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之际，27集电视连续剧《澳门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编剧是时任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李兰妮女士。其后，李兰妮连续出版并创作了《澳门岁月》和《澳门儿女》，成为书写澳门的代表性作家。

2024年11月，即将迎来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访谈作家李兰妮和电视剧《澳门的故事》的责任编辑王芸，一起探讨当年的写作背景和李兰妮眼中澳门的变与不变。

李兰妮旧照（李兰妮 / 供图）

《书都》：李老师，您1983年来到深圳，1998年便开始创作《澳门的故事》，随后又出版了《澳门岁月》《澳门儿女》，请问是怎样的灵感与契机使您决定书写澳门？

 李兰妮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当年《澳门的故事》是中央台重中之重的项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我这样一个深圳的作家来做这个工作？请王芸老师讲一讲他们当时怎么会做这个选择，她是这部剧的责任编辑。

 王芸 ：1997年香港回归，央视播出了《香港的故事》，所以《澳门的故事》作为姐妹篇，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重点作品。当时编剧的人选比较难确定。那时李兰妮老师是有名的青年散文作家，手头正有一部写深圳渔村渔民与香港商人合作、多种经营致富故事的作品《傍海人家》，写得很好（电视剧制作中心后来把它拍成16集电视剧，获得了“飞天奖”）。我们希望能选一位南方的、熟悉当地生活的作者。我们根据她前面的作品，就觉得她的写作能力、文学功底都很强，所以就选定李兰妮老师。

 李兰妮 ：我没有想过写长篇电视剧，当时电视剧制作中心派了王芸老师来指导我写这部《澳门的故事》。

为什么我会接下《澳门的故事》的写作工作呢？因为我的确和澳门有些渊源。我父亲是军人，我几岁的时候跟我父亲在万山要塞守岛，小岛上没有老百姓，晚上我们会看到对面的霓虹灯，会有隐隐传来的音乐声，然后他们就说那是澳门。那时我就对对面的澳门感到很好奇。但在那之前我没有去过澳门，因为那时候澳门给人的印象一个是黄赌毒，另一个是有黑社会、社会治安不好。当然去了以后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感动，这就是后话了。

 王芸 ：央视投入了特别大的心血，对《澳门的故事》期望很高。当时是几步同时进行，一个是兰妮老师这边的创作，还有一个就是在南海那边建了一个基地，几乎是为这部剧的拍摄建一个基地，现在都有点儿不可想象，但是当时的重视程度就是如此之高。还有就是联系去澳门当地采访，当时（回归前）办签证特别困难，我们坚持要去做这个采访。当时的电视剧制作中心胡恩主任主管创作，他非常坚定地主张必须去澳门看一看，我们经历了半年的时间才把签证和一系列手续办下来。

兰妮老师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她对于创作、对这个题材的投入和认真。随后，她多次去澳门深入生活和采访，关注了很多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再化成自己笔下的艺术作品。

这部剧的创作特别成功，潘霞老师是该剧导演，把这部剧呈现出来。这是一部有史诗性质的作品，承载了澳门百年的历史，又联系到了回归的时间节点，所以它的深度、广度都是可圈可点的，至今也是中央台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我们在1997年初开始筹备，到1999年12月在澳门回归期间播出，获得了“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李兰妮做客央视《开讲啦》节目（李兰妮 / 供图）

《书都》：从《澳门的故事》到《澳门岁月》《澳门儿女》，关于澳门的书写占了您早期创作的很大部分。和您后期用生命写作的《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野地灵光》等作品比较起来，这段创作经历相对来说少人所知，这两段写作经历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李兰妮 ：我觉得内在关联非常大。在这之前，我自己觉得我眼界可能没有这么开阔，而且我没有写长篇的这种想法。但是，《澳门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长篇的结构。等于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锻炼了长篇的结构能力，包括人物、故事走向、细节等，我觉得很有趣。

在《澳门的故事》中得到的锻炼，也给我与李凯老师合作的《澳门岁月》打下基础。当时人们对澳门的了解是不足的。李凯老师当时是中央台派出的第一个拍摄澳门纪录片的编导，于是也通过他接触了很多澳门各阶层的人物，从而促成了我第一个长篇纪实作品《澳门岁月》的出版。而这个又影响到我写电影剧本，当时澳门回归之前大家都在找合适的作者来写。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何群老师到处找编剧，看到了我和李凯老师合著的《澳门岁月》，于是何群老师邀请我做《澳门儿女》的电影编剧，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也正是这个机缘我结识了何群老师，他停下手头所有工作，教我如何从写剧的模式中转化为电影。这部电影是当时为迎接澳门回归而拍摄的唯一一部故事片。庆祝澳门回归一周年时在澳门会堂放映，并在央视第6频道播出。

