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刘复生：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导读
近日，DeepSeek以超越性的姿态横空出世，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关注。相比ChatGPT等经典AI工具，DeepSeek在中文语境下的文本创作能力使人惊叹，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焦虑：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一个在阅读积累、逻辑梳理、风格写作、雕饰文本等方面远超人类个体的AI工具？我们要如何建构和维系自身写作的独特性？而当知识获取的途径变得如此简单，我们一成不变的教育体系是否将面临某种危机？恰如韩少功老师在微信群聊中所说，“博览群书，提纲挈领，深思熟虑，文采飞扬，以后都是AI强项了，风格化、套路化的写作更是。知识获取成本按近于零，人类恐怕主要靠拼领悟、拼践行了，并且在践行中创造新的语料输入。文学何为？大学还办不办？”
今日推送刘复生老师对韩少功老师的访谈，涉及信息时代的文学经验、“寻根”的建构历程、《天涯》杂志的文学立场、人工智能与文学写作等几个方面。韩少功老师以人生经验和敏锐观察提醒我们，人工智能时代需要警惕过度膨胀的信息和知识生产，警惕套路化规范化的写作方式，要重视现实实践，重视个体差异性的人生经验。这为因DeepSeek而感到焦虑的我们，提供了一条直视挑战、稳固自我、阔步向前的清晰路径。特此推出，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1期。
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受访人：韩少功
采访人：刘复生
一、信息膨胀，文学经验似乎在贬值
刘复生（后文简称“刘”）：韩老师好，去年我在汨罗问过您，您说以后不准备在那里长住了。今后长住海口，对汨罗是不是有所留恋？
韩少功（后文简称“韩”）：我今年没再在乡下长住，以后恐怕也不会了。上半年去汨罗打理了一下，告个别。主要是年纪大，恐怕要服老。去年我牙痛，但那里离县城都有七十公里，牙医不好找。年底回到海口，牙医就教训我：你耽误太久了么。所以还是得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那里人文环境变了，我熟悉的一代，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糊涂了，有的随子女进城了。新的一代呢，大多在外，不常回家，只是逢年过节回来转一下，你熟不起来。既然这样，我在那里当个留守老人，有意义吗？
刘：有一些朋友向我打听，韩老师还写不写小说？我也代大家问您一下，还打算写长篇小说吗？其实大部分人对小说这种形式似乎已经丧失热情了，这背后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小说不再能通达生活的核心秘密了。您现在还看小说吗？有没有让您感觉特别带劲儿的小说？
韩：我这几年没写，电脑里有素材，也有半成品，但好像已没心劲儿，一时找不到兴奋感。小说当然死不了，我也偶尔看看。林森的第二个集子比前面的好很多，有大眼光了。严敬的也一直很特别。还有一个陈俨，退伍将军，在海南待过多年，技术上不是没问题，但写的军营故事啊，惊心动魄，读得我揪心，有时还热泪盈眶，是经验放血的那种。湖南的何立伟和蔡测海，老作家了，有艺术包浆了，新作虽不是很多，但放在二三十年前，那肯定都是爆款。可惜这些小说都没多少人看，更没人评，好像与屏幕前长大的一代，心理上根本不接轨。或许是眼下的信息工具太多？素材也好，心理感受也好，一不小心就被社交媒体咀嚼过几十遍，剩给小说家一些渣渣。这可能涉及你说的，有认识论上的怀疑。
刘：现在的经验膨胀之后似乎迅速贬值了，人们也丧失了对他人经验的兴趣，也不再信任经验和真实生活根基的关系，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不管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还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真”都没意义了。现实成为完全虚幻的东西，被各种人为的虚假信息层层覆盖和篡改的东西，而且，很多虚构之物，由于我们当成真的，最后它确实也成真的了，然后再叠累上新的虚构。对于这种后现代理论，大家似乎都有质朴的领会。所以，对一切故事都不相信了。以怀疑主义对待一切。鲁迅那个时候，尽管猫在租界里，宅在家里，但是他根据报纸等媒体，完全能够重建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和真实逻辑，他能够接起来。这是因为那个的媒体哪怕有意的撒谎，还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不像现在。
您平时看不看微信、抖音、B站？
韩：我有微信，但只有一个家庭群，退休了嘛，没工作需要了。但我可以蹭老伴的微信，朋友推荐我看的，我也能看到。这就有了一个筛选机制，其他网站没法直接向我推送。世界上的信息和知识太多了，我毫无义务照收不误，当一个垃圾桶，就像一个人不需要一天吃九顿饭，不需要结交一百万个朋友，见到谁都握手寒暄。是不是？社交媒体的问题很大。原以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好了，又快捷，又低廉，方便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但现在的情况反而是，上网越多就越可能钻入“信息茧房”。算法利用人性的弱点，专门投喂你觉得爽的，以“黏”住客户为最优先级。结果呢，就可能把你喂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偏执。动不动就是“妖魔化”和“阴谋论”。不仅国际地缘政治上烽烟四起，“认知战”成了很多人的战略布局，连科学啊，技术啊，体育啊，艺术啊，慈善啊，宠物选秀啊，原来都是号称“没有国界”的，是白莲花的神圣净土，现在也都“饭圈化”了，“喷子”化了。陈梦和孙颖莎，都是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粉丝们偏要闹一个你死我活？这样的信息垃圾，你捏着鼻子躲都来不及。鲁迅那个时代，当然也有问题，但那时候的识字人少，媒体做什么，都局限在小圈子里，也没有什么算法来操纵和推送，所以对社会的危害要小很多。
二、真正的“寻根”，是瞻前顾后，放眼世界
刘：当前网络世界的极端和褊狭是一种全球现象了，各地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这是不是一种人类文明衰败的征兆？还是历史性的周期性表现？很多人挺悲观的，您怎么看？
