市侩颂(M.Gorky) 2.没工夫唾骂(D.Bedny) 3.解放了的Don Quixote(A.Lunacharsky) 4.M.Gorky早期小说三篇 5.M.Gorky短篇小说选集 6.M.Gorky四十年(残稿) 7.第十三篇小说(P.Pavlenko)”。(4)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可惜的是,这一页目录也被1981年版和2005年版删除了。
周海婴出生之后,在北平的鲁迅母亲很是惦念,时常给海婴寄吃食和衣物。海婴逐渐懂事之后,鲁迅便让他以口述的形式给祖母写信。这些信按理说不属于鲁迅的书信,本可以不收入《鲁迅全集》,但是,信中有鲁迅的痕迹。如鲁迅1934年10月20日致母亲信中在介绍了海婴的情况后说:“有一封他口讲,广平写下来的信,今附呈。”(5)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许广平的代笔信写在一张纸的两面,第一面鲁迅括注“(后面还有)”,第二面鲁迅添加了“孙 海婴叩上 广平代笔”。(6)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94页。再如,1934年12月16日致母亲信中一开头便说:“海婴要写信给母亲,由广平写出,今寄上。话是他嘴里讲的,夹着一点上海话,已由男在字旁译注,可以懂了。”(7)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海婴这封由许广平代笔的信,鲁迅在“侬”字旁加注“你”,在“把”字旁加注“给”,在“格”字旁加注“了”。再如,鲁迅1935年1月16日致母亲信中最后说:“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8)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5页。在海婴信的末尾,鲁迅亲笔署上了“海婴”的名字。海婴的这些信,可以说是由鲁迅、许广平、周海婴共同完成的,是不应该舍弃的。笔者的建议是,在新版《鲁迅全集》中,将周海婴的这些信作为鲁迅书信的附录,并在注释中说明鲁迅添字、加注的情况。
第三,鲁迅的一些残简。鲁迅一生写了大约五六千封书信,这些信大部分都没有保留下来,因此,即使是鲁迅的断简零笺,也如同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不应该被遗漏。如鲁迅1933年9月29日致母亲的信,只剩了下半页,成了一封残简,所剩的文字是:
……上海前几日发飓风,水也确……寓所,因地势较高,所以毫无……。此后连阴数日,至前日始……,入夜即非夹袄加绒绳背心……来,确已老练不少,知道的事……的担子,男有时不懂,而他却十……闹。幼稚园则云因先生不……往乡下去玩,寻几个乡下小……得安静,写几句文章耳。……亦安好如常,请勿念为要。
……随叩。
九月二十九日
尽管是残存的文字,但依然含有丰富的信息。1946年,许广平将其收入了《鲁迅书简》,这封残简的手稿也被收录进了《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但是,1981年版、2005年版却将其归入了书信的附录,显然是自乱体例。因为,附录中的书信是指来自鲁迅友人的回忆文章,未见手迹,属于“二手资料”,而这封残简是手迹,理应收入书信正文。顺便带上一句,近年新发现的鲁迅1929年10月2日致郁达夫信也是一封残简,缺失了第一页,希望就此机会,收入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正编。
二、关于鲁迅个别作品的异文以及文本的取舍
鲁迅的作品,大部分都经他自己编入了不同的集子。这些作品,主要是根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文本为依据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本来准备在报刊上发表,由于出现变故,原拟发表的文稿不便索回,因此只能就记忆所及,再重新做一篇,这就出现了“异文”现象。今举一例:
1927年2月18日至19日,鲁迅应邀到香港青年会发表了两次讲演,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由于鲁迅不会用粤语发表演说,而香港的大多数人又听不懂鲁迅的绍兴官话,因此便由许广平将鲁迅的话翻译成粤语,再由他人记录整理出来,准备在当地报刊发表。担任《老调子已经唱完》讲演记录的是刘随(又名刘前度)。1927年3月2日,鲁迅收到了刘随的记录稿,随即进行了校改。3月3日,鲁迅在致刘随的信中说:“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 先生在日报发表,今寄还。其中僭改了几处,乞鉴原为幸。”(9)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这就说明,鲁迅是认可这篇经过校改的讲演稿的。但是,由于香港当局的阻挠,这篇讲演稿没有能够发表出来。鲁迅只好又根据这个题目重写了一篇,约在1927年3月的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同年5月11日由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1937年5月12日,刘随在报刊上看到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后,立即将鲁迅1927年3月3日的信和记录稿寄给许广平保存。那么,如何判定这篇记录稿呢?首先,它是鲁迅讲演的原始记录而且是较为忠实鲁迅原意的记录,因为鲁迅在原稿上改动并不是很多;其次,它是经过鲁迅认可、同意发表的记录稿,可以看作鲁迅的一篇重要作品;第三,尽管有鲁迅的重作稿在,但也不能否定记录稿的价值,因为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刘随的记录稿应该看作鲁迅的一篇佚文或异文,理应收入《鲁迅全集》,至少,应该作为收在《集外集拾遗》中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的附录。
