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作为方法:再论赵树理文学研究
自赵树理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崭露头角以来,围绕其作品的批评、解读、研究和“重读”活动便未曾简断。在这一过程中,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革命范式”[1]奠定了赵树理研究的基础,它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主要从阶级论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所称的“重读”,指的是1990年代至今,在“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和“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范式影响下,针对赵树理的重新解读和研究,它们彼此对话、相互渗透,共同构成“重读”的意义链条。
“重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一种认知装置,通过“重读”,可以重新评价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学史定位,进而推动文学史版图的重新构建。正如唐小兵在谈论“再解读”时所言:“在重读过程中,原有的概念(例如‘民众’)逐渐获得新的内涵,历史的经验(例如‘白话文学‘运动)被转化为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而这一重新编码,不但可以帮助揭示出隐秘其中、甚至‘自然化’了的矛盾逻辑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把历史的印记深深烙进阅读行为本身。”[2]鉴于此,本文探讨如下几个问题:为何重读赵树理?重读是如何发生的?重读的对象有哪些?“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社会史”视野重读赵树理依据的理论话语和方法是什么?重读赵树理之于20世纪中国革命、社会历史、文学史的意义何在?
一、为何“重读”赵树理?
赵树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而矛盾的存在,其身上叠加着“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代中国”等多重面貌,不同的“读法”、批评和研究方法投诸其中皆能激起波澜。
赵树理之所以值得重读,首先取决于其独特的“通俗化”文学观。赵树理曾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3]赵树理的“通俗化”[4]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又有别于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等人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小调”[5]的特征。不过当时的太行山文化人并不认同通俗化,在1942年1月的太行山区文化人座谈会上,徐懋庸批评赵树理的创作是“庸俗化”和“旧派”作风[6]。直到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史纪言说:“虽然文艺界不给他立案,他却一直坚持。《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他读了非常兴奋,他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主张。”[7]写出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不久后,《李有才板话》问世,1943年12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在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李大章撰写专文,充分肯定《李有才板话》的政治性和大众化特征:“它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而又加上了新的创造”[8]。 1946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赵树理的《地板》[9]。这是延安地区首次介绍赵树理,报上附有《编者前记》,称赞《地板》“这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又有相当高度的艺术作品,是很难得的”[10]。1947年8月10日,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成果之一,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赞赏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民族新形式”和“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等特点,“赵树理方向”正式确立[11]。
然而齐声推崇的背后,赵树理文学的矛盾性也逐渐显露。这里的“矛盾性”首先指的是1940年代至1970年间,赵树理文学与批评话语、意识形态之间的龃龉和错位。以《邪不压正》为例,这是1948年10月赵树理成为“方向”作家一年后发表的作品。小说甫一刊发便引起争议:1948年底和1949年初,《人民日报》刊发了6篇读后感和争鸣文章[12]。为回应争论,赵树理特地撰写了《关于〈邪不压正〉》(刊于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自述《邪不压正》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避趋”[13]。这一“批评—回应”的范式,在后来的赵树理身上又时有重演[14]。
其次,赵树理与“人民文学”的制度规范(即通过重估“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来确认“人民文学”/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之间也存在错位。建国初期,赵树理作品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前者收入《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后者则是一部包括《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等作品在内的《赵树理选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少有的享有如此“双重礼遇”的作家。茅盾在其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中指出:“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做了分工。”[15]循此说法,1942年前成名的作家如丁玲、艾青等入选“新文学选集”顺理成章,但1942年以后才有“重要作品”问世的赵树理显然不在此列。那么,缘何诞生于同一年(1943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会被“割裂”开来对待?为了纠正这一“违例”,《编辑凡例》指出,1942年以前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显然,这两套建国前后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大型丛书,在面对如何“放置”赵树理的问题上颇费踌躇,或许编者已经意识到,仅凭“人民文艺丛书”不足以巩固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16]。