韩：我们办《海南纪实》，1988年就自己上电脑，上激光照排，可能是全国期刊行业最早的。后来办《天涯》，至少在海南是最早实现无纸化办公，被省政府表扬过。当时还是电话拨号上网那种。每个员工都要通过上机、上网考试，通过了的就奖一万元——那时杂志是企业化管理，有奖金的。可见我是一个科技粉，妥妥的技术乐观派。但网络世界很快被商业化了，一些搜索引擎，百度啊，360啊，一打开，前面好几页差不多都是广告。你想知道“胃病”或“PUA”是什么，只能去垃圾堆里淘。网络也政治化了，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两次派团来考察，确认“极不可能”的事情，还是被好多贴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缅甸罗兴亚事件，先是伊斯兰极端分子闹，见了血，但闹得不算大。随后是军队和佛教极端分子报复，大杀四方，腥风血雨。缅甸人90%信佛教，应该是相对温和的，为什么这样狂热？原因就是脸书之类在拱火和递刀。算法发现，最能吸引客户的贴子就是让人愤慨。所以，后台可能还没怎么操控，也不一定知道缅甸是怎么回事，服务器就自动把全套本领用上了，置顶啊，推送啊，链接啊，标题党啊，甚至流氓得让你退不出去，不由得你不愤慨，不由得不拔刀相向。连美国学者福山都说，现在最大的不幸，就是“信任度”降低，人们被各种方式洗脑，没有可以“共同接受的事实”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刘：八十年代的技术进步主义者可能要失望了，章太炎曾提出俱分进化论，他说：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对于现代化的弊端和隐忧，您参与的“寻根文学”可以说是较早进行的审美的反抗吧。今年是著名的杭州会议举行四十周年，当年的参加者不是搞了一个重聚的活动吗？你们这些当年的寻根主将有什么新想法？怎么看当年的“寻根文学”运动？
韩：我觉得那事早翻篇了，不必再说了。架不住主办方诚恳相邀，我最后还是去了。见见老朋友当然还是不错的机会吧。参加过1984年会议的来了“七老”：黄子平、李杭育、李庆西、陈思和、许子东、黄育海、加上我。其余有的在国外，有的身体不适，有的或有其他原因。那个会是四十年前开的，我的很多记忆有误。比如我记得会期是两三天，对记者是这样说的。但庆西告诉我，哪止三天啊，是整整七天！还交流得意犹未尽，停不下来。那时候条件远不比现在，都是合住两人间或三人间，据说最俏的反而是三人间，恨不得是四人、五人间才好，因为要聊天啊。庆西熬了两个晚上，有点受不了，后来就想法子去陈村的房里泡，到时候方便自己撤。没想到他刚撤，陈村端着茶杯就跟了来，要同他接着聊，赖着不走，真是哭笑不得。可见那时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爱文学，爱思想，爱得昏天黑地奋不顾身。八十年代就有这种气氛。回头看，虽然八十年代有肤浅，也有偏失，但整个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怀念，有点青春无敌天高地阔的气象。
至于“寻根”，重视本土和传统的文化资源，是那个会上的议题之一，但并不是全部。《上海文学》是主办方之一。已故的编辑部主任周介人，有个简要的会议记录，后来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根本没提这个事。鲁枢元每天有日记，据黄子平说也发表了，里面更多是涉及现代主义、先锋艺术什么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什么的。那么，把一个大杂烩似的神仙会，简化成“文化寻根”的集体动员，是一些媒体人和学院派的想当然。把“文化寻根”和“现代主义”两相对立，描述成两个阵营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是他们想当然。因为我第二年发表《文学的根》时，自己正在武汉大学进修英文。潘凯雄作为《文艺报》记者来找我，我就在老斋舍打饭。当时我同室友们约好，不准讲中文。那是些大三的室友，还有练口语的冲动。相比之下，大一的讲不好，大四的不愿讲了，我就专挑了这样一间寝室。我说这些，是想证明主张“寻根”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从来没有矛盾过。“保守主义”“排外主义”那些大帽子，是他们强加的。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越是全球化，就越会激发本土化。本土化本是全球化的产物。文化的趋同与趋异，总是在相互交织和相互激发，将来还会这样。以前的“横扫四旧”也好，“全盘西化”也好，无论左右，无论朝野，都是一种文化大换血的思路。冯牧、陈荒煤都是很温和的文学前辈，但对“寻根”忧心忡忡，怕青年走错路，找我谈话的口气里，横竖就是一个恨铁不成钢。在另一方面，刘心武当时是明星作家，写文章批评和嘲讽“寻根”。另一匹批评界的“黑马”更出格，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罗的一个大会上，说“中国文化这条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这句话立刻引来全场热烈掌声。1988年，我记得是春天，有个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华人提问：你们这些作家怎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刘心武回答的大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彻底否定、批判、铲除，否则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这一次，华人们没鼓掌，倒是迷惑和气愤，后来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被中新社的写了内参上报中央。其实，换位思考一下，那些华人在国外地位低，被西方人瞧不起，所以文化传统就成了最后的立身之本，唱个京剧，舞个狮子，讲一讲孔子和老子，才有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点点自我存在感。你把他们这一点点都给刨了，他们能不生气？但国内的知识精英呢，刚走出“文革”，很多人对官本位、一言堂、君臣父子那些烦得很，还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惯性里。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语境和所指完全不一样，是鸡同鸭讲。他们的冲突，也许恰恰也印证了全球化激发本土化。越是在外面“洋”过的，“洋”得多的，反而越会看重“土”。