尽管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都经过认真的校勘,但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所依据的文本和处理方式存在差异,把握的尺度、取舍的原则也不尽一致,因此,就留下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鲁迅作于1933年5月16日的《天上地下》一文,5月19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而收在《伪自由书》中的这篇杂文除了末尾的“五月十六日”之外,又加了一段这样的话:“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十九日补记。”(10)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鲁迅在拿到5月19日当天的《申报》之后,发现自己的这篇文章末尾的几句被删改了,这在当局的重压之下,并不是新鲜事,但是,这篇杂文的原稿已经给了《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鲁迅无法核对,只能凭借记忆将末尾的几句话补记在了样报剪报的下面。这篇杂文在收入《伪自由书》时,就照《自由谈》的发表稿和鲁迅的补记排印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许羡苏、叶淑穗等人曾花费很大的力气征集鲁迅手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就包括从上海顾家干手中征集到的《天上地下》手稿。看到手稿之后,人们才发现,《申报·自由谈》见报的文字不仅仅删改了末尾的几句,而且还删除了整整一个段落,即“买飞机,将‘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这段话,是对蒋介石政权所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种嘲讽,在发表时或是因为编辑胆小怕事,或是被当局新闻检查官直接删除。末尾的一段堪称神来之笔,鲁迅印象深刻,而中间的那段有些拗口,鲁迅未能回想起来,也就没有凭记忆补充。正因为如此,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特意将删除的这段文字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现在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只需按照原稿编排就可以恢复鲁迅这篇杂文的原貌。
三、关于鲁迅集外文字的处理方式
鲁迅的第一部集外文字是《集外集》,由杨霁云搜集整理,鲁迅校订、作序并题签,于1935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这本书在出版前,经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被删去了《老调子已经唱完》《上海所感》《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以及《题〈呐喊〉》等10余篇。为此,鲁迅决定亲自编辑,将《集外集》中被删除的以及尚未收集者一并集中起来,再编一本《集外集外集》(暂定名)以示抗议,后因病而中止,直到1938年才由许广平完成,定名为《集外集拾遗》,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随后,唐弢又继续搜集鲁迅的佚文,分别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弢的部分辑佚成果,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所吸纳,编入第七卷的《集外集拾遗》。这就使得第七卷的部头超出常规,在篇幅上超出了第八卷和第九卷的总和。为此,1981年版《鲁迅全集》又基本恢复许广平编的《集外集拾遗》的原貌,将唐弢的辑佚成果和新发现的佚文合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成为其中的第八卷。2005年版《鲁迅全集》延续了1981年版的做法,第八卷仍然是《集外集拾遗补编》,这就形成了叠床架屋式的格局,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比如,从收录佚文的时间上来说,各集的附录之外,《集外集》起自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止于1933年的《选本》;《集外集拾遗》起自1912年的《怀旧》,止于1936年《〈城与年〉插图小引》;《集外集拾遗补编》则起自1901年的《重订〈徐霞客游记〉目录及跋》,止于1936年的《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鲁迅所作的诗歌数量本来就不多,但却分散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的附录中,尤其是《题〈彷徨〉》和《题〈呐喊〉》,是鲁迅在1933年3月2日同一天题赠给日本人山县初男的,但却被分别编入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
正因为如此,笔者建议此次修订《鲁迅全集》,可以将鲁迅的集外文字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编为《集外文》(上下),以利于使用和研究。这里需要克服一个顾虑,就是《集外集》是鲁迅生前出版的,如果将其打乱重排是否有违鲁迅、杨霁云原意。笔者认为此种顾虑大可不必,因为《集外集》当初就被当局删改得不成样子了,已经不是鲁迅和杨霁云最初编订的本来面目,将其和《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进行重新编排并无不妥。