更显在的矛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赵树理的一系列“批判”。1950年,赵树理在担任《说说唱唱》主编期间因刊登孟淑池小说《金锁》而遭批评,最后不得不在《文艺报》公开发表两篇检讨[17];更大的风波则是1951年赵树理刊发于《说说唱唱》上的《“武训”问题介绍》一文[18]。赵树理再次触了火线,随后《说说唱唱》杂志以“编辑室”名义撰写了《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19]。这一年11月20日,丁玲(时任北京文艺界整风运动主任)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公开点名,批评《说说唱唱》“编辑者对于正在展开的对《武训传》的讨论的意义毫不理解”[20], 1958-1959年间,因连续撰文对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农民温饱等问题发表“异见”,赵树理在1959年冬天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作协内部批判;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曾经批判过赵树理的邵荃麟又转而称赞他[21]。
第三,从文学史叙述话语的衍变来看,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关系也存在扞格。如袁可嘉所言,“放眼看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22]。袁可嘉试图用“普遍性”的“人的文学”来含纳“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人民的文学”,以“中和”之道协调二者。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一文》的论述堪可对照,后者认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存在一种“媒介关系”:
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地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23]
上述说法折射着竹内好对东西方文学现代性异同的判断。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例,竹内好认为,“过去的文学”中作为典型的主人公总是和环境彼此对立,由此衍生出来的“个人英雄”具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现代文学的特征;但《李家庄的变迁》解决了“个人英雄”和时代背景的对立,赵树理文学因此“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竹内好这一判断蕴含对西欧现代性的不满,透露出日本昭和时期追求重构世界史的意识形态需求,即所谓“现代的超克”(或译为“近代的超克”)[24]。
实际上,赵树理在文学史的升降沉浮是受到某种“固定的座标”(竹内好语)牵制的结果——当座标移动,赵树理文学的地位就随之“动摇”。饶有趣味的是,与竹内好文章同期发表的还有日本批评家洲之内彻的《赵树理文学的特色》,后者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标准,批评赵树理小说缺乏对个人的心理分析。两位学者观点有别,但共同聚焦的问题都是如何理解文学的“现代性”。1990年代初,唐小兵、孟悦等海内外学者掀起了“再解读”思潮,重新接纳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延安文艺,以发掘其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再解读”打破了加诸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身上的“固定座标”,赵树理自然成为“重读”和“再解读”绕不开的对象。结合1950年代洲之内彻与竹内好的分歧,或许可以说,“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争的呼应和回响。如此,就不得不重审它们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赵树理文学的“重读”。总的来说,赵树理与“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当代文学的制度、范式等)之间存在错位。以上种种,便是赵树理文学之所以值得“重读”的缘由。
二、重读的方法:从“重写文学史”到“再解读”
“重读”赵树理文学,必定涉及“方法”的问题(如何重读、用什么方法、探讨哪些问题等)。其中“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针对“十七年”文学和赵树理的评价堪可回味。
首先看“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以降,“重读”和重新书写20世纪50至60年代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范例和体系的一场运动。受“新启蒙”思想的影响,“重写文学史”以文学现代化、审美现代性为追求,提倡“纯文学”和回归文学自身,有意拒斥政治、革命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说颇有渊源。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通过将现代中国纳入“共产主义日志”从而勾绘出中国革命的现代化特征,那么1980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说、“重写文学史”则借力于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而打造一套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线性时间观。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学人在会上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说[25]。1988年7月,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第4期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高潮。这一时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进入中国大陆学界,书中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长期被现代文学史所“压抑”的“非左翼作家”的挖掘,成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助燃剂”;而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其中对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亦从理论上助推了“重写文学史”的发生。