所以，从1997年初到1999年底，我就有了电视剧《澳门的故事》、长篇纪实作品《澳门岁月》、电影《澳门儿女》三部作品。当时中央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做了我强大的后盾，剧中心对我的要求就是：不写黄赌毒，不写黑社会，除了这些你写什么都行。这其中，第一是给我很大的信任，第二也告诉我放开思路，这就锻炼了我的选材能力。

我去澳门深入采访的时候，发现澳门正在为回归建设机场，也是在那里第一次去看郑家大屋，才知道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了毛主席的青年时代。

当时采访筹建中的澳门航空，才知道澳门的航空梦始于孙中山时期，当年孙中山在澳门当医生搞革命，就有航空梦。于是我就跟电视剧制作中心讲，能不能写三代人，第一代人是跟着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第二代人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第三代人为澳门的机场、航空啊而奋斗。最后那个电视剧的结尾就是澳门航空的第一架飞机从澳门机场飞往北京。

电视剧《澳门的故事》的创作过程，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锻炼。我也很感激当时的电视剧制作中心胡恩主任、潘霞老师。当时大家对澳门了解不够，大家都知道《七子之歌》，但澳门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我在写剧本提纲时，曾见过一次港澳办澳门司谢司长，他曾在中葡土地谈判小组担任过首席谈判代表，了解澳门，熟悉政策。他给我出了一道题：这部作品应该反映出澳门人的一种精神，你说说，什么是澳门人的精神？我飞快回忆在澳门采访的见闻和思考，回忆翻阅过的澳门史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我想到澳门莲峰古庙里林则徐的这副诗联时，我心里有了答案，我答道：“是不是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爱国爱澳，忠义双全。”谢司长对这八个字深表赞同。

从1998年到2000年，我三年开刀两次，从甲状腺癌到淋巴转移癌，实际上在写澳门的过程中我是个癌症患者，但那时候自己还不知道。做完《澳门的故事》以后，我去医院检查并确诊，有五年时间什么都不写，但是由于澳门的采访和写作经历，奠定了后来“旷野三部曲”的写作，因为这三部曲也都是长篇纪实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阶段是密不可分的。

我很荣幸在90年代和中央台合作，又在2007—2021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了“旷野三部曲”。虽然过程很艰辛，但任务很重要，对自己也是一个交代。

我记得那时候我不敢接《澳门的故事》，王芸老师飞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如果把《澳门的故事》完成了，就相当于爬过雪山，其他的山还能算什么？王芸老师对我的这个告诫我一直觉得很有用，也非常感谢她。

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另一位领导也在努力说服我，他说，港澳回归，你们深圳的作家必须肩负起责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深圳是1984年才成立作协，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很小的协会，当时也没有多少作家，这样的重大题材好像跟深圳关系不大，但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的这句话我听进去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时需要我们这样的作家和编剧，我们应该在关键时候站出来，这也是一种使命感。

 王芸 ：二十多年了啊。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在生活当中来往也挺密切，但是没有认真地回顾过这段创作的经历。今天听兰妮老师的回顾，调出了很多回忆。

兰妮老师当时承担了这样一个重任，压力很大。我当时做了好多工作鼓励她，因为她老觉得她不行。但从开始创作到电视剧播出，兰妮老师完成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不夸张地说，在配合澳门回归这样的国家重大事件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后来兰妮生病，癌症治好了以后又得了抑郁症，而且是重度抑郁。之后，她又在这个领域开辟了她的文学创作。《旷野无人》是一部特别好也很有名的作品，这部著作在抑郁症病人群体里广为流传，帮助了大量的人。后面她在这个领域去深挖，在抑郁症领域里开展了很多公益活动。今天她谈的也让我非常欣慰和欣喜。

李兰妮与金庸合影（李兰妮 / 供图）

《书都》：李老师，回头再看，您认为今天的澳门与您当年笔下的澳门有哪些“变与不变”？

 李兰妮 ：不变的依旧是“爱国爱澳，忠义双全”。

我曾经参加过澳门一些社团的活动，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力量非常强。澳门虽然小，但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非常清楚，并视为珍宝。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当时参加过一个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两周年的座谈会，来自澳门各界的精英争先在会上发言，对“澳人治澳”、平稳过渡、政权的顺利交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论证，人人满怀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我目睹、聆听，眼前的一切正被历史铭记。经过四百年的等待和期盼，历经磨难、永不言败，澳门在呼唤：“母亲——我要回来!”那澳门人怎么样管好澳门呢？他们提出了很多想法，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主人公意识。当时我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对得起祖国，对得起澳门。

