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谈”篇目辑录与穆旦《新报》经历再探
引言
1946年3月，穆旦赴沈阳办《新报》，以报纸1947年8月被遭查封为终结，历时约一年半，他为组织稿件和维系报纸事务而奔波、劳碌，持续着“紧张的生活”[1]。笔者在查阅国家图书馆、沈阳图书馆所藏《新报》时，辨识出近30篇出自穆旦之手、发表在“日日谈”栏目的匿名时评，再加上署名为“金”的38则，《新报》共存留有六十余篇穆旦所写的时评文字。同时，有关《新报》基本情况的史实也获得了更新的契机，近年来发掘和披露的一些史料，尤其是穆旦写于1950-1960年间的一系列交代和外调材料，关涉报馆的人事、职责等细节，为廓清诗人的生平和经历提供了契机，虽不至于颠覆有关穆旦“《新报》时期”的总体认识，但搜集并检视这部分数量可观时事评论仍极具意义，它更清晰地呈现“报人”穆旦在诗歌之外，藉评论文字介入公共事务、以笔杆促动改良的努力，此外，对这部分时评文字的理解，也是展开对穆旦写于1947年的一系列“时感诗”的一个恰切的认知基础。
一、《新报》与“日日谈”栏目
《新报》创刊于1946年4月22日，初为四开四版小报，1、4版系国内和国际新闻，2版为东北及本地新闻，3版为“新地”副刊。报纸5月6日起改为对开四版大报，1-4版分别为公告及广告、国际与国内新闻、本地新闻、副刊，自此报纸的版面格局便固定下来。扩展至对开四版后，第三版中不仅有读者来函和“日日谈”，还固定刊载“沈阳繁花”栏目，并刊载每日物价，编辑部对本地新闻的重视与用心经营可见一斑。报纸在1946年11-12月，还曾扩展至对开一张半（六版）的规模，新闻及广告版块各有增加。
李方先生的《穆旦主编<新报>始末》（2007）一文，是最早专门论及穆旦“《新报》”经历的文章，其对《新报》影响力的基本判断，引用编辑主任卲季平[2]的回忆，指出其是“一份发行数量可观又颇具地方性影响的报纸”，甚至“跻身东北四大报纸之一”[3]。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四大报纸”一说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采信，然而李方先生并未标明其出处，笔者也未在其他材料中找到类似说法。不过，报纸读者的反馈，则为之提供了间接证明：在《<新报>周年纪念特刊》中，便有读者表示“我每天必读新报……在沈阳五大报之中，算是一个独特报纸”，或“贵报已成为全国有名报纸之一，因为我每天打开各地报纸时，必看新报。”[4]穆旦多年后在交代材料中表示：“我觉得当时在东北，关于国家大事的言论自然是不自由的，无宁多在社会新闻及读者来函上着重发展。”[5]创办初始，穆旦与报社同人便无意将《新报》办成“大报”，而主要借助在地性的社会民生板块，一年内吸纳相当数量的忠实读者。
穆旦在报馆内的工作职责，据他本人在交代和外调材料中的反复申说，已经比较明确：“我在报馆中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社论，自己每日写一篇二三百字的‘日日谈’，同时看读者来信”[6]；“在新报期间，共写社论两三篇”[7]，他同时也提及这些栏目的影响力：“我则根据地方新闻写‘日日谈’（约二三百字），自觉颇受读者欢迎。”[8]翻阅“《新报》周年纪念特刊”也能发现，正是“日日谈”、读者来信、社论这三个栏目频繁为读者所提及。关于“社论”褒贬不一，而读者来信及“日日谈”则普遍获得赞誉：“但是惟有贵报的确没有忘了大众，这由于‘沈阳花絮’‘日日谈’‘社论’可证。”[9]“我最爱看报上的花絮，日日谈和读者之声，别的什么都不看。”[10]抱持“民众立场”是《新报》长期秉持的方针和理念，也是这些栏目广受赞誉的要因。5月15日，《新报》创办尚未满月，当天的“日日谈”便明确谈及了这种立场：“报纸是要替人民讲话的，这是本报一向的方针。今后我们更当本着这个方向去努力。”[11]总编辑查良铮在1947年4月22日为《<新报>周年纪念特刊》所作的《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一文，则再度申明《新报》“替老百姓说话”的原则。在文中，他强调报纸应有自己的“个性”与“独特风格”，报社同人的理想之一是这种风格的形成，他们正是为此“不断的试探”。要在其他报纸中突出重围，就应尽力让官场新闻为民间消息让位，更关注“广大的人民的动态，生活，和严肃的工作”，“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现象，迫切的问题和人民的疾苦，我们不惜用头号标题惹人的注意。”[12]