“重写文学史”的关键一环在于如何重读“十七年”文学。按照学者董之林的梳理,学界对此大致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十七年”是“政治运动频繁、完全没有思想自由和艺术民主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存在真正的文学,另一种认为“十七年”有可供借鉴的历史教训,不过这这一历史教训是在特定意义上才成立的,即“以那些作家作品偏离当时意识形态的程度,来确定其文学价值”[26]。赵树理文学恰好为后一种观点提供了例证。受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的启发,董之林认为在回顾“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和《讲话》的关系时,应将理论和小说的关系“倒置”过来:不是先有《讲话》才有“赵树理方向”,而是因为赵树理打破了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神话,才加深了我们对于《讲话》现代性的理解——这也解释了为何坚守西方启蒙话语的批评家会贬斥赵树理,认为其作品“落后”“老土”和“反智”[27]。
作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余音,陈思和的“民间化”文学史观也值得关注。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以下简称《民间的浮沉》)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陈思和借鉴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得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对“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构建了一套基于“民间立场”的文学史叙述话语。陈思和指出,在从五四“平民文学”到20年代“普罗文学”、30年代“大众文学”的历史衍变中,民间文化逐渐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视,并在1940年代以降的历史中与共和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冲突或融合。在这一文学史视域下,坚守民间立场的赵树理成为论述的典型案例。《民间的浮沉》一文对《“锻炼锻炼”》的解析颇为精辟,它颠倒了1950年代以来文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锻炼锻炼”》的“民间隐形结构”蕴含着“反抗”和批判力量:
这是一篇赵树理晚年绝唱。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那些为了强化集体劳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基层干部,不但作风粗暴专横,无视法律与人权,而且为了整人不惜诱民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作劳改犯来对持。像“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正遭遇的同情。[28]
和董之林的看法相似,这种基于“民间化”立场的文学史观颠覆了曾经占据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我们重新解读赵树理不无启发。
除了上述的“重写文学史”,还有以“历史化”为标尺的赵树理重读方法。“历史化”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理论方法,它延续中国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注重史料考辨和互证,“打破文本‘内部性’和‘审美性’幻觉,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方法转型”[29]。以洪子诚的《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30]一文为例,他将柳青和赵树理放在当代文学史内部作比较,认为柳青凭借其史诗性和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塑造,更靠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相比之下,赵树理则有所偏离。二者差别在于,赵树理固守中国传统社会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而柳青深受19世纪西欧、俄国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滋养,其笔下的《创业史》显然更为契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史诗性要求。由此出发,洪子诚对建国后赵树理文学的“升降浮沉”做出了深刻剖析。
进入19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战场转移至《今天》杂志(1991年于海外复刊)的“重写文学史”栏目上。经过了1980年代的社会、知识转型,“重写文学史”一派的知识分子、批评家逐渐从“新启蒙”战场上撤退,以孟悦、李欧梵为代表的学者援引“批判现代性”来取代1980年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线性时间观,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文学/审美现代性”。这意味着,“重写文学史”的关注点不再落于现代中国文学“如何”现代,而是究竟为“何种”现代性的问题——针对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重读”由此开启。
在由“重写文学史”所推动的知识转型及文学史叙述范式的转换过程中,“再解读”应运而生。“再解读”是在“新启蒙”影响下的文学史解读思潮,它发端于1990年代初期,借助西方左翼批评的启发,对1980年代的文化现代性追求做出批判和反思。这方面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为代表。这部文集收录了刘禾、黄子平等人撰写的10篇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2007年版增订为14篇),其中多数采撷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理论,试图重新激活《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潜在的“批判现代性”。作为高扬“反现代的现代性”[31]旗帜的文学史叙述,“再解读”将五四新文学视为左翼革命文艺的起点,由此贯通现当代文学史的不同阶段,重新确证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文艺的合法性。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在殖民主义时代就已开始——“追寻现代”(Searching for Modernity)本身蕴含了抵抗殖民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潜能。因此,五四启蒙运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沿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脉络展开的。“再解读”将“40-70年代文学”命名为“反现代的先锋派”(唐小兵语),旨在重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历史价值,凸显其“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来的批判性功能”[32]。不过也有学者批评道,“再解读”是“将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33]。不难看出,“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对“十七年”文学、赵树理不同评价的背后,是启蒙现代性与左翼革命意识形态两股力量的缠结。而“启蒙”和“革命”的错落与反复,实际上没有走出李泽厚(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提供了合理化解释)设下的理论视野[34]。