刘：您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很有意思。这让我更加怀疑历史的真实性了，哈哈。被文学史神话化的各种“故事”就早就被我们当作历史本身了，然后一代一代教学生，一篇一篇写论文，最终成为“层累的历史”。当然，历史学毕竟还是有真实的基础和内核，只不过我们必须对历史叙述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您的叙述是一份大历史的解毒剂，提醒我们留意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含混，不要不加反省地相信过于清晰明确的结论。
其实，这种观念的窄化也体现在关于寻根文学的评价上，当时评论界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说法，寻根分两种，寻优根和批劣根。阿城和李杭育等人是寻优根的，而您是批劣根的代表，这似乎给《爸爸爸》《女女女》定了调。其实这种二分法非常成问题。反倒是外国的评论家和翻译家置身场外，能发现丙崽身上的复杂性，可惜他们的说法没人太注意，这可能也和这些观点不符合国内评论界的“期待视野”有关系。他们认为您对丙崽不只有批判，还有某种肯定。
《爸爸爸》对传统和民间表现出双重态度，既表达了批判，也呈现了山野中无法被理解的神秘，民间的粗俗怪诞背后，似乎隐藏着让人着迷的能量。跳出启蒙主义的思路来看，丙崽，这个白痴，恰恰包含着正常理性无力把握的潜能。
《爸爸爸》有对传统的批判，也有对当代历史的批判，里面写到两个寨子的火拼，就带有文革时期民间仇杀的影子。不过，您也反对那种神化现代化的思路，于是在小说安排了另一个重要人物，仁宝，讽刺意味比较重。所以，您对寻根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通过您刚才的解释，您的寻根的真正目标很清晰了，它是往前看的，传统与现代左右互搏，既反对退缩到民族文化的保守主义，又反对盲目乐观的现代化，既坚持中国自我，又坚持开放的世界性。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韩：没错。我对传统有复杂的心态。赞成“寻根”的人也多种多样，有的“根”只是艺术形式，有的“根”是指民间伦理或者哲学方法。有的是怀疑甚至厌恶，有的是留恋甚至崇拜，其实根本形不成“派”。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从这些人的经历看，他们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知青，像贾平凹、阿城、李杭育、莫言等等都是，都有过城乡两种生活经验。城市嘛，无非是“洋”一些，西化一些。乡下嘛，无非是“土”一些，相对传统一些。“寻根”只是一个比喻，算不上深刻理论，但大家一碰触这个话题，就觉得记忆中有大量的鸡零狗碎可以释放。其实这也就是建构一种中西文化的对话关系。
写过那篇《文学的根》以后，我基本上不发声，因为讨论太情绪化了，太标签化了，多说无益。其实，现在想起来，除了有关的生活经验积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存，应该也是“寻根”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像钱穆说的，因为秦始皇“书同文”，因为汉字几千年不变，中国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你看看非洲、拉美、中东、东南亚，那里的本土文化传统，或者本身就薄弱，或者被外来族群、殖民者一再扫荡，有些地方连文字、宗教、制度都换血了，人种都混了，有什么“根”？如何“寻”得起来？我在《爸爸爸》里，抹掉了所有地域方位的痕迹，也避开任何可能暗示时间的用词，比如“干部”改成“官员”，“中学生”改成“读书人”，就是想抽象一些，突出比较普遍和恒久的问题。里面的父子俩，差不多一个是传统派，一个是现代派，这种情况在哪里都有。我对他们都有所怀疑，也都有一点同情。
刘：关于寻根文学的起源，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的重心有所偏移，不再聚焦于传统与现代的老框架，而是讨论它和知青经验的关系，比如给知青一代做精神分析，琢磨这一代人为什么要把伤痕时期控诉的下乡经验神秘化，进行文化上的升华，这里面既有政治上要为一代人定个名份的冲动，也和现代化乡愁导致的返观和再发现有关。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知青文学，包括寻根文学吧，内部在观念和立场上的分歧是很大的，不像早期伤痕阶段相对一致。知青群体开始分化了，到九十年代以后分化就更明显了。您后来的创作一直持续关注这一群体，在我看来，它甚至构成了您文学写作的一个潜在线索，当然是和其他的主题纠缠在一起。九十年代的《马桥词典》《暗示》写到很多知青生活，而且贯穿了今昔对比。比较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更是对知青一代人进行了反省，这些小说都重点写到了知青群体的分化和变异。而且通过这一代人，连通了三个时代，革命的六十年代、启蒙的八十年代和市场的九十年代。您是有意识地要进行历史批判吗？
韩：我对同代人没有特别的义务，只是比较熟悉他们，写起来顺手些。从革命年代进入市场年代，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变化多端，本该是文学的富矿，但很多作家好像不感光，或者找不到称手的观察工具。写完“伤痕文学”或者“先锋文学”，一路写到性解放，好像就是最高峰了。写社会矛盾呢，写到市场化和引进外资，就是完美的大结局，好多电视剧和小说都是这样的。真有点美国学者福山说的那味道：历史的终结。到了九十年代，也就是才过去十多年，居然情况就大不一样，很多作家见面，就没什么好谈了，终结了嘛。男的谈谈足球，或者豪车和洋酒。女的见面就说说购物，说说美容减肥。有一个朋友当文学期刊主编，我问他来稿情况如何。他说来稿倒是不少，但90%的男作者在写出轨，90%的女作家在写离婚。当然，这些题材不是不能写，写出传世之作也说不定。但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兴奋点，显然就极不正常了。哪怕到了现在，不少启蒙前辈还是老一套，一动笔，一发言，只有八十年代那几个标签，“文革”啊，“自由”啊，诸如此类，“诉苦会”四十年一贯制。他们私下里也显得没那么孤陋寡闻，这事那事好像都知道，但他们一面对公众，就只有当年的三句半，一点长进也没有。文学圈开始变成了一个高度自恋、自闭的小圈子。
三、《天涯》立场，是一种开阔的思想创造力
刘：您提到“历史的终结”，我倒是挺有感触。因为写文章需要，去年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真觉得福山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抛开立场和结论不论，他真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要害问题。现代社会就算真能解决温饱和自由问题，却无法回避“末人”或“最后的人”的普遍状况对生存意义的严峻挑战。福山追问了尼采曾提出的问题，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把人性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拉平了，于是人的品质也就很难分出个好坏对错，上下高低，那每个人还能有什么精神追求呢，还能有什么人生意义和价值呢？当然福山认为，这没办法，历史的终结必然伴随着末人时代的来临，虽然他也软弱无力地给出一些追求优异，显现个体价值的出路，总体上还是比较悲观的。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知识界似乎是挺相信历史的终结的，或者说，已经提前进入了历史终结的状态。历史的终结必然导致文学艺术的终结，因为已经没有好坏对错了，只剩欲望问题了。还有什么故事好讲？