穆旦在办报立场上的坚持与他付诸这些栏目的努力，为《新报》性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并在常规栏目中得以贯彻，并收获良好的反响。上文提及的三个栏目，社论多是穆旦为之组稿，读者来函也以“读”与“选”为主，而“日日谈”才是穆旦主要动笔撰写的栏目。迄今，《新报》关注者多根据李方的推断，关注署名“金”的篇目，而事实上，“日日谈”中署名为“金”的篇目相当有限，佚名以及署其他名称的篇目占多数。严格而论，“金”为穆旦仍属推测，尚无研究者进行过具体考辨。然而，正如张立群所言，“即便我们承认了署名为‘金’的文章大多出自穆旦之手，但《新报》的继续发掘、整理问题仍然存在。”[13]研究者以往对“日日谈”栏目的研究未能充分展开，自然也受材料不全的限制[14]，如今，则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面梳理“日日谈”栏目、并结合新发掘的一部分史料的基础上，讨论与“日日谈”栏目相关的问题。
二、穆旦所作“日日谈”篇目的辨析
“日日谈”是“根据每日社会上发生的新闻”[15]撰写短评的栏目，每篇百余字，通常在报纸第三版出现，除少数几日，自报纸创办就坚持每日刊载一或两则。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新报》中，一共可看到407篇“日日谈”[16]，其中221篇未署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余篇目则在末尾署一字或二字名称，“多半为报社同人轮流执笔”[17]。除“金”以外,署名还包括红、平、宇/镜宇、宜生、华/维华、庄、周、紫、河、江、庸、满、青葵13种。“《新报》周年纪念特刊”曾刊载“一年来本报主要工作人员题名录”，“日日谈”的署名仅可部分与之对应。易彬认为，“既是‘主要工作人员’，也就并非《新报》成员的全部”[18]。事实上，将此题名录与有关《新报》工作人员的外调材料综合比照，除了“满”“青葵”“紫”“江”以外，其他署名均能够找到对应：外调材料中数次提及的徐维华、王镜宇（王敬宇）、傅琴等，便补充了题名录未涉及的工作人员。具体而言，“红”与“朱”同义，为总经理朱叔和，“平”为编辑主任卲季平，“河”为主笔王先河，“庄”为记者庄汉，“宜生”为三版编辑王宜生，“庸”为记者邝安庸，“华”/“维华”为编辑徐维华，“宇”/“镜宇”为编辑王镜宇，“周”为广告周国钧。
李方在《穆旦主编<新报>始末》中，依据“金”署名的篇目与频率，推测其“为总编辑亲自撰写”，另一依据是“‘金’字系取‘查良铮’之第三字‘铮’的偏旁”[19]。不过，《新报》另有一位名为“金成铠”的记者，如何判断此“金”非彼“金”？1947年4月21日的一则“日日谈”可为此提供证明：《一年》署名为“金”，谈到战后沈阳与昆明的对比，议论的部分明显源于作者本人所见及亲历。报社同人中有徐露放、王先河、朱叔和、刘兰溪等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七师中的士兵或师长，这一师曾有驻扎昆明的经历，而包括金成铠在内的其他工作人员，为登报招募而来，不大可能见证战后昆明的景状，由此，大致可以确定此“金”确为穆旦本人。
至于穆旦所作的“日日谈”篇目数量占比，二十余年后，他在回忆文字中陈述，“自己每日写一篇二三百字的‘日日谈’”[20]，副手卲季平也提到“左上角有一专栏《日日谈》……大部由穆旦执笔，不署名”[21]。而事实上，“日日谈”是从1946年6月16日起，才开始出现零星署名，该栏目此前近三个月都无姓名落款，“金”的首次出现，是1946年12月3日的《微妙的情势》一文。从数量上看，目前可见的二百余篇带署名的“日日谈”中，“红”署名共50篇，“庄”41篇，“平”35篇，“庸”、“宜生”各8篇，“宇”和“镜宇”共4篇，“华”和“维华”共4篇，“江”3篇，“青葵”和“满”各2篇，“周”、“紫”、“河”各1篇。而“金”所作的38篇，在总数中占比不高，数量不如“红”“庄”所作的篇目，仅与“平”相仿。而无署名的部分，即使全部为穆旦所作，数量上也不构成“大部分”篇目。况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匿名篇目，透过语言风格、具体内容即可判断不是出自穆旦笔下。穆旦本人在多份外调材料中，言及“日日谈”便称“主要由我写”[22]，反复强化其他当事人或研究者的认知和判断，这或许是多年后回忆所致的偏差，但这样的叙述确乎与事实存在抵牾。
在数量众多的无署名篇目中，风格与内容接近穆旦所写的篇目约有30篇，重要篇目将在文后辑录。其中有提及作为中国远征军一员，赴缅作战经历的《六三有感》（1946年6月3日）；或以报社编辑的视角，重申“为人民”立场，呼应《撰稿与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的《读者的热情》（1946年5月15日），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穆旦写于1940的诗作《五月》相似的书写视角，多了些许抒情色彩，但态度与情感更为清晰明快的《五月》（1946年5月3日）一篇，也有可能为“金”所作。而写及市容与民生之矛盾的《不必立即取缔》（1946年10月8日），或可与“金”所作的《摊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这类篇目遥相呼应：
