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则虞与古籍整理出版
吴则虞是我国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他长期从事古籍校勘整理工作，以及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藏书史、词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果颇丰，直至今日在文史哲领域依然有较大影响。
吴则虞是安徽宣城人，抗战时期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担任教授，1949年至1955年，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其间承担了教育部组织编写教材的任务。1956年1月6日至14日，吴则虞从西南边隅赴京参加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古典文学》及《中国通史》教材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还有施蛰存、夏承焘、徐声越、李长之、启功等人，多为师范大学（学院）教授，会议的一个议程是讨论吴则虞在西南师范学院主持编写的《汉魏六朝文学》大纲。这次会议让吴则虞与在京知名学者、老友接触，1月9日晚，吴则虞与夏承焘一起去拜访他们共同的好友顾学颉。教材座谈会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所等在京单位共同宴请与会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吴则虞给在京研究机构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得以很快由西南师范学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57年年初，吴则虞奉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1958年2月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哲学分组成员，同时，还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高等学府授课。这期间，吴则虞开启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他的数本专著在这个阶段陆续出版、学术论文频频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他参加学术会议，与各界学人往来探讨学术问题。
学术活动与交往
吴则虞供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参加的第一个较为重要的学术会议应是1957年5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目前应该和可能进行研究的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吴则虞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等首都及外地著名学者、专家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续报道。
5月15日《人民日报》写道：“与会者普遍对于目前存在的轻视资料工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王维亭、吴则虞、周辅成等都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地位，不是单纯为编写哲学史服务的。”
会后，吴则虞在会议发言基础上撰写了《整理中国哲学史资料的具体建议》，刊发在重要学术期刊《新建设》（1957年第7期）上，吴则虞从古籍翻印工作、辑录工作、编译工作、专书整理研究工作、普及工作五个方面，深入而全面地对整理哲学史资料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吴则虞参加的这次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与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我国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两次重要会议，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如何评价唯心主义以及如何继承中国哲学的遗产等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与认识。
此后，吴则虞还参加了若干重要的学术会议。1961年10月26日，吴则虞与郑昕、赵纪彬、关锋、林聿时等专家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的青年教师参加在北京大学召开，由中国哲学会、北京市哲学会联合举办的孔子评价问题讨论会。1962年11月18日至26日吴则虞赴长沙，参加由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纪念王船山逝世两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还有潘梓年、冯友兰、李达、吕振羽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会议结束后，吴则虞赴武汉，与冯友兰、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等学者应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会联合会之邀在武汉讲学并参加座谈。
1957年，吴则虞调到北京时，冯友兰作为筹备委员会一员，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时担任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此后，二人工作上有很多交集机会，共同参加很多学术会议，据《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1971年10月 2日“得吴则虞9月30日信”，1972年12月底“吴则虞来信。与先生讨论《新编》论魏晋玄学各章”（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6页）。