但是，历史不可能终结，不但现实的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层出不穷，各种邪恶丑陋沉渣泛起、花样翻新，各种层面的压迫和不公平持续存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文学艺术不愿面对罢了。看不见好坏对错，就不会有真正的戏剧性，就不会有真正的修辞学，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激情。我有时想，作家日子太舒服了很危险，如果没有很自觉的反思意识，还挺陶醉的，那就成了末人作家，也就不可能是作家了。偏偏我们现在的文坛已经形成了某种末人式的垄断，评论界和创作界又互相吹捧，相互麻醉，真正生猛尖利的揭示生活真理的作品反倒不容易出来，那些不接受历史终结的写作即使有也不太容易在现在的文坛被看见。于是文坛表面上热闹，其实不免有些寂寞了。您九十年代以后杂文随笔写得较多，而且小说也融入了很多杂文化的笔法，是不是也想逃避文学主流，保持文学更直接的介入性？
韩：我对随笔的兴趣，差不多是与操办《天涯》同时开始的，所以有人就把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字，戏称为“天涯体”。文无定法么，用纯文学还是用杂文学，要看应用场景。遇到思想僵化，你得用感觉去冲击。遇到感觉封闭，你得用思想去瓦解。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人的正常思维其实就是这样，没那么高深莫测。比如你觉得哪个人很讨厌，说不清理由，那就是感觉；能说出理由了，说出一二三或者ABC了，那就是思想。是不是？一个人看世界，总有看得清和看不太清的两部分，再正常不过。因为经过了极左时代的概念化写作，有些同行就把思想理论当毒药，当天敌，好像谁读书谁白痴，谁思考谁掉价，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不过是懒汉的思想。好长时间里，文青们热衷于小感觉、小情趣，要不“狗血”，要不“鸡汤”，搞得“文青”后来都成了网上的负面词汇。这恐怕怪不得网友们重理轻文，有势利眼，主要还是怪文学自身缺钙。
《天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叫“作家立场”，就是突出思想性的。国外好多文学期刊，《纽约客》《哈泼斯》什么的，也是主打随笔和评论，纯文学退居20%以下。可见这个时代对思想有渴求，对重新打通文史哲有渴求。你可以写纯文学，也可以写杂文学，大可相机而定，因地制宜就好。当然，我不是理论家，打不了阵地战，只能打打游击，无非是把思想尽量现场化、细节化、和泥带水化，说好听点，叫是后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的“还原语境”，也是作家帮得上忙的赛道。有人说，你这叫四不像，不伦不类，放到大学里根本不可能报职称。那又怎么样？我也可以给《天涯》挂一幅对联：“发C刊报职称请往别处，洒狗血灌鸡汤勿入斯门”。能与读者分享交流，就行了，就够了。
刘：《天涯》真的是个历史奇迹，无法复制，不单是地利人和不可复制，历史大势也提供了不可再有的条件。现在纸媒惨淡，订户寥落，难以想象还可以达到当年的景象。目前，所谓知识界的主流兴趣转移，大都忙绩效去了，主要在C刊写八股文章或搞考据自娱自乐，懒得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发言了，主客观条件限制，吵架都吵不起来了。
我还真挺怀念那时的思想界的吵架，虽然可能伤了感情，造成读书人群体的撕裂，但能吵得起来呀。《天涯》杂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讨论平台，可谓兼容并包，当然，离不开您的策划，当时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都有什么招数？
韩：“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当然大大超出了改版时的期待。做这事还真没有秘招，无非态度上端正，论质量不论派。我在编辑部说，大家平等竞争，但要六十分以上，不能上来就扣帽子、泼脏水、东拉西扯，然后说我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对不起，这个“多元”我们不承认，一边待着去。当时有汪晖、戴锦华、温铁军等等，被很多人看成偏左翼的。也有秦晖、何清涟、冯克利等等，被看成偏右翼的。我们都及时提供版面。有一篇批评汪晖的长文，几万字，我们还头条推出。这叫相互之间展开“破坏性检验”。当编辑的也不能小气，比如很多媒体都要求稿件的首发和独家，出版法规也支持这样做，但我们主动放弃权益。好作品嘛，就是要让它多传播，反复传播，对社会有益就行，其他小九九不重要。刘亮程的散文，是一个新疆朋友来串门时说到的，当时早已在新疆出版了，没什么影响。我们觉得好，就给他集束式再发表，同时拉一些名家展开研讨，形成一定的声势，成了当时的“爆款”，爆得连央视一频道也立刻做专访。
编辑部还有一条规定，责编对所有好文本，都要做好“售后服务”，就是联系其他媒体转载、评论、报道，转载费一分钱都不要，不在乎那个。当然，最重要的是刊物要有灵魂，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冲击得不少文人六神无主，大部分文学期刊都是丢盔弃甲。最陋(low)的一种人，就是混日子，拿版面勾兑点小利益。好一些的，也只是不分香臭追名人，请客送礼陪笑脸，当“买单专业户”。但这已算是相当敬业的了，放在哪里都算得上模范员工。在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编辑当然应该是策划人、批评家、组织者，是良师益友。这就要求当编辑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同最优秀的作者共同成长。我们办过好多班，请专家来讲经济学、哲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史，还讲过中医和宗教。编辑部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订了不少外刊，至少核心人员要多翻翻，碰到好文章，就请人翻译，来不及就编辑自己、编辑家属来救急。佩里·安德森有一次来海南探访他老父亲的生活故地，就是那本《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的弟弟。他听说《天涯》名声不小，想看看。当他听说刊物议题涉及市场化、“三农”、新自由主义、中国道路、环境保护等等，非常惊讶和兴奋，大有相见恨晚之态，虽不懂中文，也要了沉沉的一大套，背回美国去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夫人是华裔，可以帮助他读的。