针对赵树理的“再解读”和“重读”,代表学者有李杨和贺桂梅。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以下简称《抗争宿命之路》)与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以下简称《转折的时代》)代表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抗争宿命之路》的研究对象为1942-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李杨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置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知识考古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成发展对应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与“反抗”。他追问的是,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种主要的话语类型(“叙事”“抒情”和“象征”)在何种历史文化情境是可能的?在此视野内,赵树理成为《讲话》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代表。李杨高度肯定赵树理对“民族形式”的继承和革新,不过他也批评道,《李家庄的变迁》“写到的许多过程,只能说是一些历史事件,而不是作为人物性格发展史的典型情节与人物之间构成相生相长的关联。这样,在作品的更深层次上,事件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貌合神离的断裂带”[35]。这一批评以西方现代长篇小说为准绳,恰好和竹内好是对立的。
如果说李杨从西方现代性视野出发,注重文本的意识形态,重视文学、个体和“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那么贺桂梅则从“反现代的现代性”切入,强调赵树理融合传统与现代、统合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小说观,试图挖掘其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在《转折的时代》中,贺桂梅要解决的是,为何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的探索会在“转折的时代”(1940-50年代)中断?对此,她给出了两种解答:第一,左翼文学体制化过程中的暴力因素(即“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到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规范的体制化过程中,政治批判方式、一元化历史价值理念造成的对‘异己’力量和因素的排斥”[36])导致了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探索的“中断”;第二,以洪子诚为代表的文学“一体化”论述无法有效阐释现代文学自身的难题,更无法回答为何新文学传统无法在人民文艺和当代文学中延续下去。正是在这点上,贺桂梅援引竹内好为理论支撑,以赵树理为例,尝试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论述鲁迅时,竹内好并没有将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当代文学)截然划分,而是看到鲁迅作为启蒙者和文学家在现代文学内部的“挣扎”与“胶着”。基于对洪子诚“一体化”文学史叙述范式的反思,贺桂梅将信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并置在“转折的时代”框架内予以审视。贺桂梅认为,在当代文学规范的创制时段,赵树理以其沟通传统和现代的通俗化实践,超脱了鲁迅的“挣扎”和“胶着”状态,成为茅盾所言“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37]。从这一角度看,《转折的时代》对赵树理的重读或可视为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和“东洋的抵抗”等话语的一次本土操演。
“反现代的现代性”对1980年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有所质疑。贺桂梅认为李泽厚将西方理性主义视为启蒙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忽略了对中国革命内部“现代性”的深刻认识。这是因为,《讲话》对延安文艺和工农兵文学的“规训”,与“民族形式”论争对当代文学的推动之间自一开始就隐含着矛盾:“40年代关于赵树理的‘发现’和‘命名’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种激进批评的可能性。”[38]赵树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构建了一种新的想象历史的方式,《三里湾》正是这一历史想象的产物,其乌托邦色彩显影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在《“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中,贺桂梅进一步将赵树理、歌剧《白毛女》等代表的“民族形式”指认为“社会主义现代性”[39]。有学者指出,类似的重读(“再解读”)并没有从革命的文化政治内部切入来分析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因此它们对1940至1970年代这段历史的内在逻辑及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论述还有待完善[40]。
三、“社会史”视野:“重读”作为认知装置
“重写文学史”“历史化”和“再解读”等文学史运动、思潮对赵树理文学的“重读”各有侧重。近年来李国华、赵勇等借镜西方文艺理论对赵树理展开的“重读”也颇有建树。赵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为标尺,视赵树理为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41];李国华则延续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42]的问题意识,探讨赵树理小说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结合朗西埃“文学的政治”[43]和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选取“农民”“说”“理”“世界”四个关键词,为赵树理量身打造了一套适切的话语方式。不过上述研究大多聚焦在赵树理的虚构文本,对其“非虚构”文本如鼓词、快板、政论、杂文、书信等涉猎较少,这就在客观上为“社会史”视野对赵树理的重读留下了空间。