那时候澳门人担心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发展问题，那个时代，澳门的造船业和制香业已经不行了，当时的澳门人也担心未来的经济发展。

现在我到澳门，惊喜地发现澳门的变化非常可喜。第一，澳门开始非常重视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力量是增强了。第二，澳门非常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

以前我去澳门的时候只有澳门大学等两三所大学（学院），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新成立的大学，不论是公办的还是私立的。经济方面更是朝多元化发展，以前博彩业给澳门带来很多收入，回归以后，澳门慢慢地加强了对其他产业的支持，包括港珠澳大桥、澳门大桥的通车，对外贸易的积极进行等等。

澳门人有一点让我很佩服——就是从特区政府官员到学者，再到市民，他们都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知道要背靠祖国发展壮大。这就是我看到的变与不变。

王芸老师前几年也去那里进行过采访，也请王芸老师说一说。

 王芸 ：后来我们又去澳门做过很深入的采访，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我感觉到澳门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大。

澳门回归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澳门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我觉得真是体现了祖国对于他们深切的爱。我们也采访到一些葡人和土生葡人，他们对澳门也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以自己是澳门人为荣。兰妮老师总结的“爱国爱澳，忠义双全”，这八个字真是非常准确。

《书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文学处于边缘状态，近年有一批年轻作家涌现。与此同时，深圳文学也从80年代的纪实文学、青春文学走向多元化。作为深圳市作协原主席，您曾经参与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的举办，您如何看待两座城市文学发展的轨迹？提到澳门文学，您认为不得不讲的几件事是什么？

 李兰妮 ：写《澳门的故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澳门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学团体。后来我才知道，1983年《澳门日报》就开辟了文学版，1985年就有了澳门作家丛书，1993年就创办了澳门文学奖。

澳门文学跟深圳文学发展轨迹颇为相似，1983年，我刚调到深圳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文学组织的，搞创作的人也不多。1984年成立了深圳作协，第一届会员还不到20人。这一点跟澳门有些相像。

深圳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与澳门的同行有一点很像，就是很清楚自己的不足，很热爱我们所在的这片热土，深信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一片值得挖掘的宝矿，并且我们都是脚踏实地地去做的。

据我所知，澳门文学奖已经评选了14届，产生了很多非常活跃和优秀的中青年作家。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也是一件很值得记住的事情。这里要提到吴志良主席。他是澳门文化总会的会长，也是澳门基金会主席。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的时候，吴主席跟我说，应该组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我当时还有点转不过弯来，因为我当时觉得大湾区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吴志良主席不愧是历史学者，他跟我讲，粤港澳是同文同根、共生共存共荣的，而且大湾区文化是既传承又中外交融，是对外文化辐射的出口和桥梁。他跟我说，因为深圳在经济、文化上受到关注，深圳应该牵头发起这个工作。

我觉得吴主席说得有道理，很快向中国作协、省作协和深圳市委宣传部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2017年12月，我们在深圳举办了第一届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当时邀请了香港作联会长潘耀明、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另外，还邀请了黄子平、陈思和、许子东、陈晓明等五位著名文学评论大家；2018年9月，在深圳举办了第二届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大湾区的11个城市作协负责人全部到会，共商如何积极推动大湾区的文学发展大计。

所以说深圳和澳门有这么多相似之处和这么深的渊源。我们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文人最怕光说不干，澳门的行动力让我很佩服。现在我也经常关注澳门文学界的动向，与吴主席、澳门文化联合总会保持沟通，也为澳门戏剧、舞蹈等文艺发展全面向上的趋势感到很惊喜。

2012 年澳门新马路街景（陈显耀 / 摄）

《书都》：您认为当下的年轻一代应该怎样理解澳门与深圳两座城市的联系与羁绊？对于书写者而言，应该侧重怎样的表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李兰妮 ：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生活底蕴、精神气质、人文环境，这些差异对作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我认为无论是深圳作家还是澳门作家，如今都已形成一种自觉：他们不仅自觉地传承历史文化中的精华，还自觉地吸取新科技、新文化，打开新的文学格局。

深圳和澳门的作者有一个和其他地方的作者不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处在一个中西文化融通的交汇地，他们求新创新的心气儿可能比别的地方的作者要格外强烈一些。我所知的一些澳门文学奖获得者与世界的交流很多，他们的小说、电影、戏剧等作品在海外电影节上获得了很多好评。深圳和澳门的中青年作家也很关注科幻文学，这也是一种自觉，因为他们身处这样一座充满创新和发展机遇的城市。求新求变是这两座城市的一种文学风格。