事实证明，不是思想过时了，是新思想太缺了。1999年秋，《天涯》在海南开了一个有关生态与文学的会，请来四五十个国内外的作家和学者，产生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很快就在全球产生了十多个译本。这次会又是整整开了七天，几乎再现了当年杭州会议的昏天黑地，大会套小会，晚上再加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美籍学者德里克做学术报告，实在没时间可安排了，只能放在晚餐后的海滩，由《读书》主编黄平现场传译，大家光着膀子或裹着浴袍席地而坐，算是很不正规的“野会”。苏童说，接到邀请时还不知道是啥事，以为是讨论五讲四美、公共卫生呢，没想到这么有意思。七天以后回到海口，叶兆言还同蒋子丹急，说怎么就开完了？怎么就散了？相比之下，后来文学界好多会都太形式主义了，虚头巴脑，云遮雾绕，开个一天半天的，每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专家点评五分钟，完事。然后合影和碰杯，没有一点激情，好多人从头到尾都在偷偷看手机。
刘：可惜我到海南晚，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是，在我看来，海南文化界的氛围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了，这要感谢您的组织和带动。其实，2004年决定到海南，就是听到各种私下的讲述，心向往之，才起心动念的。记得我打算到海南去之前还给您写过邮件，您当时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利弊分析，大意是，海南是全国的后排，但后排才有利于观察和思考。果然如此，后来我就老用这个说法动员人才加盟我们学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真的觉得海南的文学界和学界风气是最好的——说这个话，谨代表个人，个人负责。文学界要感谢您和蒋子丹等老师，学界要感谢张志扬、曹锡仁等老师。海南之前没有很强的本土文化势力和传统，建省之后创立的新传统真的是了不起，它在当下仍有所传承，既激励人，也给人以压力，比如，在文学界搞歪门邪道，没人呼应；在人文学界，靠投靠豪门，经营关系，急功近利追求亮眼成果，也会被看不起。
今天我必须得拍拍马屁，您别拦着我，哈哈。我觉得，这才是您最重要的作品。文字毕竟是纸上的，古人云，立功、立德、立言，立言在最后，这个次序很重要，您最大的追求从来不是立言，我们就曲解一下古人，把立言说成是文学成就吧。真正重要的是社会实践。您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不管是当年搞的集体性的乌托邦单位实验，还是重回湖南耕读乡野，写作和生活实践是不脱节的，说话和做事是不脱节的。有些研究也说您的思想观念应该受到“湘学”的影响，虽然解释比较笼统和宽泛，有的没的都安在您身上。但是，这个方向是有道理的。您反省过没有，有没有这部分思想传统的潜在影响？
韩：“湖湘学派”以王夫之为代表，是晚期儒学中最务实的部分，经世致用，或者说把仁义道德的普世价值，落实到地理、军事、外交、经济、实业等等中去。我对这些略有了解，但自己受没受影响，不知道。王夫之那句话：“谓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谓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这种话，在我看来，肯定只能是实干家言，是煎熬和挣扎出来的血泪之言，不是灵机一动就有的。
其实，很多时候，作者对自己看不清楚，只能听别人说。有一个评论家说，你好像一直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小说里经常把他们写成负面人物。我吃了一惊，后来发现，还真是啊，从早期的《回声》，到后期的《山歌天上来》《赶马的老三》，里面都有个学历高的被我挖苦。是不是自己有某种不良的、危险的潜意识？还有个评论家说，韩某人同鲁迅那一代不同，那一代中的不少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农民的同情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而韩某人是平视的。我想了想，觉得差不多。我从不愿神化民众，但确实觉得有些大老粗让我喜欢、佩服、受启发。这种人可能并不是多数，但一个村子里总有那么几个，代表了底层原生的智慧和精气神。2000年以后，我每年到那里去乡下住半年，就是觉得同那些农民、商人、基层干部混，比我在知识分子圈里快活许多。包括他们的语言，都很值得作家学习。就说骂人吧，一个教授骂人，可能憋红了一张脸，只能说你好坏，太坏了，非常非常坏。一个农民呢，哪怕没读过书，倒能骂得活色生香天花乱坠，骂两三个钟头没一句重复的。你不服不行吧？
在中国现代史上，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以俄为师或者以美为师，都是洋教条害死人。国外那些“白左”，哪个不是名校背景？美国有一本书，叫《白领政府》，作者调查了一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学历高的政客，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效普遍要差。大麻合法化、LGBT什么的，走火入魔了，气得马斯克都投了特朗普。可见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但学历不代表能力和智慧。教育崇拜，随之而来的精英崇拜，在当下积重难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读好社会和人生这本大书，善于汲收底层民众的实践经验，那才是最合格的精英。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咨询管理公司，叫麦肯锡，主营业务之一是“猎头”，肯定在全球已阅人无数了。这个公司的老板说，真正的人才有两条，一是hungry，即饥饿，意思是要困艰过的人。那么官二代、富二代反而要小心了，他们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劣势。第二是street smart，可翻译成“街头聪明”，意思是从街混子里混出来的，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最有成才的大概率，反而是书呆子不靠谱。