在彼得·伯克(Peter Burke)看来,“社会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方法,是西方历史学界为了摆脱“兰克”派史学(其特点是侧重国家、忽略社会)为主导的政治史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大规模转移,从传统的政治史(叙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转向社会史”[44]。“社会史”研究有拒斥抽象的宏观结构、注重社会、历史发展微观层面的倾向。很多人容易将“社会史”(social history)与“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相混淆。实际上,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社会学则归属于社会学。作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二者分享相同的理论资源,区别在于,“社会史”关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45],注重“运用事实、例证、考据等方法还原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历程”[46],“历史社会学”则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延续和转型的机制,以及人类社会行为和制度的原因及模式”[47]。
围绕现代、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已有相对成熟的实践,比如德国学者任文浩(Felix Wemheuer)《冲突与变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史,1949-1976》一书就突破了“微观-宏观”的对立框架,对毛泽东时代(1949-1979)的阶级、性别、民族性和城乡分化等问题展开“社会史”研究[48];《开放时代》杂志从2010年第3期起陆续刊发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专题,引起学界关注。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化—社会”和“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已有丰富案例。“社会史”视野作为一种新兴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历史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从概念的界定来看,“社会史”视野区别于作为文学外部研究的“文学社会学”,后者关心的是作品的非文学层面,强调文学产生的社会总体条件和环境,对文学形式的关注微乎其微[49]。此外,它也有别于再现论式的、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和表意活动,本身即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研究与“社会史”视野天然地具有联系。按学者倪伟的说法,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并非“把社会史看成一个与文学相区别的知识领域”,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文学自身亦参与其中的有待不断重建的开放场域”,因此强调“社会史”视野,就是注重“文学研究自身的开放性及其社会介入性”[50]。
近年来,学界提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51],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和“历史化”等文学史叙述范式形成了有力的对话。“社会史”视野蕴含着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文化及其所内嵌的社会—政治—情感肌体”[52]的再审视。在此论域下,由“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53]牵头,学界从2014年起至今共举办了6次专题学术研讨会,讨论对象分别为赵树理、丁玲(两次)、柳青和李准[54]。
“社会史”视野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意图并非为了推翻先前研究,而是旨在“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 [55],由此建立一种“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理解框架”[56]。1942年以降的“当代文学”以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相互依存为前提,其文学书写既孕育着革命的可能性,也包含了革命的困境和难题。因此,“面对这些基于‘内嵌’视角的文学书写和经验记录,不能只满足于文本表面提供的‘内容’,更需深入它们所嵌入的那个社会过程和社会构成的内里”[57]。在此前提下,“社会史”视野自然不拒斥包孕在20世纪中国文学内部的“文学—政治”内容,它试图重新解释此前由革命的合法性和新文学的先进性主导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防止固化和机械地看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革命和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议题。
从“社会史”视野出发,20世纪中国革命就不仅仅是政权更替和党派斗争的进程,而体现为社会结构、情感记忆、集体意识和日常生活的衍变,“社会过程和社会构成”内在蕴含的情感经验和精神状态借此得以激活。比如,在“社会史”视野的观照下,“十七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如《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等就不能简单地归为“政治—文学”的产物,它们凝聚着作家对社会革命、生活变迁的深刻体认和观察,是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文学镜像。脱离了对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语境的理解,“人民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的内涵也就无从说起。这方面的例子有罗岗从合作化劳动和工分制关系透视《“锻炼锻炼”》的“文学式结构”和“伦理性法律”的文章[58],以及程凯从基层民主政权、乡村革命文化权力运行机制切入对《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中干部、群众和中共政权关系的论述[59]。“社会史视野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在贺照田与何浩主编的《社会·历史·文学》[60]一书和“新解读丛书”[61]中得到集中展示。可以说,“社会史”视野的兴起,为摆脱机械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文学—政治”的张力结构(尽管这一结构也囊括了“革命”“历史”“现代性”等内容)之外,“社会史”视野提供了“第三条道路”。那么,从“社会史”视野出发如何“重读”赵树理呢?
