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刺“短信”有文人故事
近日，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张名刺，出现在拍卖会上，颇为引人瞩目。尤其特别的是，这张名刺之上，还有王氏亲笔所写的一通“短信”，更是颇为宝贵。
所谓“名刺”，乃是旧时互通姓名时所用到的一张写有个人姓名及职衔的纸片，后世又将之通称为“名片”。名刺的出现年代，最早可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投呈者将个人姓名等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这即是名刺的雏形，当时称之为“谒”。大约到东汉末年正式出现了“名刺”的称谓。至于缘何称为“刺”，《文心雕龙》解释称，“刺者，达也，若针之通结也”。
古人交往多用名刺，唐代元稹《重酬乐天诗》有云：“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及至明清两代，名刺的尺寸、颜色、字体及款式等，渐成惯例。
名刺上附有“短信”，在文人交往中并不鲜见。而这些“短信”，也是研究历史的佐证。
晚清官员名刺一组，其中不少附有“短信”
1916年10月13日王国维投呈邹景叔的名刺
名刺透露王国维生活状况
前文所述王国维名刺上的“短信”内容为：“顿首。顷枉驾失迎，至歉至歉。前日哈园开会，忽派弟为招待员，此与发起人皆未经本人承认者。平生实不惯为此事，故昨、今未到，明日又早祭，现伤风未愈，不可以风，并午后茶话会亦不能到，此意亮先生能谅之也。专此，敬请景叔先生晚安。”
据查证，此“短信”没有被收入《王国维全集·书信》一卷，可称“佚信”。不过，《王国维全集·书信》所收入的另一通信中，倒是提到过此“短信”。那是在王氏写于1916年10月14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有“昨晚景叔又来约，适外出未晤，归乃作函告以该园强予徽章等无礼之事”云云，这里提到的“函”，应当就是指这张写有“短信”的名刺。据此可知，这张名刺是王国维于1916年10月13日夜，写致并投呈给邹景叔的。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王国维第一次将“短信”写在名刺上了。就在1916年初，王国维携家眷从日本京都返回国内，亟待谋职。轮船抵达上海后，王氏一家人暂时居住在同窗旧友樊炳清家中。2月13日，王国维将一张写有“短信”的名刺，投呈到邹景叔宅中，内容为：“顿首。弟于初七日抵此，寓北山路棣隆里一街三号樊宅。兄何时可来？到后请示知，以便奉诣。此请景叔先生道安。”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刺，也曾是一件并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的拍卖品，而名刺上的“短信”，也没有被收入《王国维全集》。由此看来，这类写在名刺上的名人“短信”，既不易寻获，又较易为人忽视。但此类信息，对于研究名人生平事迹，却又有着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言及于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王国维一到上海便急欲一见的“邹景叔”了。此人原名邹安（1864年—1940年），光绪年间进士，擅金石文字之学，富收藏，精鉴赏，博览古器，考订精详。
王国维之所以急于面晤这位同乡，乃是因生计所迫，想要到犹太裔富商哈同处谋职。邹景叔早已任教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因此，在决定是否入职之前，王国维希望能和邹景叔私下交流一下意见。之后不久，王国维勉强入职，负责编撰刊物《学术丛编》，而邹景叔当时则负责编撰《艺术丛编》。
之所以是“勉强”入职，乃因王氏听闻校方总管姬佛陀为人悭吝，恐怕难以相处，且此处人际关系过于复杂，若非生计所迫，绝不愿在此周旋折腾。事实上，在向邹景叔宅中投下那张附有“短信”的名刺之前，王国维于2月11日曾致信罗振玉，在信中表明了此次入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希望借此能确保自己只是在此谋得一份薪资养家，不会因此太多牵绊而影响个人治学生涯。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景叔回杭，一二日内可至，俟景叔到后与之一见，看其（姬佛陀）为人再定办法。大约不出二途：（一）使景叔能负责任，则我处只严定办事界限，使景叔担保每月交稿若干，润费若干，不问其他；（二）……此次无论如何，学堂事决不问，哈君屋决不住……”
从信中所强调的个人入职底线来看，王氏只想在此专职编撰稿件，别的事务概不涉入，坚决不愿牵扯到任何日常事务之中。通过后来王、罗二人的大量通信来看，王氏入职哈同花园之后，虽经邹景叔尽力斡旋，对这份工作仍有些既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情绪。