吴则虞与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科学家童第周等人也多有交往。
参与整理“二十四史”之《晋书》
1957年年初，吴则虞到北京工作，他非常珍惜首都的学术环境，很快承担了诸多科研工作，在1959年8月30日吴则虞致龙榆生函中提到几项已承担的工作，“《晏子春秋集释》已排成，年内印出”，“现在力疾为《淮南子集释》，写定恐待明春”。吴则虞在信中还提到中国科学院“此间新成立哲学古籍整理组，但命主其事，才力薄，屡辞未获。只得黾勉从事，尚乞诲教。日内忙不堪言”（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第199页）。
除了上述工作外，吴则虞还与众多的古籍专家一道参与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据1958年10月“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记载，《晋书》的点校由“（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吴则虞先生承担，计划于1959年5月完成，但实际进展缓慢”。
因为承担的工作很繁忙，吴则虞接受点校《晋书》任务后，先请龙榆生一起对《晋书》进行初校。1959年3月24日，吴则虞专门致函力邀龙榆生：“《晋书》乃金公（金灿然）面托之事，近闻已列入卫星书，于公于私皆不可却。拟遍力疾标点，公只校百衲本，他本由我了之，如何？”（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第198页）一年半之后，二人合作整理标点的《晋书》“试稿”交到中华书局，1960年10月20日，吴则虞关于《晋书》点校致函中华书局赵守俨，他在信中写道：“《晋书》标点本及校记，本纪先交卷，只算是试稿，是否合式，请裁定。”“采用流水作业法，一面交卷，一面审稿，一面付排，一气呵成，恐已难矣，此十卷校记，并非定稿，阅毕仍请掷下匆匆奉启，馀再面详。”（《吴则虞先生关于〈晋书〉点校致赵守俨函》，《书品》2008年第6期）
然而，《晋书》第一批整理样稿交给中华书局后，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赵守俨在1960年12月10日撰写的“二十四史的工作情况”中写道：“《晋书》，吴则虞，本纪部分已交来，审查中，拟退改，估计明年内可陆续交稿并付排。”汪绍楹（为整理“二十四史”年受聘中华书局）在《对校点〈晋书〉重行整理工作经过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初校稿的问题，汪绍楹在报告中写得很尖锐，指出本证疏略、成说去取不当、史实不深入、地理错误、校记滥出、重点遗漏、袭成说为已说、异文去取不当等问题。汪绍楹归纳初校稿的“主要缺点是猎奇”式的，“校勘和长编工作没做好”（《吴则虞先生关于〈晋书〉点校致赵守俨函》，《书品》2008年第6期）。
据《宋云彬日记》1960年12月14日记载：“上午，同萧项平、张北辰、赵守俨、丁晓先谈《晋书》校勘问题……”一周后的12月20日，宋云彬日记记载：“与萧项平等讨论《晋书》校勘问题。”（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46—547页）。
从这些往来信函和日记可以看到当年参与到标点整理《晋书》工作中的，除了吴则虞、龙榆生、黄君坦外，还有中华书局方面的宋云彬、汪绍楹、萧项平、张北辰、赵守俨、丁晓先等人。
吴则虞收到中华书局的修改意见后，1961年2月25日专门致函赵守俨：“尊组三一五号函奉读，至慰。《晋书》初校已及载记，列传覆校及标点改正工作，亦正在进行，顷哲学所交下一稿，赳日审改;又科学院正筹备善本书展览，尚须帮忙审定；哲学史编写工作目前又正快马加鞭，三者纷错，约三月十日左右，始可摒挡妥帖，今后即可从事《晋书》覆勘工作。《乐志》《食货志》稿细读毕即奉上，列传稿返工后可奉缴一卷左右。四月前如无突击工作，列传返工工作，或可及五十卷左右。”（《吴则虞先生关于〈晋书〉点校致赵守俨函》，《书品》2008年第6期）。
按照中华书局提出的修改意见，吴则虞继续整理《晋书》，这一时期他请黄君坦参与到整理《晋书》工作中。1961年11月18日黄君坦致龙榆生函写道：“《晋书》仍须复阅，弟已再读一遍，闻则虞云，将再寄兄一阅。此系书局覆核意见，星名已不标（本来标号太繁反形琐碎矣），较为干净……书局持稿分致数人阅看，彼此求疵，苛摘殊甚，但此项正史，以慎重为是。能详加覆核，以期勿误，亦佳耳。（覆阅较初阅为易，可抽暇于卧榻上流览即可，不须伏案招惹头痛也，一笑）……”（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第208页）。
与黄君坦致龙榆生函相呼应的是1962年1月3日吴则虞致龙榆生的一封信，吴则虞写道：“赐椭及《晋书》均拜收，书局折腾实令人扼腕，曾将此事反映我领导，益感人之无良，此中蕴结，君坦兄颇能道其奥妙，太息而己，校记写定者已一百卷，校出错字无虑万五千字，事已至此，只得镇而静之。”（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第209页）。
黄君坦和吴则虞写给龙榆生的信中，都能看到他们对整理《晋书》的“吐槽”，一方面是中华书局投入的人力较多，势必也各抒己见给出不同点校整理意见；另一方面是标点整理《晋书》工作之艰难之曲折可见一斑，而一句“此中蕴结，君坦兄颇能道其奥妙”，是吴则虞视黄君坦为知己的真诚表达。
此后，吴则虞与中华书局就《晋书》的标点整理工作进行了多次商讨、返工，直到1963年底才开始分批定稿。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几经停顿与重启，《晋书》亦受到影响，直到1974年11月才正式出版，《出版说明》中明确写道：“本书点校初稿由吴则虞同志担任。”（〔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晋书 · 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5页）。
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吴则虞与齐燕铭、金灿然、郑振铎、翦伯赞、冯友兰等八十余位小组成员参加了大会并签名。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吴则虞主要为培养古籍人才、整理古籍图书等做了大量工作。