实际上,赵树理文学本身就内嵌着一种“社会史”的视野。这是因为,赵树理在不同时期写下的政论、书信、演讲、杂文等“非虚构”文本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史”内容,与其文学创作形成深刻的历史互动。比如他在1948年写的一组关于土改的“短论”不被先前研究者所注意,但通过“社会史”视野就能发现,这组文本实际上包含了关于“土改”的丰富的社会史内容,对它们展开重读,可以构成探讨赵树理土改叙事的一条有效途径[62]。此外,从1930年代起,赵树理就开始践行“通俗化”文艺,他和“民族形式”讨论、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土改、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都可纳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的“时空体”内部予以考量。基于此,我们得以将赵树理的作品视为一面反映和审视现代中国及其当代文学等关键议题的“镜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重读”。
不过,一味强调文学的“社会史”内容容易陷入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这是因为,在将文学“内嵌”到当代历史进程与现实结构内部并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时,“社会史”视野仍要面对和妥善处理“文学形式”的问题。如陈培浩所言,文学的“历史化”要求“再阐释并建立新的知识表述”,“还特别要求以文学为方法”[63]。“以文学为方法”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注重“社会史”“历史化”时忽略作品的“文学性”。因此,需要“探索一种政治实践—社会生产—文艺生活相互联动的整合性视野”[64]。循此来看,“社会史”视野还可以和叙事分析相结合,从而在方法论层面与作家的文艺实践构成“重读”的“三元组件”,比如以叙事分析作为中介,就能有效地沟通、平衡赵树理文学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关系[65]。
总之,从“社会史”视野出发重读赵树理,既有别于传统/现代、通俗/精英、城市/乡村、革命/启蒙等二元对立的论述策略,又异于以文化研究“关键词”为手法分析其小说的“文学—政治”结构的做法(如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赵树理文学与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层互动。
结语
文学需要“细读”,更需要“重读”。“重读”有助于对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定位等进行重新评价,乃至重构文学史版图。倪文尖认为,“我们读赵树理,却没有读赵树理的‘读法’”[66]。赵树理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缺席,为现代小说的阐释学制造了“障碍”。因此无论是“故事”“人物”“环境”,还是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等“读法”,在面对赵树理文学时都会显得困难重重。1940年代至1970年代,针对赵树理此消彼长的“批判”构成了“重读”的基点,其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启蒙意识形态间的缠结,是后来的一系列“重读”绕不开的对象。1990年代以降,“重写文学史”运动对赵树理的再评价、“再解读”关于树理文学现代性的争论,以及近年来“社会史”视野对赵树理文学的重新挖掘,构成了一组互相关联的认知装置,形成赵树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意义链条。透过这些“重读”,能更好地理解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赵树理与革命文艺研究”(21CZW05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2024RC04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关于中国文学史“革命范式”的讨论,参照贺桂梅:《“重写”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2]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增订版),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74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4] “大众化”“通俗化”这两个概念在20世纪30、40年代抗战救亡背景下存在混淆与互用的现象,此处采纳“通俗化”这一赵树理惯用的说法。赵树理用“通俗化”代替“大众化”始于1934年,他在1941年7月与好友王春在《新华日报》社内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宣传新文学“通俗化”的主张。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一般使用“通俗化”。参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第10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张霖:《赵树理与新文学的通俗化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9年第2期。
[5] 董之林:《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6] 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7] 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1980年1月号。
[8] 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革新”2卷6期,1943年12月出版。
[9] 《地板》原载太行文协主编《太行文艺》第1卷第2期,1946年4月1日,《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6月9日第4版转载。
[10] 《地板·编者前记》,《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6月9日,第4版。
[11]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第2版。
[12] 《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读后感是: 1948年12月21日韩北生《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和建议》和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四篇争鸣文章分别为:1949年1月16日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而东的《读了“邪不压正”》,乔雨舟的《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这些文章对《邪不压正》褒贬不一。此外,批评声音更为尖锐也更具理论意识的是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第5版)和《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光明日报》,1950年2月26日)。
[13]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第5版。
[14] 比如《文艺报》1959年组织了针对《“锻炼锻炼”》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讨论最后以王西彦的“保卫”立场落幕。王西彦写了《〈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文学内部矛盾》一文,声明自己愿意“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见细言(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15] 《编辑凡例》,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赵树理著:《新文学选集第二辑·赵树理选集》,第6页,北京,开明书店,1951。
[16] 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17]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50年5月25日;赵树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文艺报》第2卷第8期,1950年7月10日。
[18] 赵树理:《“武训”问题介绍》,《说说唱唱》第18期,1951年6月20日。
[19] 编辑室:《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说说唱唱》第19期,1951年7月20日,后易题为《“说说唱唱”编辑室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一文的检讨》刊于《人民日报》1951年7月28日,第2版。
[20]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0日,第3版。