时至1916年10月中旬，王国维突然遭受到了一次人格精神上的“重创”。原来，这段时间哈同花园中创设广仓学会，有人指派王国维写一篇记述学会缘起之类的启事。王“乃随意写空话数百字与之”，“而六十余（岁）老人乃更作一启发布”。原本，王氏既不愿写这类文字，勉强写毕后又被否定，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为此，在10月14日致罗振玉的信中称，“此事在维以为脱此关系，深以为幸”。没想到，邹景叔偏偏要为自己的同乡讨个公道，遂与这位否定王氏文笔的老人“大起冲突”，“力诋为荒谬”。不过，最终印行的还是这位老人所写启事，且还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王国维列为学会发起人之一，印在了这张启事上。更令王氏不满的是，还将其指派为“招待员”，给其派发了专用徽章，令其佩戴于胸前。对此，王氏坚决不从，将徽章“藏之不用”，之后“即拟绝迹不往”。
正是在致信罗振玉的前一天，邹景叔又来约见王国维，可能是想就此事劝慰一下。不巧的是，当时王氏外出，二人未能晤面。外出返归之后，王氏深感有明确表示个人态度之必要，于是“归乃作函告以该园强予徽章等无礼之事”，这是要向邹氏表明前几次开会没有出席的前因，同时还表达出了随后也不会出席此类会议的一番原由，对此也诚挚地向其致以歉意。所有这一切，都附写在了王氏名刺之上。
胡适在名片写“荐稿信”
与王国维有着诸多交集的胡适，在名刺“短信”方面也有着不少故事。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存文档中，有一份发明“新式速记”的学者刘学濬的简历，其上粘贴着胡适的名片，名片上写有一封“荐稿信”：“云五先生：刘学濬先生（两年前曾作赵元任兄的助理员）著有‘新式速记’一书，他很自信，很想由贵馆出版。我劝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许他寄呈审查，至感。适上，廿四，四，七。”
这封简短的“荐稿信”虽未被收录在《胡适全集》《胡适文集》《胡适书信集》等通行文献中，却真实地反映了胡适对学术交流与推广的支持。刘学濬作为中国速记学领域的先行者，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涉猎，胡适为其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书稿，不仅体现了胡适对人才的赏识，也见证了当时文化学术领域的交流与互动。
类似这样的胡适名片，应当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曾有一本政府内刊，径直将胡适投呈给某位官员的名片上所附之“短信”，全文照录并刊发了出来，意在令内部读者周知此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1948年10月20日，胡适在浙江大学讲演。因工作日程排得很紧，下午4时，讲演完毕的胡适即刻从杭州乘车返归上海。临行前，胡适给时任杭州市长的周象贤留下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写有几行简短的留言。
十天之后，当时的《杭州市政》封面上，醒目地印着“胡适来杭游览留片向市长道别”的报道标题，并附有胡适名片上的留言内容。其实，胡适的留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更像是对一位久未谋面的旧友，予以道别留言罢了。只不过，刊物编辑以“其文字似有韵脚，琅琅可诵，宛如一首新诗”的特别介绍，再加之胡适“来杭游览，勾留二日，各方知者极少，即胡氏老友之周市长亦于渠离杭之日得知”，给人以神秘匆促之感，做成了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头条报道。
对于约略了解胡适生平的读者而言，这么一篇共计500余字的报道，以及包含其中的约70字的附写在名片上的“短信”，即已大致勾勒出了胡适生前最后一次杭州之旅的行迹。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历史信息，有着不可多得的生动鲜活之感——所谓“历史现场感”，无非即是如此这般。
至于报道中称胡适和周象贤的“老友”关系，大概是指二人既曾为同学，又曾为同事的关系。1910年，胡、周二人均考取美国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周氏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归国又在北大出任工科讲师，与当时同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有同事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