《书都》：对于未来深圳、澳门的文学和影视创作，您有什么期待和建议？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展现澳门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澳门人民的精神风貌？

 李兰妮 ：借用吴志良主席的话来回答，他说：“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可以为文学创作带来无限的灵感和素材。”我深以为然。

曾经我向吴志良主席请教过深圳和澳门能有什么样的文学合作空间，吴志良主席说：“我们要结合深圳的资本和科技力量，共同开发岭南文化核心地带。以文学的力量，推动人文湾区建设，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回想起1984年深圳成立作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深圳作协副主席。当年第一批中国作家代表团来深圳经济特区参观、指导，其中有周扬、艾青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他们欣喜地看到这样一个崭新的城市居然成立了作协，而且作协里绝大多数是青年作者，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副主席，他们深深感到深圳这片热土的活力和希望。澳门同样如此，对于深圳作家和澳门作家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是身负重任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只是一颗小石子、一块铺路石，但这条由我们构成的路是通往远方、通向世界的。希望未来的青年作家踩着我们铺的这条路走向世界，第一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为世界文学、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书都》：今年正值澳门回归25周年，您最感兴趣的澳门话题是什么？能否透露一下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李兰妮 ：最感兴趣的是澳门的文化、澳门的人，他们之间的互相支持、共存共荣的精神让我深感期待。我希望澳门能走向新的辉煌。

我自己现在处于观察、休息的阶段。2000年之前我写了关于澳门的三部作品，这20年，我写的是关于精神疾病、精神健康的“旷野三部曲”。我现在处于认真的读书阶段，也在关注新的科技力量给我们文学能够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新变化。

我们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不要匆匆忙忙地去为写作而写作。我应该沉下来，读经典，多思考。前段时期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都读完了，也读了《围城》和其他一些国内的文学经典。另外我也很关注现在的社会热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应该怎么样表达？我记得有一段话——天下万物均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争战有时、和平有时。在社会发展中，有时候你必须静下来等待，永远怀信心、盼望和爱来等待。在合适的时间里，感受到一种灵感冲击的时候再行动。那时候可能会产生与我之前的创作不同的、崭新的作品。

《书都》：您怎么看待关于澳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压力，您对于您所说的“爱国爱澳，忠义双全”还有哪些深刻的体会？

 李兰妮 ：如何把400年历程浓缩凝聚放在剧本当中，准确、真诚地呈现出来？当时电视剧制作中心催我说，可以开始写剧本了，但我觉得还需要消化积累的采访素材，只有自己真正感动了，才能产生出源源不断的创作力。我记得当时第一稿还没拿出来，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等领导特意带我去看南海影视城，我站在搭建的澳门大街的现场，心里真的有一种巨大的压力和两难。天哪，人家的这个澳门街都建起来了，我的创作还在等待。我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记得第一稿出来之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的潘霞老师就非常认可。我想到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在海岛遥望澳门，可能这件事就是我的宿命吧。

 王芸 ：关于澳门的“爱国爱澳，忠义双全”，我来补充几句，我记得兰妮老师在《澳门岁月》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两航起义时，起义人员将所有的航空通信器材秘密存放在澳门，台湾方面在派人紧急追查，美国也正在通过国际法庭，向澳门法庭提出要冻结这批财产，而新中国急需这批航空通信器材发挥作用，澳门知名人士何贤与内地有关人员周密计划，抢先将这批器材秘密转移到何贤的货仓里，选准时机把器材装上他的船，并派人连夜押船，冒险开往广州黄埔。

 李兰妮 ：当时采访候任特首何厚铧，他谈到过父亲何贤的一些事迹。他父亲在民间有个称号叫“澳门王”，对何贤先生来说，无论是做生意赚钱还是做别的事情，首先要为澳门人的福利而做，深得民心。我听到了很多何贤先生爱国爱澳的故事，由于何贤先生支持新中国，多次给内地提供帮助，台湾当局曾经几次派杀手刺杀何贤，其中一个杀手被何贤先生爱国爱澳的忠义感动，放弃刺杀行动，主动说出实情。何贤先生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

 王芸 ：你还碰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司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给罗荣桓开过车，他是在澳门参的军，是他的澳门老师介绍他去的，参军后去了北京，很快就过了鸭绿江。

 李兰妮 ：这个老司机剃了个平头，脸圆圆胖胖的。他说，当年他家老头还有点钱呢，照样非走不可，16岁离开澳门。祖国母亲需要召唤时，澳门儿女总是挺身而出，爱国之心日月可鉴。所以澳门人的精神可以概括为这八个字：爱国爱澳，忠义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