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歧途
写诗最大的困境，或许是诗人总在面临词与物的歧途。明明物是那么新，转换成词却那么旧；又或者词已经是那么新，物却是旧的。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胡适说：“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读黄遵宪的《今别离》，钱仲联用的是读懂典故才能读出诗味的老法子；读胡适的《蝴蝶》，废名以为它所以是新诗，在其诗思，不在其语言。真是欲旧反新，欲新反旧。
黄遵宪的《今别离》共四首，分咏轮船、电报、镜子和时差，物是何等的新，这新也是诗人真正的诗情荡漾所在，词却是何等的旧，袭用的乃是古乐府《今别离》（一说《古别离》）的形式。试读其中咏电报的一首：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
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
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
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
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
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
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
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
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
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诗中对电报这一新的物反复描摹、咏叹，离情早成承载新物的旧框子，陪衬而已。以抒情主人公面目出现的叙事者，先是表达对电报媒介功能的不信任，质疑其不是“手书”，没有“默记”，中间多经转贩（“况经三四译”），不能“达人意”；接着又对陌生的事物进行归化处理，通过“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的比喻赋电报以抒情主人公能够理解的形式，然后展开新的联想；而接下来对于发送电报要用到的电线，却当成极为熟悉的事物了，以“思”入“丝”，通过谐音的乐府诗技法，表达了电报之迅捷仍抵挡不了如电的思念之情。也就是说，对于电报这一新的物，对于其带来的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感情表达方式，诗歌表达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诗人先是将电报作为新的难以理解的物来写进诗中的，但大概是为了表达“别离”这一难分新旧的主题，后来又将电报作为日常经验完全已经理解的物来写进诗中。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如果不加细察，就会有陈三立“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的推崇，而完全不顾诗人在新旧之间左右支绌的情状了。
通观全诗，诗人表达的都是对电报传递信息和表达感情方式的不信任，最后一句“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更是试图越过一切媒介的阻拦，仿佛只有零距离才能心心相印似的。李白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种心物无间的感觉，在这里算是消失殆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陈三立许为“质古渊茂”的《今别离》恰恰是古今有霄壤之别的表征，《今别离》骨子里有可能是极新的诗。至于说“有可能是”而不说“是”，则是因为黄遵宪不但没有设法真正地“我手写我口”，如“电报”之类的字眼都不让在诗中出现，而且极力贴近古乐府的写法，费尽心力。这意味着在词与物的歧途中，黄遵宪的诗歌写作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随词行而拟古，一随物行而趋新，陷于自我交战且不可开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可能极新的诗，确乎是值得陈三立推崇的极旧的诗，二者间并不矛盾。
顺着黄遵宪的诗歌原文来看，“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四句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电报作为中介的质疑，而且表达了对语言（“语”）的质疑，“心事”是不容易通过“并坐语”而相互知悉的。心事不可言传，只可默会，或者语言是心事从彼到此要走过的最长又最不可靠的通道，类似这样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也不算罕见。在黄遵宪的诗歌中，重要的是电报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本是负有穿破障碍和建立信息桥梁以助益交流的物质中介，却被当成不可靠的异物来对待；而其对待异物的方式，又不是努力发掘异之为异的所在，而是以熟化异、以旧纳新，将难以归化的物以归化到旧的语词的方式归化完毕了。
不过，这不是在重复胡适提倡白话文之后对黄遵宪《今别离》的批评和排斥，视其为糟糕的诗，而是要导向这样的一些思考：如果一个诗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新的物了，他在怎样的程度上生产出新的词来是恰如其分的？恰如其分是否可能？他需要生产出新的词，或者他能够生产出新的词吗？漫长的诗歌史告诉我们，诗人总是想生产出新的词来的，而且也总是生产出了新的词，即使是在没有新的物出现的时候，也总在生产新的词。那么，将问题化约一下，也许该思考的是如何恰如其分？夏晓虹曾对黄遵宪的《今别离》青眼相加，赞誉满满，而对后起的仿作颇有微词，甚至讥为下流，也许在夏晓虹看来，黄遵宪已经做到了恰如其分。如果是这样，就会有一种危险，即诗到黄遵宪所能代表的“诗界革命”足矣。
然而，事实是诗仍然在变化，而且后起的诗与黄遵宪的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即如被夏晓虹讥为下流的谭泽闿咏模特诗“欢怜通体娇，为欢缓结束。恣欢写真态，寸寸在欢目”，虽形似子夜歌，而实在吟味赏玩现代生活；目光是充满肉欲的，仿佛是来自封建的淫猥，然而现代不正是解放欲望而充满欲望的吗？在这样的变换路径中，胡适的《蝴蝶》倒貌新而实旧了，一切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样子，不太像是诗人胡适的真性情；至少可以说，胡适通过《蝴蝶》的写作不是“关不住了”自己的欲望，而是“关住了”自己的欲望。原初的诗人胡适的面目不太清晰，我们所见的乃是一个被精心修饰过的诗人胡适。所谓原初的物，倒也未见得就是新的物，关键是要在词中获得新鲜感。例如废名重新阐释过的李商隐的诗和温庭筠的词，或者马雁喜欢的李白的《天山月》。尤其是李白的《天山月》，开头两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月、山、云海皆非新的物，而且是亘古如斯的旧物，但经李白的词一表达，就仿佛月、山、云海都为人所初见，是原初的样子，新鲜得不能再新鲜了。这也就是说，物总有原初的一瞬，如果词抓住了或者透过时间的重重障壁发现了那原初的一瞬，物在诗中即是原初的物，词也就历久弥新。词之新旧无妨，物之新旧亦无妨，要紧的是词与物的关系是新的。但这只是就已成旧词旧物的状况而言，并不是当新的物出现时，反而以旧的词进行表达的借口。相比于林庚《沪之雨夜》、戴望舒《雨巷》、卞之琳《车站》将新物做旧的处理，更值得欣赏的是卞之琳的《道旁》：
家驮在身上像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骄傲于被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归来的哥哥的行箧。
废名激赏此诗不仅诗意新鲜，取譬新鲜，而且语法新鲜，“骄傲于被问路于自己”新鲜的倒装语法关联着蜗牛卷曲的形态，具有某种以语法来表达象征的意味。连语法都是新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词与物的确在新的维度上达成极重要的契合。但像《道旁》这样的诗，也只可偶一为之，不可模仿，不可重现，一旦模仿或者重现，其新鲜感就将丧失殆尽，词与物的歧途就会显现。所谓“点铁成金”之类的技法，在现代的词与物关系中，大概没有太大意义吧。因此，“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样的古典佳话，在现代是不可重现的。新的物应接不暇，每一瞬都是最后的一瞬，哪里有时间去反复锤炼和锻造新词呢？新诗之难以像古诗那样具有古典气息，似乎也不一定就是毛病吧。
对于现代的波西米亚人来说，家是驮在身上随身游走的。这种崭新的经验，作为诗歌需要去用词来捕捉的物，大概也像卞之琳《道旁》诗所表达的那样，有着神秘的、不可究诘的意味，归宿不清，路途不明，要建构怎样的词与物的关系呢？也许只有一再地误入歧途。歧途倒像是诗人真正的回家的路。有太多的诗人像黄遵宪一样，临歧彷徨，最终老马识途，回到熟悉的王国里休养生息。但是，谁敢一空依傍，始终在歧路彷徨呢？“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