四、人工智能，无法威胁真正的文学写作
刘：这是个问题。现在的麻烦在于，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和创作界，野生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各界“界”限森严，“野路子”没机会了，不像八十年代，现代体制还没有那么严丝合缝地规范化起来，各种灵光乍现，说干就干，甚至异想天开，居然干成了的还不少，这可能也和中国革命的传统有些关系。规范化当然有规范化的好处，但坏处是造成了精致的普遍平庸。在各界混都要捞个出身，进高校必须是博士，最好是名校，成果要漂亮，有没有想法没人关心。当作家似乎也要有师承和门阀了。学术体制培养了一批批讲规矩的优等生，某些“创意写作”学科似乎也把写作看成可以按套路教的技术了。思想和写作不再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成了各界内部或文本数据库的内循环，这就真干不过人工智能了。反倒是野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不怎么怕AI，毕竟硅基的智能再聪明也没办法摸爬滚打地经历真实的红尘，至少目前不能，它最怕不按套路出牌。人类靠背谱和它下棋肯定输。
我知道您一直很关心人工智能等问题，您其实是理科脑，误打误撞成了作家。对于所谓人工智能对写作的冲击，您怎么评价？对目前比较火的创意写作，您怎么看？海南大学也刚成立了“韩少功创意写作中心”，您是应邀做贡献，被“硬邀”义务劳动，我们拉个大旗，有个名目。您不妨说说真实的想法，创意写作能干过人工智能吗？
韩：海大是一片好意，怕我闲着，要给我派点活。最后谈成的协议是不付一分钱工资，这就给了我较为宽松自由的空间。从挂牌第一天起，我就对学生们说，创意是没法从课堂上学来的。我让他们想一想，为什么木匠的儿子当木匠的多，画家和演员的代际传承也多见，唯独文二代成功率很低？真做出了模样的，大仲马和小仲马算得上，茹志娟和王安忆也算得上，不是没有，但屈指可数。这就证明，文学大概有一点点技术性，是课堂上可教和可学的，但最重要的人生经验感受，谁也教不了，连父母也教不了，只能靠自己用一生的时光去亲历，去攒，去熬。要是有灵丹妙药，哪有父母不愿优先自家的娃呢？
我非常赞成你的看法，能教的大多是些套路性的东西，不是最核心的。我在七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人工智能最合适干这个。比如写作，也分不同的应用场景。秘书的活，机器人大概可干到95%，眼下“豆包”“飞书”（APP）就干得很不错。应考的活，答辩的活，写教授八股的那些活，AI大概也能超过人类的八成以上，这已经被很多实验所证明。这是因为AI的理解，是一种概率性理解；AI的生成，是一种概率性生成，总是以数据库里的多数优先，以权威的工具书优先。那么，对付文秘、应考什么的，基本上够了。不过，当一个好记者、好作家、好评论家是另一回事。这些应用场景，对人生的经验感受依存度高，千差百异，千变万化，不按套路出牌，AI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很多年前，维特根斯坦就问过图灵先生：“图灵机有牙痛吗？”是啊，AI没有牙痛，没有性别，没有亲人，没有衣食住行，没有民族和阶级……因此，即便能高速处理有关这一切的数据，那也只是模仿，只是“装懂”。我的意思是，大学教育不必被苛求，但学子们如果不补上人生与社会的大课，就只是一些“装懂”的人，充其量是一堆披着人皮的工具书。这种人形工具书几乎从不犯错，但就是平庸，最容易被AI替代。这在社会人文领域特别重要，因为这里大量的应用场景，都涉及人类差异化的经验感受。
刘：是啊，按AI的方式和AI竞争，肯定干不过，但是现在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主流似乎就是套路化的生产模式，这既造成了知识和文学的泛滥，也为进一步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有时候我想，抛开科学技术知识不说，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不是也遵循一般的经济规律，也要经历周期性的扩张和危机过程，最后导致通货膨胀，“信用”贬值，最终的解决总是破坏性的，一是通过人类历史的周期性的社会灾难和重建来解决，二是通过开辟新赛道或新载体、新媒介来解决。
人类的原创性的精神生产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很多人生价值层面的东西甚至是不太需要被不断创新的，这一点保守主义并非没道理。什么东西一多了就贬值，就混乱，普通人没办法分辨好坏，劣币驱逐良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人脑就被整乱套了，整宕机了，古代人不会有这个困惑，学富五车，也就读过几十部书，读书破万卷，也就读了百把部书，就算我们的八十年代，每年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也是很有限的，阅读有点饥饿感才好，书非借不能读，当年知青翻山越岭读书排班，读得才深入高效。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少点，好坏高下才可以形成公共判断，激发公共讨论，现在完全不可能了，即使不说其他原因，仅数量一条就是个障碍，读者群无限细分。
当然，这算个玩笑，多了当然好，有选择总是好的，但是，也得有点办法限制无效产能，哈哈。如果有个准确的，可以信赖的评价筛选机制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健全”市场反馈，或者，专业的评论家和行规，但这两个机制似乎都失灵了。您读书吞吐量大，面也宽，您凭什么做选择？
韩：多歧亡羊，多方丧生，信息和知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人类在计算速度、记忆容量等方面，远远比不上AI，但遗忘这一条，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可能是人类的优势之一，能化繁为简，得意忘言，轻装上阵，以少胜多。再说，所谓遗忘，到底是不是真遗忘了，是不是还在潜意识里暗中发挥作用，以形“无”实“有”的方式，影响本能和直觉，这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和AI发展得太快了，人类缺乏管理经验，就像肌肉膨胀得太快，神经系统跟不上。谁想管一下吧，又怕政治上不正确，妨碍自由啊，阻碍进步啊，大家都不愿戴保守主义这顶臭帽子。可能要到暴饮暴食闹出人命了，得到惨痛教训了，才会回到常识，比如想到心理卫生这回事。该遗忘就要遗忘，该屏蔽就要屏蔽，这是心理和生理卫生的需要。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公报，显示居民每天就业劳动的时间，是人均多于3小时，而每天上网的时间，竟是人均多于5小时。