市府取缔太原街摊贩，各方呼声很多，因为这固然是“市容问题”。却尤其是迫切的民生问题。整顿市容，当然不错，然而十万小民不得生活，又将如何？[23]
关注其发布时间，这三十余篇无署名篇目集中刊载于1946年5月至12月，而直到1946年12月才开始出现“金”的署名，由此，除了初创刊的4月，1947年2月初至4月底，以及7月至8月[24]，在《新报》发行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穆旦共计十三个月都参与了“日日谈”的撰写，写作密度最大的时段当属1946年12月。虽在数量上看不占多数，但穆旦参与撰写“日日谈”的时间，几乎贯穿《新报》的始终。
而以“金”署名，明确为穆旦所撰的38篇短文，“或警醒世人，或呼告当局，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紧扣东北时局下的民生、民情、民意，针砭时弊而为民请命”[25]。面对各类民生事件，“金”有特定的关切点，反对各类官员欺压百姓的篇目是最频繁出现的，包括《纠正鱼肉乡民的败类》《重税伤民》《如此贪官》《树立不收礼的作风》《请制止官员逃难》，批评的对象包括当局、中央、市政部门、放高利贷者等等。还有希望政府对恶性事件有所作为的呼吁，比如《岂可纵容不法粮商》《房荒之荒谬》《严惩汽车肇祸》《请没收张学良汤玉麟的财产》。既强调报纸应“替人民讲话”，因此也有民众本位的《商业凋蔽如此》《商运大豆困难重重》《救济工役生活》《大刀阔斧解决粮荒》，“我们老百姓”“我们小民”这类指称并不鲜见，写者旗帜鲜明地为城市无产阶级与小民代言，又将市井的声声怨言汇聚为清晰有力的声音。
“金”常常持续关注某一事件，反复阐明自己的立场。《援军开到》《快为援军觅住处》《谣言惑众，庸人自扰》《认清局势》几篇，均与国共内战刚开始时，国军援助部队抵达东北后引发的社会与民间反应有关，而《摊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令人忧虑的东大现状》《东大风潮应镇定处理》反复就市容与民生的关系作评论与倡议。虽然“金”通常批评各机要部门日常工作的不足与失职，但部分篇目中也不乏肯定之语，如《大刀阔斧解决粮荒》及《沈市接收一周年》：“我们今日能看到这么一个相当平定而日渐进步的都市，较起年前此日的杂乱恐怖情况，自不得不向军政当局的努力致一番谢意。”这也能说明《新报》所抱持的“民众立场”，并不意味着一味针对或蓄意攻击政府。“日日谈”的出发点正如总编辑查良铮本人在《撰稿与报人的良心》中特意回应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希望得到当局的一个谅解：这样做，不是有害于政府，而正是有利于政府的。”[26]有意味的是，在外调材料中，他多次写到自己在“日日谈”和社会新闻版面中“对反动派小骂大帮忙”，“小骂大帮忙”的本义，是中共批评内战前夕《大公报》“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一切首要问题上不能不拥护当局”的态度，包含对这种偏袒的不满与嘲讽。在外调材料中，“反动派”是特定语境之下的所指，穆旦的立场也与检查或反思必备的“认错态度”有关，但通过“骂”与“帮忙”的关系观之，撰写这些批评性的时事短评的用意，确实也在于希望能纸面转化为实效，最终引向民生的改善，在此层面确实也是一种“大帮忙”。
“日日谈”栏目持续关注并跟踪社会事件，作为《新报》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其及时性、针对性与鲜明的民众立场，都与穆旦作为编辑与写者的理念与实践有直接关联。而特定的职业与环境，也反过来为穆旦带来更具体、细腻，不同重量的“时感”，在诗歌写作之外，承载并安放了穆旦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进行文学写作以外的文化实践，并倡议与敦促当局不断改良的努力。
注释：
[1] 穆旦：《致曾淑昭信》（1947年3月18日），《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154页。