吴则虞早年间即在高校任教，从事培养人才的工作，1949年后，他在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教授时开设有中国古典文学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版本学、戏曲史等课程。1957年调到北京工作后，同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学史、校勘学等，吴则虞一生培养学生众多。
吴则虞曾为学生专门撰写《版本通论》，当时吴则虞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图博科学生缺乏教材，吴则虞的《版本通论》以油印本的形式印发给学生。1978年吴则虞去世后，《版本通论》在《四川图书馆》和《四川图书馆学报》上连载，受到图书馆界、古籍整理出版界研究人员的欢迎。吴则虞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过的学生史继林，曾撰文《要做寿世的学问，不做售市的学问——忆念我的老师吴则虞先生》（《阿坝师范学院报》2012年9月30日 第四版），文中回忆吴则虞对学生讲：“同学们，你们牢记一定要做寿世的学问，不做售市的学问！”
吴则虞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为1959年刚刚开设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授课，为研究生讲专题课《国故论衡》，这与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的培养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当时金灿然不但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开设鼓与呼，而且为开设课程、邀约专家授课做了大量工作，除了他本人亲自去北大为学生讲课外，还请了齐燕铭、吴晗等古籍小组成员赴北大授课，吴则虞作为古籍小组哲学分组成员，也在被邀之列。1959年8月30日吴则虞致龙榆生函：“北大中文系文献专业下月中即开课，虞为研究生讲《国故论衡》，每周出城一二次，益感劳劳。”（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第199页）。1959年9月，北京大学正式开设古典文献专业，招收首届学生，能够为首届学生授课，可见当时吴则虞得到了北京大学和古籍小组的高度认可。从吴则虞信中还可知，当时古典文献专业除了招收本科学生，还同时招收研究生。
1962年，吴则虞应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为哲学系四五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程《论衡》，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吴则虞撰著的《论衡集解》。在教授《论衡》期间，吴则虞经常为学生布置标点古籍的练习，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校勘、训诂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得到这方面的初步训练。1962年第6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对此做了专门报道。
除培养人才之外，吴则虞还做了大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他点校整理的古籍有《晏子春秋集释》《清真集》《山中白云词》《白虎通疏证》等，编著的工具书、学术图书有《唐宋文学》《中国工具书使用法》《论包世臣》《续藏书纪事诗》等，这些学术成果，时至今日对研究者还有较大影响。
吴则虞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编纂的新《中国哲学史》，对后世影响较大。1961年夏《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的编写开始启动，到1963年三卷全部完成。参与编写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等单位，参与人员除吴则虞外，有王明、石峻、任继愈、容肇祖、汤一介、楼宇烈等知名专家学者。该书于196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此外，吴则虞还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文学遗产》《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清真词版本考辨（附版本源流表及清真集考异）》《皖人书录》《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杨雄思想平议》等多篇。
吴则虞晚年身体状况不佳，1964至 1965年，他在写给黄永年的信中多次提及“弟久病成废，日坐哭禅”“去年黄山抱病归来，至今未痊，终日偃息，书史尽废，可叹也”“弟病久不出门，查书艰难”（曹旅宁：《黄永年与心太平盦》，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等语，在这种情况下，吴则虞仍坚持卧榻读书著稿，“病中亲手写定《曼榆馆诗集》、《曼榆馆词》及《诸子校议》等稿本。不幸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逝世，终年六十五岁”（吴受琚：《悼念我的父亲——吴则虞教授》，《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4期）。
当年11月约20日，82岁高龄的冯友兰先后从他人及吴则虞女儿来信中得知吴则虞去世的消息，随信一并收到的还有吴受琚为父亲吴则虞所作《祭文》。1985年9月，吴受琚将父亲吴则虞的主要专著整理完成，致函冯友兰请其作序，冯友兰当即回复吴受琚，称其“做了一件大事”，但同时表达了“承命作序，本属义不容辞。奈年老精神不好，不能写作”。冯友兰未能为吴则虞著作集作序虽然是件憾事，但他对吴则虞给予了高度评价：“令尊谓此道权威，众所周知，其著作当行出色，自必风行，亦无需别人多说闲话也。”（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