这个统计口径可能有点粗，比如外卖骑手连线客户的时间，不知算进了哪一头。但不管如何，即便有些出入，“线上”大大多于“线下”，仍然构成了一个惊人的势头。这显示出，连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在高度网络化和符号化，生活在迅速地“脱实向虚”。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实际越来越少，知识和信息就处于无根和空心的状态，就是你说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什么？“币”大于“货”，甚至有“币”无“货”，这个“币”就会泡沫化，没法不贬值。眼下的应试教育也好，“抗日神剧”或“霸总神剧”也好，官场里的形式主义也好，投资领域的“概念行情”和“概念风投”也好……很多人都只会用叙事来干活了，都是有“币”无“货”。这反过来诱发了信息、知识的进一步泡沫化。所以说，筛选机制一定得有，多数为王的市场逻辑一定不可任性。而且把控机制的人要选对，是能盯住实践的明白人。
五、学会做减法，心静最重要
刘：这个矛盾，中外哲人早就意识到了，尼采就指出，对于民族来说，并不是历史知识越多越好，对于个体来说，也不是记忆越丰富越好。像您说的，会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该忘得不会忘，会得精神病。而且，信息太多，思虑过重，就没有行动力，人会被历史压死，没办法开辟未来，这就是历史的滥用和弊端。
“无知者无畏”，从正面理解，就是没有思想负担，不信邪，不知道怕。“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前瞻后顾，前怕狼后怕虎，非得等万事俱备才动手，非得集齐了前提条件不可，历史机遇早错过去了，而且条件永远集不齐。有些事必须得先干开，草鞋没样，边打边像，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种实践哲学是百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当然，这种勇敢必须和适当的审慎结合起来才好。
对于个体来说，在学习和阅读上，必须会选择，必须有主见，最好的境界是，为我所用，充分汲取有用信息，博学广识，但是目标还是为了有效地行动和实践，都是为人生的。必须有能力复杂地思考，但是又能放下，回到单纯。去除掉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才能把心灵再度打开，对于这些问题，您在《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作品中写过。当年您决定在汩罗安家，是不是也有重新打开心灵的考虑？
韩：回到汨罗，最开始只是厌烦成天的开会和应酬，不喜欢这种机关生活，要跳出去才好，具体干什么来不及细想。山区的日子，当然要单纯许多。时间与纪年、日历没什么关系，过着过着就不知令夕何夕。空间的地理特征最重要，爬山过水，你不会关注脚下的产权或价格。你同植物、动物、微生物交道多了，见到人反而稀罕，互相之间容易亲切。这种感觉比较好。我起初买了支猎枪，在当地办了持枪证，担心穷乡僻壤的治安不好，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小蟊贼、白粉鬼什么的从来没骚扰过我。当地一个传说中的黑社会头子，老百姓闻风色变的，还给我送来两盆铁树，表示对文化的尊重。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二十四个半年，相当于时不时“冬眠”，时不时“补血”“采地气”，尽可能屏蔽不良的信息和社交，觉得自己的生活健康多了。这算不算把心灵打开，我也不知道。
一个人在历史大势之下能做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有所取舍，营构小环境，把握自己的小命运。好几个重要的选择题，我自觉还没怎么失手。一个人选择道路并没那么难，关键是你要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回到自然，回到底层社会，窝在自己那个村子里。萨特说，哪怕你在监狱里也有选择的自由。谁说我们就一无可为，只能随波逐流呢？
刘：不管是知识和学问，还是文学和艺术，对于生存的功能，就是有助于养成判断力。学问有助于理性的判断力，文学有助于感性的感判力，当然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好学者必须有想象力和文学的隐喻式思维，好作家也要有各种学问和理性逻辑能力打底。到了一定境界，凭气味和直觉就能感知好坏对错，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事都靠理论推导，判断成本太高，有时也来不及，而且还靠不住。能力要均衡，左右脑要协调，体力和精神要全面发展。您是有意识地从事全面发展的，不脱离体力劳动，接受信息视野开阔，特别关心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最新动态，比如对科学技术的进展也很关注，您平时阅读有什么习惯和偏好？
韩：我喜欢读杂书。文学作品当然会读，中年以后，读历史、哲学好像觉得更解渴。科普也是兴趣之一，主要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有人说这些还是属于文科，那就算是吧。眼下出版物太多了，我的筛选机制主要是朋友推荐，也注意一下书评，比如《参考消息》上的报道和评介，哪怕三言两语，也是找书的线索。读点外文版也有好处，比如读亚里士多德或索绪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英文版会不时泄露出双语之间的差异，即语言和思维的差异，可能让你读出意外体会。当然，更重要的，读书最好都不要急功近利，有时候就是读一个乐，思维游戏，无用之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知识变现能力强，有些则不是。我们经常把知识比喻成一棵树，其中树茎、树根、树叶、树枝都不好卖钱，只有果品好卖钱。那么，如果我们只要果子，把其他统统砍掉，苹果从哪里来？还会不会有苹果？这就是说，变现能力强的知识和变现能力不强的知识，共同组成了知识的有机整体，那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树。这就是求知的大功利观。有些人“精准读书”，只盯住学生的应试，或者是教师的C刊，各奔各的功利，跳过过程直取结果。这可能获一时之利，却可能离知识越来越远。不仅会读得苦巴巴的，而且所学很快归零。我在香港看到有些教授，今天退休了，马上把个人藏书摆在路边统统卖掉。我真是很惊奇。这也是读书人啊！
