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际遇笔下的章太炎
《黄际遇书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书影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以《民报》宣扬暗杀为理由，下令禁止《民报》发行，并对主编章太炎进行审讯、判决和拘留。章太炎此后没有工作，于是将学生们聚集在大冢村，讲授《毛诗》及段注《说文》。黄际遇从这时起，成为了章太炎的门生。
黄际遇日记中的章太炎
黄际遇在《因树山馆日记》中回忆他拜在章太炎门下的经历：
《民报》被日本没收时，先生（章太炎）诘逻者以犯例主名。曰：“扰乱治安。”先生曰：“贵国之治安乎？敝国之治安乎？”曰：“日本之治安。”先生复曰：“予之文章，中国人士尚鲜能句读之，贵国人断无能读者，乌从而扰乱日本之治安也？”逻者无以应之，亦无解于文字之狱。而先生于是无所得食矣，穷蹙日京曰大冢村者，聚亡命之徒十数人，授以《毛诗》及段注《说文》，月各奉四金为先生膏火，际遇之及先生门自此始也。每列坐授书，以二小时为率，言必古音而土音不改，行必称古而边幅不修。从游之士窃笑之，先生不顾也。一卷未终，语侵康有为已数次……
在这段日记里，黄际遇记录下章太炎为人与授学的若干鲜活细节，使之在读者心中更加“立体化”。如说到日本警察没收《民报》时，章太炎面对警察“扰乱治安”的指控，巧妙设问，区分了“贵国之治安”与“敝国之治安”的界限，以其文章的阅读受众限制，直接反驳了扰乱日本治安的指责，可见章太炎倔强不屈与思维敏捷的特质。
再如章太炎授课时，常连续两小时端坐讲授，“言必古音而土音不改，行必称古而边幅不修”两句，勾勒出一位饱学渊博、执着却略带迂气的老学者形象。“一卷未终，语侵康有为已数次”的细节，则深刻反映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分歧。章太炎主张革命是从民族思想出发的，反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借三统改制之说来主张变法，故在授课过程中多次针砭康有为的观点。
黄际遇与鲁迅、许寿裳是同门关系，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间多有交叠，且都曾向章太炎问学，但并不在一起上课。据许寿裳回忆：
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达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遏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
鲁迅、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人跟随章太炎问学是在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发行之前，黄际遇则是在《民报》停止发行之后。
从“揭橥救学弊论”到校订《三字经》
1933年5月25日，黄际遇在报刊上看到马相伯与章太炎的联名通电，于日记中记载：
近九十四岁之马相伯与章太炎联名通电中有曰：“欲专恃长城则无秦皇之力，欲偷为和议并无秦桧之才。”老人家尚有生气。太炎先生“揭橥救学弊论”，即去夏来青时面为际遇言者。谓今之学校先宜改制，且择其学风最劣者悉予罢遣，而主张以史学为本，不能行其说，则不如效汉世之直授《论语》《孝经》，与近代之直授《三字经》《史鉴节要》，尤愈于今之教也云云。
马相伯与章太炎的联名通电见于上海《时事新报》1933年4月28日第9版，题为《马相伯章太炎警告国人：勿幸小胜而忘大虞》。章太炎的抗战言论和马相伯非常一致，两人联名通电数次，大意均为反对日寇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并对当政者提出警示。
黄际遇由此联想到章太炎“揭橥救学弊论”，因为章太炎的联名通电和“去夏来青时面为际遇言者”都与保卫东北、捍卫领土完整相关。“去夏”即1932年的夏天，5月28日下午章太炎“应主席韩复榘之招待后，当晚即赴青岛”。次日，章太炎在青岛大学演讲，黄际遇主持并担任翻译。臧克家是当时演讲的亲历者，他回忆说：“章太炎就曾在我们学校演讲过，用粉笔把讲题写在黑板上，清楚地记得那四个白字：‘行己有耻’。那是批评蒋介石不抵抗而放弃东北的。”
黄际遇从章太炎“揭橥救学弊论”所说“不如效汉世之直授《论语》《孝经》，与近代之直授《三字经》《史鉴节要》”，考虑到“今庠序之间，舍本逐末，诚可隐忧，亦非先生诊方可治也”。为了家塾子弟在读书时有一本“范本”，黄际遇开始计划重校并书写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
1933年5月27日，黄际遇与游国恩“校章订《三字经》各字，欲端楷付印，为小子读本也”，黄际遇开始重校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直到12月中旬结束，花费将近半年的时间。
1934年6月14日、16日，黄际遇收到上海世界书局总管理处秘书、经理陆高谊来函：“《三字经》已印就。”黄际遇收到《三字经》的样本后非常喜爱，于7月5日“夜谏泽丞、叔明来久谈，善基来，各赠以《三字经》一册”。7月6日，“柬陆高谊谢代为印《三字经》千部，直九十五金，并柬张奋可代付书款”。7月17日，“奋可付来《三字经》三百部并附长函来”。
此后，这部《三字经》成为黄际遇赠予好友亲朋的礼物，在黄际遇的交友圈中流转。
日记中的敬意和哀思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胆囊炎、鼻衄病与气喘病并发，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溘然长辞。
章太炎逝世后，社会上纪念文章频出。鲁迅在《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对于章太炎逝世一事，黄际遇没有公开发表纪念文章，只是在章太炎逝世次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敬意和哀思：
报来，惊悉章太炎先生以昨晨（六月十四日）八时十分殇于苏寓，东南文星坠矣。昨日之朝，因论少年著述事，胪举五人，唯先生在焉，乃适为先生易箦之时也，精气之感或不尽然，而事迹之合有如是巧。南天孤馆，北首倚庄，谨记所知，以志永事。
章太炎先生，名炳麟，初名绛，犹顾炎武之初名亦“绛”也……辛亥归国。壬子参预枢密南京，视天下事益不可为……而其学已隐然为一代大师。诵习师说者，远及陬滋。时祭酒大都学会，屏足瞻听者恒如堵墙，旋重又稍稍散去，信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壬申八月，一至胶州，际遇躬侍先生都讲大学，已龙钟不能宏讲教化矣。比年主讲苏州时，仍出其政论，多所匡弹。明理致用，儒之行义，有如此者。非蒲轮殊礼所能易其操也。然道之不行也滋甚。今竟以六月十四日殁于苏寓。电传矣，岁行在。
对章太炎的革命生涯，黄际遇是极其推崇的，说他少读《东华录》等书即抱种族之痛、“创《国粹周报》，多以学术之隐谛，发国姓之幽光”，说他辛亥革命后“视天下事益不可为……愤嫉招尤，疯狂贻诮”等。
在黄际遇眼里，章太炎是个集革命精神与深邃学术造诣于一身的大学问家。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