四、关于鲁迅书信、日记中的古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处理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加之他长时间辑校古籍、碑刻,在文字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他的作品中,存在大量使用古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情况,尤其是在书信和日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仅以1912年的鲁迅日记为例,对照手稿就会发现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移”手稿作“迻”,“寓”手稿作“庽”,“集”手稿作“亼”,“假”手稿作“叚”,“托”手稿作“讬”,“附”手稿作“坿”,“搜集”手稿作“蒐集”,“火腿”手稿作“火脮”,“挂号”手稿作“卦号”,“恽冰”手稿作“恽氷”,“升叔”手稿作“升尗”,“见视”手稿作“见眎”,“《老学庵笔记》”手稿作“《老学菴笔记》”,“《王小梅人物册》”手稿作“《王小某人物册》”等等。
如果从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说,鲁迅的用字没有任何问题,这也反映了鲁迅在文字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如果一味改为通行的规范汉字,就会失去鲁迅文字的独到风格和特殊味道,因此,可以就鲁迅作品中的古体字、通假字、异体字问题的处理方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确定体例和原则,以利于修订工作的开展。笔者的建议是,尽量保留鲁迅手稿中的用字,做到“原汁原味”,这样一来,可能会给一般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上的不便,但可以采取加注的方式注明现今用字。何况,鲁迅书信、日记也不是提供给一般读者阅读的。
五、关于鲁迅致外国人士书信的编排
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书信的编排方面有一个明显的突破,即所收书信统一按照写作日期顺序编号,如1904年10月8日书信,编号即为041008;1934年5月29日书信,编号即为340529。这种编排方式很令人称道,一是便于查找翻检,二是可以就鲁迅书信中提及的人和事进行前后对照,有助于弄清一些事情的原委;而且,在全部书信之后,编制了《收信人姓名及书信编号索引》,从而有助于研究鲁迅和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其科学便捷,2005年版就延续了这一编排方式。
但是,1981年版和2005年版均将鲁迅致外国人士的112封书信单独编排、单独编号,这就造成鲁迅致国内亲友的书信和致外国人士的书信人为割裂的现象。因为,在鲁迅的日常交往中,并没有对中外人士进行时空上的分割,比如,1932年5月13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此次上海炮火,商务印书馆编辑人员的饭碗也打坏了约两千个,因此舍弟明天要到外地找饭吃。”(11)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5月14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也提道:“乔峰事迄今无后文,但今兹书馆与员工,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12)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鲁迅两封信中所指均为1932年1月28日中日军事冲突中,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的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均被日军炸毁,王云五宣布商务印书馆停业,职工一律解雇;随后,又以受灾惨重为由,扣减职工退俸金,从而引发冲突。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的周建人也在被解雇之列。如果将这两封信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周建人的窘境,鲁迅的为难,但是,按照原来的体例,这两封信就分别编在了第14卷和第12卷,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再比如,鲁迅1934年2月24日致郑振铎信中说:“日前获惠函并《北平笺谱》提单,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13)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2月27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包内有《北平笺谱》一函。这是由我提议,得郑振铎君大力才得以出版的。原版为纸店所有,买纸付印后,集成一部书,似乎也不坏。”(14)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这两封信,也是谈到了同一件事情,如果排在一起,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鲁迅在收到《北平笺谱》之后很快与外国友人分享的愉悦之情。但因为将外国人士区别开来,就只能在不同的卷次中去体会了。
因此,建议借此次《鲁迅全集》修订的机会,将鲁迅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分别插入相应的日期,按时间顺序统一编号,而不再单独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