[2] 在《新报》“一年来本报主要工作人员题名录”中，卲季平的职务为“主笔”，但在查良铮数篇提及新报的外调材料中，多称卲季平为编辑主任，“主笔”则为王先河。根据卲季平在《穆旦二三事》中的说法，他当时“在编辑部做他（穆旦）的副手”，见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3] 李方：《穆旦主编<新报>始末》,《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四大报纸”一说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采信，然而李方先生并未在文中标明此说法的出处，笔者也未在论及沈阳《新报》的其他材料中，找到类似的说法。
[4] 林霁融：《集体访问 名人首长各机关各阶层对本报的金石赐语》，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第1版。
[5] 易彬：《穆旦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195页。
[6] 查良铮：《关于刘兰溪》，转引自易彬：《“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7] 查良铮：《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转引自易彬：《穆旦年谱》，第94页。
[8] 查良铮：《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转引自易彬：《穆旦评传》，第204页。
[9] 白玉琢：《希望更进一步》，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第1版。
[10] 佚名：《读者对新报之批评》，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第1版。
[11] 佚名：《读者的热情》，《新报》，1946年5月15日。
[12] 查良铮：《撰稿和报人的良心 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第2版。
[13] 张立群：《沈阳的穆旦——兼及研究中的史料使用问题》，《文艺评论》，2015年第7期。
[14] 国家图书馆所藏《新报》不全，几乎每月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漏。仅1946年9月、1947年2月完整收录，其余月份均不完整；除1947年6月8日后的整体缺漏外，一共有48天空缺。沈阳图书馆的《新报》数字馆藏补足了一小部分空白，但总数很少，整体上缺漏情况仍是无法忽视的。
[15] 查良铮：《我的罪行交代》，1968年10月2日，转引自易彬：《“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
[16] 这一数字减去了报纸不全所缺失的48篇或以上（因存在一日有两篇“日日谈”的情况）。
[17] 李方：《穆旦主编<新报>始末》。
[18] 易彬：《“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
[19] 李方：《穆旦主编<新报>始末》。
[20] 穆旦：《关于刘兰溪》，转引自易彬：《“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
[21] 卲季平：《穆旦二三事》，杜运燮：《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22] 详见查良铮：《关于褚世昌》《关于刘兰溪》《关于林开鉴》，转引自易彬：《“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
[23] 佚名：《六三有感》，《新报》, 1946年10月8日，第3版。
[24] 《新报》1947年8月查封时，穆旦并不在沈阳。具体离开的时间，目前尚不明确。详见易彬：《穆旦评传》。
[25] 李方：《穆旦主编<新报>始末》。需说明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缩微版《新报》、沈阳图书馆可公开查阅的数字化《新报》均不全，李方文中所列举的14篇署名为“金”的篇目，仅《微妙的情势》《房荒之荒谬》《摊贩事件》《市容重于民生乎？》4篇能见到，其余10余暂缺，由此可见署名“金”的实际篇目要更大。
[26] 查良铮：《撰稿与办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新报>一周年纪念特刊》, 1947年04月22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