刘：的确，无目的读书，才有读书之乐。可惜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卷，任务导向，没有闲暇和心境，早早把胃口败坏了，这才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上学时，从中学到大学，还是有条件的乱读书，读闲书的。您青少年时期读书的心态更是放松。关于七十年代阅读经验，您在《漫长的假期》里谈起过，在比较的视野里，那倒是个文学阅读的好时代。王安忆的小说《隐居的时代》也写七十年代，她表达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一定限度内的物质短缺，恰是精神得以维系甚至创造的条件。物质的匮乏反而助长了精神的追求，“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
您有类似的感受吗？
韩：我以前说过，读书是穷日子里镇痛剂，是隐秘的金矿和财产保单，同安忆的意思差不多。眼下越是物质丰裕，倒越可能窒息人的精神需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难题，值得社会学家们注意和研究。我接触一些境内外的出版人，他们现在的目光主要盯住小四到初二的学生，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市场，因为小四以下的还读不了，高中的要高考，本科的要保研，都太“卷”，不指望了。父母大多愿意掏钱给这个时段的孩子买书，自己去掼蛋或搓麻将。网上有个词叫“土豪”，蛮准确的。“豪”是有钱了，“土”是没文化，不读书了。这是恐怕社会发展一个最大的短板。
刘：其实，任何时代，深度阅读都是刚需，是人的基本欲望。现在能把这种刚需打残废，也是时代伟力的不世之功。我倒不认为新的媒介和技术条件起多大负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利用媒介的社会政治力量。影视剧和短视频也可以是深度学习的手段，艺术表达的利器，商业性也不见得和思想艺术价值不兼容，巴尔扎克也追求商业性。您平时看不看影视剧？要说作家“触电”，您可是够早的，1983年就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了电影《风吹唢呐声》，这次跨媒介创作的经验如何？
韩：好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我当然都会看。至于我自己，那一次太年轻，对影视这种形式毫无经验，也很不适应。主要是不适应集体生产方式。作家是单干户，写小说就是稿纸上的暴君，要谁死就谁死，要谁活就谁活，高度自由。但参加摄制组就是当一个零部件，得照顾和协调方方面面。有时候内耗太严重。我没这个能力，性格也不合适，一次“触电”就被吓跑了。我相信好的影视团队要靠“泡”，泡茶一样，慢慢泡，主创人员泡出了默契，泡出了志同道合，团队就活成了一个“人”，谁是大脑，谁是眼睛，谁是手足，大家心领神会，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好像北、上、广一类大城市，人才聚集区，这样“泡”的条件方便一些，海南这里就不大行，相关从业人员少。以后是高科技时代了，大团队、大投入的文化生产必然多起来，需要新的组织方式，需要各种“泡”出来的自由组合。行政机构、投资人可能需要尊重这种艺术规律。据说有一次拍电影，投资人发现周杰伦人气旺，流量大，临时把他拉进去，不惜临时改剧本和加角色，结果效果并不好。有些行政首长眼下热心文化了，这不是坏事。但其中有些人喜欢吃点菜，一上来就点谁编剧，要谁导演，要谁主演，恐怕也是外行帮倒忙。总之，文化生态变了，文化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在变。
刘：八十年代的中国剧组基本算是农业时代的古典剧组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充分工业化，却充分商业化了。编剧已经成了一般工种，更没地位了，海报上经常没有编剧名字，路演的时候主持人介绍主创只提导演和主演。一方面，制片方只认挣钱，只关心流量，并不在意文学创意。另一方面，大部分编剧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工种了，尽管可能是无奈的被动认可。
真正具有作者性的优秀剧作家和优秀的小说家一样，决不甘心于仅仅为了某种外在功利目的接个活儿，比如挣钱，获奖等等，他必定是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关心更广大的世界，试图找到独创性的锐利修辞把他的看法和感受表达出来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也会自觉地磨练对人性和历史的洞察力。
比如刘和平，就是这样的剧作家，可惜现在的影视剧生产环境已经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编剧了。您和刘和平也有过交流，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文学家气质。能不能说说您心中最重要的文学家的气质和禀赋，说说您最喜欢的作家或作家类型？
韩：我在国外旅游，对作家故居、纪念馆什么的不大感兴趣，总觉得作家个性强，容易毛病多，近距离相处不容易，不想对他们了解得太细。我甚至会暗暗同情他们的伴侣或其他亲人，真是难为了啊。我写过一篇杂文，说这些人远观就好，不必近看。在另一方面，作家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同行要多包容，不计较，你活人家也活。有一个法国作家，见中国同行扎堆聊天好热闹，就非常惊讶，说你们怎么会这么熟呢？因为他和法国同行极少见面，几十年下来，可能互相就知道个名字，只是读读作品。我倒是觉得他们那种状态比较健康。文人宜散不宜聚么。中国有不少机构和社团，可能太热心了，太有钱了，搞得评奖、研讨、采风、纪念、各种仪式实在太多，反而容易搞得人心浮躁。九十年代有一段，中国作协几乎半瘫痪，文学不还是照样繁荣？我最不怕作家剑走偏锋，不怕你怪，不怕你狂，但我不相信活得太热闹的人，左右逢源的人。如果哪个能避开热闹、拒绝热闹，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大事了。这是指他们心中有大事，才可以活得旁若无人。小孩子玩沙子或者玩蝌蚪的时候，就是这样旁若无人的。作家最好也是这种状态。刘和平就是心里有大事的人，我们又是老乡，谈得来。张承志和史铁生也是心里有大事的，尽管他们的立场区别很大。
刘：现在的文学活动挺多的，有些地方政府和高校似乎不缺钱，年终的时候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感觉都不够用了。但是，要写出好东西，做些有价值的研究，还是要心静。身在闹市不一定不心静，远离尘嚣如果老惦记获奖和挣钱，仍然是不心静。您一直心很静。不过，以后长住海南，生活模式和节律上还是发生了不小变化，以后还有什么写作计划，生活上还有什么规划？
韩：没有具体规划，顺其自然吧。一切看自己的状态而定。
（作者单位：韩少功，海南省文联；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