[21] 洪子诚:《1962年大连会议》,《材料与注释》,第64-1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2]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大公报》(天津)副刊“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23] [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晓浩译,第428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4] [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第129-1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25]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6]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上),第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7] 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8]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29] 陈培浩:《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刘江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概念语境及其实践》,《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30] 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31] 关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参照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32] 韩琛:《“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33]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34] 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第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5]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90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36]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绪论”第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7]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卷第10期,1946年12月。
[38]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第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39] 贺桂梅:《“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0] 张春田:《从“新启蒙”到“后革命”——重思“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41] 赵勇:《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4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3] 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SubStance,Vol.33,Issue 1(2004),pp.10-24.
[44]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李康译,第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45] 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年第3期。
[46] 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7] 何平编著:《西方历史编纂学史》,第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8] Felix Wemheuer,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Conflict and Change,1949–197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49] 方维规:《“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3期。
[50] 倪伟:《社会史何以作为视野?》,贺照田、何浩主编:《社会·历史·文学》,第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
[51] 《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和2020年第5期分别刊登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笔谈文章。前者“编者按”有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社会史的视野,不仅是新方法的拓展,也是新的文体意识的推进,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践所展开的广阔的社会变革背景密切相关。”见程凯等:《“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倪伟等:《“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之二)》,《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52] 朱羽:《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53]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倡导的“社会史”视野,“希望在对历史中‘人’的状态加以充分体察和剖析的基础上,探索、把握、呈现当代文学、思想、精神、政治、社会、生活的感觉构成逻辑与经验构成方式”。见何浩:《“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54] 6次专题研讨会依次为:(1)“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学术会议(2014年11月15日-16日,北京);(2)“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丁玲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31日-11月1日,北京)(3)“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柳青为中心”学术会议(2017年10月21日-22日,北京);(4)“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李准为中心”学术研讨会(2019年11月16日-17日,上海);(5)“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周立波为中心”学术研讨会(2020年11月20-21日,上海);(6)“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丁玲为中心”学术会议(2023年9月23日-24日,上海)。
[55] 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56] 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57] 程凯:《社会史视野与当代文学经验的认识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58] 罗岗:《“文学式结构”与“伦理性法律”——重读〈“锻炼锻炼”〉兼及“赵树理难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59] 程凯:《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
[60] 贺照田、何浩主编:《社会·历史·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
[61] “新解读丛书”包括:贺照田、何浩编:《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贺照田、何浩、李超编:《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何浩、全亚兰编:《重读周立波——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李娜、李哲编:《重读李准——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何浩:《与现实缠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周边》,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程凯编:《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柳青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62] 参考林培源:《“有法”与“无法”之间:论“驻村群众运动”与赵树理1948年的土改“短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63] 陈培浩:《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64] 朱羽:《历史、形式与文化政治——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构造》,《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65] 参考林培源:《从说理、算账到劳动互助——论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林培源:《从“下乡”到“表明态度”——论赵树理与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
[66] 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林培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