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文脉的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是坐落于湖州南浔古镇的百年建筑，创建者是著名藏书家刘承干。嘉业堂多经岁月侵蚀风雨磨削，仍然呈现出娴雅秀润的气质，蕴含着深厚浓重的底蕴，接续着绵长坚韧的文脉。作为知识荟萃之所和建筑审美空间，藏书之楼和楼中之书保存到今天，所依靠的是几代有识之士的文化担当精神。
嘉业堂藏书楼创建的缘起是1907年的皕宋楼事件：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将藏书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事引得大量日本书商携重金来中国购买典籍。刘承干“毅然以斯文为己任”，为保护祖国文脉，开始斥巨资收集贮存古籍。经过一二十年的艰辛搜集，丰顺丁氏持静斋、仁和朱氏结一庐、太仓缪氏东仓书库、平湖陆氏奇晋斋、江阴缪氏艺风堂、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等十数家藏书为其所有，湘阴郭调元、诸暨王问清、华阳王氏的藏书也入其囊中。还有许多书商为其提供了大量精品。为了贮存典籍，1920年，他在家乡南浔鹧鸪溪畔购地20亩，经过4年时间修建了精致古雅的嘉业堂藏书楼。对于自己建藏书楼的目的，刘承干说得非常清楚：“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
嘉业堂藏书精要极多。其鼎盛期有宋椠精本经部十七种，史部十九种，子部二十二种，集部十九种；元椠精本经部十六种，史部十二种，子部二十九种，集部二十一种。至于明清二代珍本更是丰富。最高峰时藏书达1.3万部、18万册、60万卷。有许多“精椠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他还收藏了海量的明清方志、诗文集、学术手稿。刘承干把这么多的书汇聚于一楼，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为了选书的精要，他借助了当时一批版本目录学家的力量，比如缪荃孙、叶昌炽、董康、杨锺羲等，这些人为嘉业堂藏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承干也为他们提供了优渥的报酬。与此同时，他还聘请了图书保管人员和工友数人，每年支出薪酬甚巨。
对于花费巨资收集的宝贵版本，刘承干从不自秘，而是敞开大门允许各类读者前往阅读研究。他还为来藏书楼的读者免费提供膳宿，有的读者甚至数月在此食宿研读。同时，刘承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刻书工作，把自己所藏之善本和孤本尽量精刻面世，传播于社会，发挥书籍的应有作用。所刻之书以美观精良而著称，除了少量出售外，多数是免费赠送。赠书对象既有他的至亲好友，也有社会贤达和外国人士。赠书的数量有多有少，大多依据对方的需求或爱好。隋唐史专家唐长孺记得少年时刘承干赠予自己所刻书籍的场景，记有前后《汉书》《旧五代史》《章氏遗书》《订讹丛编》《三垣笔记》等书10余种计数百册。梁启超、蔡元培等许多文化名人，以及国内外各类公私图书馆向他索书，都能得到满足。藏书家傅增湘认为这些刻书活动“成古人未竟之志，启后学向往之心”，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劫掠中国典籍文献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国际势力的重要活动，其中包含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有识之士奋起抗争。1940年1月，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在上海组成了秘密的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郑振铎说：“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后代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英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开展古籍抢救工作。郑振铎曾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段时期，刘承干在经济压力日渐窘迫且艰难应付日方逼迫的情况下，社会上传出他将售书的消息。作为占领方的日本方面提出了两种方式：一是以低价购买，二是强行“没收”。在文化使命的驱使下，刘承干通过多种方式和侵略者周旋，他深明大义，千方百计护持宝贵典籍。他允许郑振铎和从重庆潜回上海的徐森玉连续十多日在自己家阅览书目和典籍。经过多次商谈，他接受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建议，拟订了一个策略：日方如果强行购买，可把全部藏书分为三份：上品者售归国家，下品者应付日本人，中品者则向当时的重庆方面请求经费续购。经过郑徐鉴定，决定独取明刊。1941年4月，文献保存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同志会得到最为精要的部分，郑振铎从中挑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托徐森玉亲自运抵香港再转重庆，然后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把第二批邮寄到香港。这些工作都是在严峻的情况下，以极为艰辛的秘密方式进行的。郑振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嘉业堂藏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在不同时期，一批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施韵秋是嘉业堂编目部的主任，在近代文化史上他充其量只是作为刘承干的管家而留下名字。在日军占领南浔且大规模屠杀平民的危难时刻，他机智地派工友守护书楼，同时千方百计保护与抢救藏书。在两名工友被日军杀害的情况下，他秘密把珍贵图书及其他藏书的首册转移到刘承干另两处住宅内储藏。后来他冒着极大风险把一批珍贵图书运向上海。在郑振铎代表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刘氏藏书时，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编目人员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过。
围绕着嘉业堂藏书楼，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主体努力承担保存文化的责任。1949年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1949年6月下旬，中共嘉兴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电报之后，嘉兴县委书记杨明、副书记沈如淙亲自率一连战士到南浔。杨、沈二人检查了藏书楼，部署了保卫工作。第三天连队文书沈向荣遭到潜伏的国民党残兵的枪击而牺牲，为保护藏书楼献出了生命。1949年8月，连队撤出，由湖州市政府承担起保护藏书楼的任务。
1951年11月，已至暮年的刘承干发函明确表示将所有藏书、书版、设备、楼房及附近空地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来满足“发展新中国社会文化事业的需要”。他认为自己平生心事终将有托，书物归得其所，自己“曷胜欣抃”。
为了嘉业堂藏书楼的保护传承，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图书馆都给予很大的财力支持。浙江省图书馆曾经多次拨款给予整修。198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下拨专项经费20万元，除了房屋维修之外还对展陈格局进行调整。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1992年、1999年、2002年、2007年省政府或省图书馆分别拨款对藏书楼部分进行整修。最近的一次大的修缮自2019年开始，共有藏书楼屋面整体翻修、大木构架剔补和加固、外墙面修缮、明瑟亭修缮等19项工程，经历三年始完成。这也是由财政拨款支持完成的。
嘉业堂藏书楼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的缩影，中华文脉历经千难万险而卓然屹立于当世，正是代代有识之士以生命担当文化使命的结果。爱国实业家张元济既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参与者也是刘承干的老友，他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夫子自道，其中蕴含着深沉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